“鬼使”与“神差”的命运博弈

——从郭嵩焘和陆奥宗光看近代中日外交 十九世纪是人类历史风起云涌、外交争斗错综复杂的世纪。中国和日本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中日国运的沉浮，其实也是外交角力。同样面对船坚炮利的西方列强，同样面对内外享困的生死关口，如何利用外交斡旋趋吉避凶？     

民国“学人外交”现象之解读

民国时期诸多"学人"任事于外交,此乃近代中国外交人事结构变动的新景观.这一变动打破了长时间以来职业外交官对外交界的垄断,造成了人事结构之重组和"学人"自身角色的转换,并引发了他们与职业外交官在外交理念上的矛盾冲突.而这些变化则与当时国内社会生态以及现代外交发展相关联.     

吉田茂与“田中外交”关系论

吉田茂作为日本当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主要得力于他在战后长期担任日本内阁首相时,为全面重建日本、尤其是为复兴日本经济上所做出的历史性功绩,但,吉田茂在战前作为日本的职业外交官、著名的“中国通”,其与“田中外交”的关系,却未曾引起今人的重视,因而有关研究成果也不多     

《朝鲜策略》“结日本”问题辨析

"结日本"是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为朝鲜开具的救时良策,前承"亲中国",后续"联美国",达致"图自强",形成一个完整的外交构想。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在《朝鲜策略》的研究上成果颇丰,评价甚高,但对"结日本"问题的研究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事实上,《朝鲜策略》所提"结日本"问题,明显是与清政府此期的对朝政策相抵触的。这与何如璋、黄遵宪对朝策略的整体构想、清政府外交官选派机制的缺陷、总理衙门的权威性不强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朝鲜策略》的历史地位必须重新评判。     

周锡瑞与美国“失掉机会论”

作为美国中国学研究领域重要代表人物的周锡瑞教授,在1974年编辑出版了《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报告》一书,其中保留了许多国民党与共产党对峙时期美国对华关系的珍贵资料,成为研究20世纪40年代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史料,是美国反思对华关系的"失掉机会论"的又一力作,为推动20世纪70年代中美恢复外交关系提供了历史参考。     

“黄祸论”与日俄战争期间的日本外交——以人种意识为视点

三国干涉与"黄祸论"曾一度加重了日本的人种意识忧虑。当日俄战争临近,面对再度喧嚣的"黄祸论",为避免引起列强的猜疑与干涉,日本极力在舆论和外交上消除"黄祸"的不利影响。但另一方面,像对俄军事活动中利用人种意识为其服务那样,继续通过宣扬"同种联合"论调对中国进行接近与渗透,无疑有利于其扩大和独霸在东亚的利益。日本这种针对东西方时呈现出的两面性人种意识,在随后的对外侵略扩张中多次体现,成为其战败前实用主义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     

中日外交“新思维”与历史问题

国内有人主张要用"新思维"审视中日外交,并认为中日关系中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即使有,也可以搁置起来,国人不必揪着历史问题不放,要抑制中国"狂热的民族主义",期得与日本的合作,以制衡美国.作者对中日外交"新思维"与历史问题的主要方面作了初步分析,认为发展中日友好不应该也不可能绕开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     

冷战期间美国中东公众外交的困境

美国在中东的公众外交始于二战期间,其活动包括宣传美国的中东政策,反击中东反美宣传,介绍美国文化、价值观念、自由市场经济和西方民主制度等,目的是拓展美国在中东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实现其中东利益。二战后,美国历届政府在中东的公众外交上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设立公众外交部门,建立信息文化中心,并由公众外交官负责开展具体活动。美国的中东公众外交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曲折发展,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渐成熟。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其活动逐渐减少,影响力日渐式微,最终于90年代末跌入谷底。冷战期间,美国的公众外交官在中东公众外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这些外交官也关注诸如美苏宣传战等议题,但是阿以冲突才是困扰他们的首要议题。同样,阿以冲突也是严重削弱美国中东公众外交成效的核心因素。     

消解与“死亡”——后现代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后现代小说家不仅在认知与价值层面上对"主体论"、对传统意义上的"人"作了否定与解构,与之相适应的,在艺术表现方面,同样也借助于人物的"不确定性"以及语言自身的力量对形象本身作了颠覆与否定.一句话,在后现代小说中,人物"也得死去".道理很简单既然"一个推崇个人的时代"已经结束,那么,以颂扬人物或以人物为主体的小说应该完全属于过去.     

从"球案"看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差异

"球案"是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围绕琉球的归属权的争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看到亚洲古老的宗藩关系势必被时代所淘汰,处心积虑地要确立对中国的藩属国琉球的领土主权。这是日本对国际形势加以分析以及对近代国家观念有一定认识的情况下采取的行动。而中国清政府依然固守着宗藩关系的陈规,寄希望于西方国家体谅自己保卫属国的责任而干涉日本吞并琉球的行为。"球案"折射出近代初期中日外交理念的重大差异,这种外交理念的差异实质上反映了中日两国面对西方国际体系的冲击所做出的不同反应及其迥异选择。     

19世纪初叶面对西洋宗教的朝鲜、日本与中国——以“黄嗣永帛书”为中心

从李朝朝鲜时代著名的"黄嗣永帛书"事件说起,这里叙述的是19世纪初叶朝鲜、日本和中国在应对西洋宗教时呈现出种种不同的历史现象.重心是想通过19世纪初面对西洋宗教时的不同策略,观看同属于所谓"东亚"的三国在政治、社会与宗教上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是如何导致面对西洋宗教时策略的差异的,因为这种差异还会多多少少影响到此后三国面对西洋"坚船利炮"时的不同态度.同时,还特别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如何重新评价近代史研究中的所谓"冲击-反应"模式;二是同样面对西方"冲击",需要追问为什么东亚诸国会各有各的"反应";三是如何在全球史背景中,重新审视近世"东海"即中国、日本以及朝鲜之间,由于加入了西洋因素而变得复杂和交错的历史.     

民国职业化外交成效的检验——以陈介外交活动为考察中心

职业外交官陈介的出现是民国近代外交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的体现之一。在对外交涉上，陈介积极务实，多种策略的推进中国外交发展，切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陈介的外交工作对民国外交运作产生了积极作用，从事外交工作对陈介的个人命运又产生很大的影响。陈介外交活动的价值在近代中国大的历史背景下得以彰显，二者互动明显。作为民国职业外交官的代表之一，陈介的外交贡献也是民国政府努力推进近代外交体制的成果体现。     

我被誉为“大使医生”

外交战线历来是中国革命建设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从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陈毅开始,到乔冠华、钱其琛……中国的外交界英才辈出,他们对国家的贡献可歌可诵。但由于外交工作的特殊性质,许多重大历史事实的真相和经过,仍是多数人眼中的谜团,外交人员在海外生活、工作的苦辣酸甜也鲜为人知。从本期起,我们请卸下重任的老外交官们为我们妙笔生花,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对过去、对未来,风物长宜,放眼打量。     

论一战外交与中国

一战时期,交战国和中立国的外交都是自私的,非正义的。中国作为中立国参战是被日美两国拉下水的。日美对中国的态度虽然不同,但实质上都在损害中国利益。中国作为战胜国在外交上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落后。而赴欧美会议的中国外交官不应承担外交失败的责任,相反,他们的外交斗争精神则应当适当肯定。并给以一定的历史地位。     

日本战略与中日关系

对政治大国的追求是以往日本的总体目标,但对国家全面的外交战略的研究和思考,是在小泉纯一郎执政的时候.2002年11月28日,日本提出了一份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将日本放在大的国际环境下进行分析,全面分析了当今国际形式的特点,提出了日本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任务.进入小泉时代,中日之间的矛盾成扩大趋势,这不仅影响日本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中国的发展.     

90年代“安保体制”框架外的日本安全关系

90年代,日本除了仍把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作为本国安全的核心支柱加以维护外,也积极开展双边及多边外交,并积极参与世界性安全问题的解决。这种外交努力不仅有助于日本的安全,更重要的是借此树立日本和平大国的形象,在新的国际秩序的形成中,确立日本的大国地位。一、重视亚太地区中的双边安全关系日本作为亚太国家,在安全外交中历来十分重视亚太地区。日本每年一版的《防卫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都要列专题阐述日本周边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军事动向,诸如苏联、美国、中国和其它国家等。作为主要执政党的自民党对亚太安保问题也极为重视。1996年…     

侨词来归与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

在中、西、日文化互动过程中，有一批汉字术语经历了从中国古典词一传输日本一日本借以对译西洋概念，使其内涵发生近代转换转换后的该汉字术语又传输回中国。此种“侨词来归”，正是中日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东渐而发生互动的一种表现形态。本文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阐述此一论题。     

北洋政府“联美制日”外交及其困境(1920—1924)

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形成美、英在太平洋地区共同对付日本的局面。这对中国抵制已成国家命运重大威胁的日本侵略,是有利的国际条件。以此为依托,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一改此前皖段政府所为,宣布实施与美国及协约各国一致行动的外交政策,得到美方积极回应。"联美制日"外交取得重要成果:通过联络美国及与之结盟的英国,中国成功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国际安全机制,开始受到《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为核心的国际公约保障,外交上不再孤立,并因此赢得一段应对日本大规模侵略的准备时间。北京政变后,直系失去对中央政权的控制,"联美制日"外交受挫,这为日本扩大侵华目标提供了方便。直到济南事变发生,中国才重新回到联络美国抵制日本侵略的外交轨道。     

安倍“摆脱战后体制”的外交战略

2012年12月26日再次组阁后的安倍晋三积极推行"战略性外交",并为其外交设定了三重战略目标,即"摆脱战后体制"、建设"强大的日本"、确立日本的领导地位。为此,安倍政府采取了绑架美国、稳住俄罗斯、对抗中国、拉拢地区中小国家的战略布局,并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安倍的外交突进影响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并造成地区局势的动荡不安。     

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与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研究——以“吉田主义”、“综合安全保障战略”为中心

使用诠释研究方法,在综合历史事实与日本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析战后日本外交战略与日美同盟"非对称性"的关系。"非对称性"前期使得日本得以安心发展经济,完成战后重建和经济腾飞,中后期则促使日本重视自助能力的建设、扩大政治影响力。所以日美同盟的"非对称性"既可以是日本外交战略的重要资源,又可以是影响其发展的重要隐藏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