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部农书看元朝农业生产

长期以来,元史研究中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由于对蒙古统治阶级施行的民族压迫的反感,而把当时社会看作一个黑暗的时代;一种是由于研究的欠缺,而认为当时社会经济基本上没有什么发展。实际上,历史的真实并不如此。我们只要“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列宁语),便会发现,元朝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和科学技术的     

元代在西域屯田之原因及条件探析

元代在西域的屯田虽然时间非常短暂,但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是显著的。元朝之所以能够在西域开展屯田,与当时统治者统治西域的指导思想有着很大关系,忽必烈对屯田事关元朝在西域统治基础的重要性认识,加之当时西域严峻的军事形势,是导致西域屯田的直接原因,而元朝政府为稳定西域采取的一些行政、军事措施,客观上促成了西域屯田的开展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元朝的玉典赤与八刺哈赤

前言玉典赤(Egndeci)、八刺哈赤(Balagaci)均为元朝怯薛的职掌。虽然二者都是门卫,但玉典赤在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期负责守卫宫门,到了忽必烈汗时期负责守卫中书省省署出入口;八剌哈赤则是出现于窝阔台汗时期的法薛职掌,当时负责城门的警卫,在忽必烈汗时期是大都、上都城门的警卫。     

明初诗歌中的“元朝情结”——兼论明代文学的分期

出于政权合法性的述求,明初统治者高调倡导“元正统论”,明初文人诗歌中的“元朝情结”与统治者的“元正统论”有密切关联,而明初各族属群体对“元朝情结”的表达,情形各异,特征复杂：明初上层精英对元朝的眷慕和上层贵族对元朝的猎奇情绪;元遗民群体对元朝的哀悼与伤怀情绪,这其中色目、蒙古族群及汉族文人各因明初的统治政策而表现出不同情形的感怀情绪;而明代普通士人的“元朝情结”甚至在明代中叶还隐隐若现。迟迟不能退去的“元朝情结”致使明代文学的真正更张迟至明嘉靖时期。一定程度而言,明初上层统治者及上层精英的“元朝情结”对明代文学的分期有着较为内在的深远影响。     

元末山西镇戍补述

有元一代 ,山西地区的军事镇戍经过一个不断演变的发展过程。元朝末年 ,河东山西的镇戍活动表现出与大蒙古国时期、元朝初期绝然不同的明显特征 ,特别是在元统治者大量调兵外出征戍与地方军阀勤王涌入的军事形势下 ,山西地区的镇戍活动不断发生重大变化。本文在有关元末统治集团对山西地区的争夺及其作用的讨论基础上 ,进一步对元朝末年河东山西的镇戍活动做一补述。天历元年 ( 1 32 8)七月 ,泰定帝崩于上都 ,朝中权臣倒剌沙和乌伯都剌在上都 ,纠集辽王脱脱、梁王王禅 ,准备拥立泰定之子即位。当时 ,佥枢密院事燕铁木儿留守大都 ,实掌军权 ,…     

抗战前湖北农业发展水平估计

近代以来至抗战前,湖北人口、耕地面积较前有所增长;农业种植面积、总产量和亩产量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长;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了;农产品的出口增长迅速。湖北以较少的耕地,中等的人力及投入,获得了较好的农业产出水平。从当时来看,湖北农业总体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列。     

论电子遗嘱的法律地位及其效力规则

我国现行《继承法》是1985年颁布实施的,因受到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以及立法者的前瞻性和当时物质生活水平等诸多因素的局限,故尚未对电子遗嘱的效力作出规定。在科学技术水平迅速发展、电子技术广泛运用的新时代,其调整能力的不足已经逐渐显现出来。立法应当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因此,应当进一步完善遗嘱的形式,增加电子遗嘱的相关法律规定。     

元代西藏地方政教关系变革新论

西藏自13世纪中期被正式纳入元帝国版图,元朝中央对西藏地方实施了有效的治理和管辖,设置宣政院机构并以帝师兼领院事;在西藏地方设置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封授有实力的地方实力集团为万户等。元朝对西藏地方的直接治理和萨迦派为首的藏传佛教上层在元朝扶植下的政教合一形式的统治对其后700年的西藏乃至整个藏族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元朝中央对西藏的管理形式也成为明清两代中央王朝统治西藏的滥觞。     

元代达鲁花赤用人述论

本文是对元代达鲁花赤用人的专题研究。作者分析论证了大蒙古国时期任用达鲁花赤并无民族界限;忽必烈至元以后革罢汉人、女真、契丹为达鲁花赤者,专任蒙古、色目人为达鲁花赤,是元朝四等人制度的一部分;达鲁花赤用人的变化,是蒙古统治者占领中原后汉人不断反抗的形势决定的;笼统地说元朝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是不确切的。     

元大都的酒和社会生活探究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作为元朝首都的大都(今北京),其居民包含多种民族成分,以汉族、蒙古族为主,同时还有许多其他民族。大都的社会生活因此呈现出丰富多采的形态。从当时大都流行的各种酒,也可以看出元代各民族之间互相影响、融合的情景。     

有名的胡同三千六——北京胡同名是咋起的

北京的文化与胡同密不可分,每一个北京人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都在这弯弯曲曲的胡同里上演。胡同,就是北京人的精神家园。说到"胡同"一词的由来,至今有几种说法,但都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有关。第一种说法是:蒙古语称城镇为"浩特",大家熟知现在我国内蒙古省会名称是"呼和浩特"。蒙古人进入中原后,建元朝,将北京作为大都,便按照自己的习惯,将中原城镇街巷也称为"浩特",     

元朝对鄂西南民族地区的统治及其影响分析

元朝鄂西南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建立,上承唐宋时期的羁縻州县制度,对当地的经济、交通和民族关系等的发展都有着积极影响,也为明代和清雍正前期土司制度在该地区的进一步完备创造了条件,是一种符合当时实际的有效的统治方式。同时,元代蒙古族、汉族和白族等民族的逐渐迁入,可以看作是本地区民族融合的初始阶段,为明清时期当地民族格局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对于元朝在该地区的统治历史地位及其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我们应该给予充分肯定。     

元朝对日本的东征及其失败

元朝五次遣使日本,二次东征日本,均遭失败。日本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海洋性气候是元朝惨败的客观因素;元朝军队作战部署失当、人民存在厌战心理、元朝对日本东征的非正义性则成为元朝东征日本失败的主观因素     

俄苏的《蒙古秘史》研究

1866年,《元朝秘史》第一次为俄国、欧洲学者所了解,当时,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道团团长、大主教帕拉基·卡法罗夫在使团的《俄国北京传教会教士著作集》第四卷中,发表了《元朝秘史》(即十五卷本总译部分——译者)的俄文译本。译文的导言部分介绍了《秘史》在中国的起源和转译情况,注释部分对特殊的汉字作了说明和注解。那时,卡法罗夫虽然只看     

蒙古族元散曲作家隐逸思想产生的渊源

蒙古族元散曲作家隐逸思想产生的渊源杨泉良，刘晓峰在元朝，蒙古族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有着诸多的特权。虽然统治者视文人为下九流，但元朝蒙古族散曲作家并没有因此受贬和受歧视，多数担任官职。可以说，元朝为蒙古族散曲作家施展才能，实现抱负提供了最广阔的天地。...     

元代大运河修治原因探析

京杭大运河作为世界上最长的人工河,是我国历史文明的象征,是我国可流动的历史遗产.大运河不仅对中国古代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重大作用,现今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现在京杭大运河的雏形形成于元朝.基于南北经济水平的不平衡、运输对河漕的依赖以及宋金时期运河的残破,为了解决南北运输的问题,元政府对大运河进行了大规模的修治.元朝政府修治大运河,惠及当时,泽被后世,功不可掩.大运河因南水北调增加了新的功能,现已局部投入使用的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就是利用京杭大运河河道作为引水渠.     

高丽忠宣王拥立元武宗事件

1高丽在蒙古控制下的约一个世纪期间 ,忠宣王的在位时期 (1 2 98及 1 3 0 8- 1 3 1 3 ) ,及他处在前王、上王、太尉王位置或者被封为沈阳王后仍在元大都逗留时期 ,是元朝对高丽的统治最有力而又起多方面作用的时期。总之 ,忠宣王时期 ,是丽蒙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忠宣王的舅舅和丈人都是蒙古人 ,自小 (4岁起 )就到元朝居住 ,并从当时的太子妃 (以后的成宗妃 ,裕圣皇后 )那里接受了叫做“益知礼不花”的蒙古名字 ,在大都度过了大部分的童年时期。又自十六岁时 (忠烈王 1 5年 )起至忠烈王 2 4年第一次即位为止 ,约十年间五次到过元朝。据《…     

元初文人“科举累人”观辨析

元朝初期科举久未施行，文人在有距离的旁观中对于科举的兴废进行理性反思。他们从文学发展、经学传播、理学研习、铨选制度的得失以及个人身心健康等方面探讨科举的流弊，明确提出“科举累人”说。深入分析“科举累人”观念可以见出：一方面元初文人也看到科举的优点，体认到其存在的科学性、合理性，对之并非完全否定；另一方面，“科举累人”观却能够一定程度上摆脱宋元易代之际文人自身政治归属的影响，反映出当时文人主张文统与道统合流的发展愿景。从本质上说，元初文人的这一愿景与自中唐以来逐渐形成并最终占据主流地位的“文道合一”的文艺思潮是相契合的。     

京师同文馆与中国近代科学教育

在我国历史上科学技术教育起步较晚。京师同文馆在当时尽管是被动开放,但它率先将近代科技知识纳入教学内容,开创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的先河,对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和教育发展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其历史启蒙意义不容否定。     

对“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再认识

<正>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是邓小平对当前科技革命所引起有巨大变革的高度的理论概括,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历来的观点。马克思在考察了生产力的内容后说过,机器生产的发展要求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并且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发展的。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学发现,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使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所以马克思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