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应并重公共道德和个体美德——对陈来、蔡祥元两位先生的回应

在古代中国或者传统道德中,主要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不是区别,这是由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儒家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法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尚未区隔所决定的。对公德与私德进行区隔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强调国家团体意识的公德内涵,这种思想最早是由梁启超《新民说》提出,之后一百多年来对这个问题仍有持续的讨论与实践。陈来先生认为要强化社会公德之"公共伦理"建设和个人品德修养,不仅在学术认知上是准确科学的,而且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蔡祥元先生认为建立在家国同构基础上的"家天下"思维在现代遇到了困境,因此,现代道德建设要着力于规则而不是依靠私德或者个人的良知,这也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又不尽然,儒家强调修身、内圣或者私德为道德基础的道德主体精神,在复杂化、世俗化、普世化的当代社会仍然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陈来通过澄清相关概念,对此批评进行了纠偏,并提出近现代以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公德,压抑私德,因此需要通过提升私德来达到公德与私德间的平衡。私德固然重要,但是陈来没有看到,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关于公德-私德的二维伦理——行政管理和个人修养的道德基础

密尔提出"不伤害原则"作为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界限,并以此作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干预的界限.在边沁和密尔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私德"和"公德"的概念,以此纠正中国传统上重私德而轻公德的伦理体系.本文提出"契约论方法"以使公德-私德的区分更为精确,并进一步引出"公德问题"和"私德问题"的区分:基于契约论方法可解的问题是公德问题,无解的问题是私德问题.对公德问题需要采用舆论或法律的硬性方法来解决,但对私德问题只能采用劝告或说服的软性方法来解决.在公德范围内赏罚分明,在私德范围内宽容自由,这是改善行政管理和提高个人修养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

按照近代西方学者的定义,个人道德为只与自身有关而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或品质,但其实中国古代德行大部分不是纯粹个人的私德,多数是联系着对他人的态度。关于公德,中国古代社会不是没有,而是没有近代性的社会公共生活所要求的公德和礼规。梁启超虽受日本近代重视公德的影响,但与日本的公德建设主要指向公共道德不同,他呼吁的公德集中在公民道德即政治性公德上。虽然公民道德和公共道德可以合称为公德,但事实上,一个稳定成熟的近代国家与社会,内部秩序更需要的为公共道德。中国近代以来的特殊进程,使得政治公民道德大受重视,而相对来说,公共道德的概念及其推广则遭受忽视。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个人道德、压抑个人道德、取消个人道德,并相应地忽视社会公德,使得政治公德、社会公德和个人道德之间失去应有的平衡。因此,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     

公德与私德辨正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与私德这对概念来讨论中国文化和中国问题的先河,此后该主题引起了学界普遍而持久的探讨。梁启超、梁漱溟和李泽厚这三个不同时代的思想家对公德私德有着不同的理解,尤其是关于公德的理解分歧颇大,梁启超的公德论侧重国家伦理,梁漱溟的公德论侧重团体生活,李泽厚的公德论强则调个体权利的优先性。当今学界尤其关注公德私德之划分的标准问题,在诸多划分标准中,引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概念区分作为划分公德与私德的标准最为根本,它有助于澄清公德与私德的本质和特征以及它的施及范围,有助于论定儒学是否缺乏公德和日常生活中的道德判断和评价,亦有助于现代社会公德观念的型塑。     

从“群己权界”到“公私德界”——道德哲学原理的自由儒学之思

当前学界对公德私德问题的论辩聚焦于道德行为的实践,而没有探究道德规范的建构,其实是没有深入到道德哲学原理的层面。因为"道德行为"只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遵行;而"道德规范"本身何以可能,才是道德哲学要追问的根本问题。对此,孔子"礼有损益"的思想提示我们可以"德有损益"作解:道德规范随着生活方式的时代转换而更新,其更新的依据为"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的儒家道德哲学原理。基于此,我们才能展开合乎时宜的道德实践。据此反观,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现代社会公私领域的界分为前提,之所以要界分公私,其实质与"群己权界"问题相对应,这其中也指示着一种与现代生活相匹配的道德模式——"公私德界",而实际地确立"公私德界"的道德模式正是现代道德规范体系建构的核心内容。这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乃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现代中国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潮

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 ,从梁启超到张君劢 ,有一条脉络分明的思想史线索 ,即致力于融合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他们所致力的 ,是将民主的法律政治共同体与民族的文化语言共同体以二元化的方式结合起来 ,无论是梁启超 ,还是张君劢 ,既尊重个人的自主性 ,也强调其所赖以存在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归属感。他们是自由主义者 ,也是民族主义者 ,他们所追求的是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具有民主政治内容和民族文化认同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不过 ,梁启超、张君劢所代表的自由民族主义印有中国儒家深刻的特征 ,从他们对个人、社群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处理、从他们对公德与私德的理解以及精英主义的态度而言 ,可以说是一种现代儒家式的自由民族主义。     

公德和私德的厘定与公民道德建设的任务

关于公德与私德及其相互关系 ,是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 ,并由此寻找公民道德建设的可行进路。本文通过对公德与私德的厘定 ,探讨它们的相互关系 ,指出当前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问题和症结所在 ,提出加强私德涵养和公德建设 ,并实现两者的转化和贯通 ,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双重任务。     

20世纪公德问题探讨中的几个误区

20世纪的公德探讨开始于梁启超,他在中西横向比较的背景下形成对道德的二重分划,又以公德之"公"与"新"作为道德发展的方向。本来,道德既无所谓公私,也无所谓新旧,但由于梁启超的划分带有明显的价值评价意味,所以衍生了此后"古今"、"公私"长期对立的格局,并且也衍生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热"中的极左思潮。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又将对私德的讨伐和对"基督之爱"的仰慕作为公德建设的动力,其实这都是在"公私"、"新旧"对立的基础上继续走入误区的表现。实际上,真正的公德必须以私德为精神基础,而以公民社会性地位的自觉及其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为实现条件。     

梁启超的道德接续论

梁启超的道德接续论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道德问题:在千变万化的各种人类道德中,有无普世、绝对、永恒的道德价值?在伴随现代化而来的道德转型中,是否存在传统和现代相接续的德性之链?梁启超试图通过私德与公德、本原与条理、道德与伦理的分辨,区分道德的价值与规范、德性与戒律、共相与殊相,以寻求古典道德的普世价值,进而揭示道德演化之变革与认同、断裂与连续、革新与继承相交织的复杂性。     

梁启超道德诉求的三次转型

梁启超一生的道德诉求经历了知识—工具—个人修养三次转型,在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道德失范成为社会转型的一个显著表征.梁启超在传统心性道德的基础上吸纳西方“公德”新知,以补中国社会改造思想之不足；出于对民初政治转型和共和体制建构的考量,梁启超所提倡之“公德”主要是指与政治有关的政治道德、公民道德；针对大学教育工具化、技术化倾向,梁启超重拾儒家和阳明心学的个人修养论,提倡塑造完美人格,以补知识教育之不足.     

梁启超公德论的实践困境及现代应对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公德理论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在《论公德》篇中,他强调公德私德的独立分殊性,大力倡导输入一种新道德(公德)。在《论私德》篇中,他则突出公德私德的共通性,积极强调私德,并视其为公德养成的重要物质原点。这一理论转向乃是为了实现其公德理想而做出的主动调整。但却由于缺乏必要的现实条件,以及理论内部的自我矛盾性,这两个阶段的理论构想均面临着实践困境。     

20世纪初资产阶级“公德”“私德”思想刍议

20世纪初探索近代化过程中,中国资产阶级比较重视传统伦理道德近代转型。他们从改造社会主体出发,深刻揭露批判了封建“公德”“私德”观;指斥封建专制统治、宗法家族制、儒学等是其产生的主要根源:从理论上界定了近代“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强调“私德”是“公德”重构之关键,要求融合中西之精华,从改造家族伦理入手培养良好私德,辅以政党培育近代“公德”。其思想具有明显的反封建性,有助于塑造近代理想人格,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近代化。     

公私反转:当代中国社会的道德实践机制

道德及其公私界限的辨析,一直是学术界讨论中国公-私问题的重要切入点。在古今之变的思想维度中,传统公德始终是国家政治道德,而近现代知识分子曾经将公德建设与民族独立、国家振兴紧密联系,影响至今。在"立公灭私""以公并私"的行动逻辑中,中国大众之私德始终被视为权力神圣的治理对象,在私产不义、私利不保的现实境遇之中,私德依旧缺乏独立存在的基础与界限,进而在被公德继续强力整合的同时,不断呈现公私混淆的困境。特别是传统总体神圣格局一直未能实现现代的转型,进而促使公私道德转换呈现出彼此反转的社会学特征,给当代中国的文明治理提供了不少重大论题。     

公民权利、公共规则与公民美德的统一——公民道德与当代伦理建构的基础与底线考察

限于历史条件和个人认知的原因,梁启超"新民说"中关于义务与责任的强调影响了他对于公民权利、义务的均衡论证,但是部分论述仍值得重视和重申。后来,从梁漱溟到李泽厚均强调传统道德观念中权利和个体意识的缺失,认为这是现代民族政治共同体建构中的历史缺环,是需要补足的部分,并以此作为界定和保障公民道德中义务、责任践行的前提条件。现代社会是市场经济体系和市民社会,是由陌生人形成的一种社会性的"合作体系"。个体的自由平等合作是构成作为公德的社会公共准则建设的预设前提,其中人际互动中的"相互性"的"形式秉性"即对等平衡原则构成个体交往中的理性预期,个体行动因相互预期和对等要求形成动态平衡性,故作为公共生活准则的公德实际是社会秩序的底线基础,美德建设成为更高理想而非基本要求。因此,首先将公德建设确认为社会基本准则的建构是构筑和扎实社会道德底线的必要条件。同时,在社区建设中将优秀的儒家道德价值通过日常生活训练真正贯彻下去,通过在社会中的倡扬和在社区中的训练、培养,我们的公民参与意识、公民道德和社会公德应有一个较大的转变与提升。     

也论“仁”与“孝弟”以及“公德”与“私德”——兼评刘清平先生在儒家伦理上的有关观点

刘清平先生认为: 由于儒家伦理既把血亲伦理规范亦即孝弟作为一切道德行为的本根基础,又赋予它以至上性, 故导致了儒家伦理的重私德而轻公德的弊端。本文拟将刘先生这一观点以及其他相关看法置于传统儒家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中来作一探讨, 以期能对儒家在有关该问题上的观点和看法有所澄清。     

“情本体”的外推与内推

后现代哲学打破了启蒙理性的牢笼,但终究是否定性、破坏性的;提出以中国传统为依据的"情本体",就是要在它的基础上再往前走一步。"情本体"外推即政治哲学,提出了"社会性公德"与"宗教性私德"的区分。社会性公德类似于罗尔斯的"重叠共识",但强调它的现代经济基础,以解构传统礼教的政治、伦理、宗教"三合一"。宗教性私德有范导和适当构建社会性道德的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两德关系都是今日中国关键问题之一。"情本体"内推即"以审美代宗教"的宗教哲学,它要解决海德格尔的"非本真本己"的异化,也要解决现代人"闲愁最苦"的无聊,即如何活、为什么活、活着怎样(指心境)。人生唯一的真实就是积淀下来的"情",只有对日常生活的珍惜之"情"才可能消化海德格尔的"畏"和"烦"。     

私德和公德各守其位--解决道德危机的新思路

我国当今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的良心变坏,问题出在道德模式的错位运用,即由于公德缺位从而不得不用传统的私德伦理来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公德与私德虽然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明,但在当代社会里又各有其不可忽缺的功能。让私德与公德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发展才是我国21世纪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     

论梁启超的理想人格：《新民说》重读

在“道德革命”的旗帜下,梁启超的《新民说》表达了“新民之道”的多项意谓。该书以明确的历史意识和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为前提,以建设“公德”为契机,以“利群”为道德之总纲来平衡公德与私德,目标是造就与现代民族国家相应的“新民”。解读《新民说》,不宜纠缠于表述之欠周延甚或前后扞格,而可悬置系统哲学的框架,以观念史的方式钩玄提要。“新民”的历史形态是由“臣民”变为“国民”或“人民”,在道德界则应超出“私德”扩展“公德”。真正把握其“公德”观念,需要对“德”有逸出一般行为规范的界定,明确其包含“品性”“德行”和“行动”及其“力量”之复合意义;在此基础上会看清梁启超所谓“公德”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观念群,它们由五对相反相成的观念绾合而成,涉及到形上学、伦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诸学科,对它们作辩证综合方才能描绘出梁启超心目中的新型理想人格,汲取其对于我们今日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     

“吕—朱乡约”与儒家公共伦理的新开展——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视角

乡约可谓实现儒家政教合一理想的古代乡村建设运动。乡约制度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是伦理教化。作为后世乡约蓝本的“吕—朱乡约”,贯穿着儒学的仁爱精神和伦理原则,始终强调社会和家族责任,注重以礼教提升个人道德,可以视其为一种儒家社群主义的理想与实践。“吕—朱乡约”以儒学价值建构道德规范,以教化的努力将儒家的伦理价值推广贯彻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促进儒学的教泽流行。其儒家社群主义理想以道德宣讲、互助相恤、伦理操练、公德培育等方式加以实践,突破了以往儒家伦理的家族局限,开辟了社群伦理的公共空间,发展出儒家伦理的公德形态,有重要的史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