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宗教思想中的人文理性精神

在从原始宗教的神人未分到周代宗教思想中人文理性精神的初见端倪的过程中,人的理性意识逐渐觉醒,人逐渐从神的控制下摆脱出来。孔子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的宗教思想,提出＂敬鬼神而远之＂这一具有人文理性精神的新命题。正是这种人文理性精神对中国宗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当今世界各宗教间的和平及世界和平仍需要人文理性精神。     

宋代哲学生态观与宋诗中的生态伦理精神

宋代是一个人文鼎盛、富于理性精神的时代,理学家们"究天人之际",对天人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等思想观念.相应地,宋代诗人创作的大量描写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诗歌,亦表现出朴素的生态伦理意识.宋代诗人亲近自然的"物与"情怀、戒杀爱物思想及其放生举动,均在诗歌中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生态伦理精神,成为宋诗在内容主旨方面的一个特色.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重建礼乐社会秩序——儒家礼乐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

周初礼乐文明制度是儒家礼乐思想的源头。孔子继承和创新了西周制度文明的精神,并注入了"仁"的内核,构建了人文主义礼乐观,后经朱子的"变礼宜世",把内核提到"理"的高度,构建了终极意义礼乐观,传承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本文化价值观,体现出儒家思想与时俱进,适应不同时代要求的学说风格。礼乐社会是中华民族的主流理想,儒学的现代化转型,不是彻底改变其礼乐思想的基本框架,而是赋予内核新含义。     

儒家的德性伦理与现代社会

儒家伦理是一种德性伦理,但具有“共时性”特征及普遍理性精神。德性不是客观化的知识系统,也不是纯粹经验的集合,而是人的生命存在及其自觉（即反思理性）。德性的实现不仅体现了历史的目的性,而且体现了自然的目的性。德性伦理的核心是仁德,其表现形态则是境界。儒学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可以融入竞争时代并在新的竞争中形成新的和谐,从而满足人们的情感需要。人的社会角色是历史的、变化的,但人作为德性主体生活在世界上,并以此为基础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点是永远不能改变的。完成德性,提高境界,这就是真正的人生。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就在于此。     

从法理社会看中华民族精神重构

人类社会的发展迄今经过了自然社会、伦理社会和法理社会三个时代，当今中国正处于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因此，中华民族精神必须要以法理精神取代伦理精神。不论商品经济、民主政治还是多元文化，都内在地要求这一精神转换：在法理社会，中华民族精神重新建构的内在要求是：浓厚的人文精神、普遍的平等精神、彻底的自由精神、规范的契约精神和有序的理性精神，在实现这种精神转换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充分汲取具有现实活动性、历史进步性和与法理社会相吻合的中华本土资源；另一方面，更应特别重视法理社会普遍的内在精神要求对重构中华民族精神的决定性意义．     

新教伦理: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道德支撑——解读马克斯·韦伯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马克斯·韦伯运用历史的和比较的方法,探讨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新教伦理发挥着道德规范的职能,即为资本的生产经营者的意见、志趣、情绪,甚至心理状态编制道德程序,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孕育与发展离不开道德情感的支撑和依托.韦伯看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倾向,认为抛弃超验性假设,将生产同宗教价值相剥离,是资本主义合理化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分离过程中却产生了科学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完全拒绝,从而使资本主义活动丧失了文化的根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本身就体现了社会主义价值和市场理性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要构制充满人文道德关怀的综合理性社会.     

论先秦儒家的理性

先秦儒家的理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对西周学术的重新诠释与改造;其二是对人的个性与社会性提出了一个基本标准。而理性的价值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古代社会、伦理的建构以及对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塑造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浪漫背后的现实——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回望

在世纪末,当我们回望１８ 世纪浪漫主义的演进和发展之时,我们注意到了卢梭以其反文明的第一声呐喊,为浪漫主义的勃兴埋下了伏笔,谢林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更令人关注的是浪漫主义思潮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以无法被当时人们真正理解的表达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洞见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内在分岐,预言了两者分道扬镳的最终结果。透过浪漫背后的现实,那是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与深刻的洞察力的表征,是一曲人文精神即将失落的哀歌,是对科学理性一统天下的警示。这里,蕴含了诸多智慧的闪光：首先,在浪漫主义那里,我们看到了变革年代所产生的先天叛逆性;其次,虽然浪漫主义在寻找人的真正解放时或是通过艺术,或是通过教化,或是返归自然,甚至皈依宗教而走上了一条乌托邦式的道路,但对资本主义社会丑陋现象的揭示使他们对工业文明下人的社会境遇有着深刻洞见。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浪漫主义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蕴含的内在精神的延伸却不会因它本身苦难的结局而停止     

《诗经》在中华伦理精神建构中的重要价值

《诗经》诞生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奠基时期,蕴含着中华伦理精神的初始基因,如“崇尚道德、温润如玉”的修身伦理,“孝弟为本、友爱和谐”的家国伦理,“尊敬自然、师法自然、仁及草木”的山水情怀。《诗经》的伦理意蕴经历了西周礼乐文明、孔子诗学理念、毛诗一派的诗教观念、朱熹的理学诗经学体系等阶段的扩充。今天,《诗经》的伦理意蕴对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国之德”具有重要启发,应促进德育与美育相结合,以情感为抓手培育人、塑造人,发扬“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     

试论西周孝道观的形成及其特点

孝道构成了西周社会意识形态和伦理观念的基本纲领,它既是天人合一宗教思想的道德支柱,也是宗法制度在伦理观念上的表现。笔者拟以金文与典籍相互参证,试图对西周孝道的形成、衍进、内容和特点,以及孝道观念的表现作一初步探讨,以揭示贯通西周文明生活的这一传统思想和道德纲领之内涵。西周孝道观的形成当始于文王时代。“孝”字在《诗·大雅·文王之什》中,首见于对文王德行的颂扬。《文王有声》云:     

孔子在中国重人远神文化中的导向作用

拓荒期的自然崇拜、笃信天命、信仰鬼神这种人类童年期共有的主要信仰形式，其宗教意味本来可以使中国象世界上其他民族一样产生宗教。但自周至春秋以来，中国产生了一场迥异西方造神运动的重人运动，孔子就是这个从原始宗教到人文思想演变运动的宗师。孔子的“人学”，涵摄了整个人类的美行美德，以理性思维代替宗教神学，淡化了中国人的宗教意识，奠定了中国文化重人远神精神的主导地位，开辟了古代人文精神的新世纪。一、继天道而立人道夏、殷时，人的祸福完全由天、鬼神所决定，“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①…     

伽达默尔的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学

学界普遍存在的将伽达默尔解释学与伦理学分而说之抑或将其两者作完全简单等同可以说都有失偏颇,也失之根本。如同海德格尔所认为的"科学技术已经破坏了德国人的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伽达默尔深刻之处在于分析了人类生活价值伦理失落之根是实践理性、实践智慧的缺位和沦丧,"实践衰退为技术",价值伦理的重塑意味着实践哲学的重建与复兴,因为从根本上说,"实践就是伦理学实践"。实践哲学就是对人类存在本质和生活行为与状态的一种理性反思,是关乎人类存在、目的、价值与意义的根本性理解,它要求在它所框定的结构中去把握"正确的""共同的"伦理;实践哲学作为一种方法观念"将再度重视‘伦理学’,即为‘伦理学’进行一般的辩护,但不是针对价值意识的内容,而是针对权利和道德中亦即伦理中的活生生的社会现实性"。显然,伽达默尔无意于具体伦理规范讨论,而是从本体论的高度来处理实践哲学与价值伦理的联结的,并把价值的本体论问题当作实践哲学及其伦理学的核心,"价值的本体论问题意味着这样一个关口,如果你不探寻‘价值’之存在所要求的整个道路,就别想通过它。"抑或说,现代人文精神与人文价值是在实践哲学的恢复与复兴中得到有力的肯定和重建的;实践哲学重又在价值伦理上担当了实践理性的责任与力量。     

从"科玄论战"看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

新文化运动期间,"先进知识分子"与"传统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科学主义"与"人文宗教"的思想冲突,由此引发的"科玄论战"对研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融通问题富有意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是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它们之间的融通并非指在同一层面上互补互益,而是指科学精神向更高层次的人文精神的跃升,即科学精神向人的"类本性"的积极扬弃。     

真理尺度与价值尺度完美统一——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

本文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内涵及其重大作用进行了深刻说明,并且指出:科学精神遵循"真理尺度",人文精神遵循"价值尺度"和"伦理尺度",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本质上是统一的。在新的世纪,文化应该是东方与西方的"合唱",科学与人文的"交响"。坚持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内在统一,是对人类社会发展提出的迫切要求。     

人文社会科学的概念基础

人文社会科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人的科学."人"的概念规定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及其理论建构的基础,其合理性问题尚有待进一步反思和审察.基于宗教神学立场的上帝创造之"人",近代以来已逐渐退出科学思考的领域,基于自然科学立场的自然生命之"人",总体上看对人文社会科学影响不是太大,而基于哲学理性神话的抽象概念之"人",迄今仍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依凭的重要基石.必须走出关于人的自然本性或先验本质的理性神话,重视人的非终极性问题及其意蕴.人不是已经完成或给定的"常量",而是处在生成或形成过程中的"变量".人类生活世界的二重化根源于人本身的二重化,即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的双重规定及其动态关联.把动态内涵纳入"人"的概念规定,克服"人"的静态概念的缺陷,真正体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理念和精神.     

理性:在科学与宗教之间

“理性”概念既有一般意义,又有多方面的具体意义,它在不同领域内的地位和作用也不相同。就科学和宗教两个领域来看,理性不为科学所独有,也不是隔断科学与宗教两个世界的天然屏障。科学精神是人文精神或意义世界的一部分,崇高的信念和理性化的信仰也常常成为科学活动的精神动力。     

宗教与科学间的中国传统理性主义

从远古传说起,重视理智判断,从实际出发,歌颂人定胜天的精神,早就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的特色,无不闪射出现实主义的理性光辉。然而公平地说,传统理性主义乃是一种“伦理理性”或“实用理性”,它既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理性,也不是古代希腊人从对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中发展起来的理性。这种理性主义,一面执着于现实的人生,一面远离科学的实践;一面以冷峻的理智否定了宗教的权威,一面让非内省的伦理原则变成专横的宗教。中国古代文化没有沿着高级宗教的道路发展,形成了世界上独特的、有很高水平的、能团聚亿万人群的非宗教文化。通常认为儒释道三教合流,成为中国文化的基础。事实上,佛教、道教乃至近代传入的基督教都远未能改变古代传统的文化特色,未能把中国人的心灵引向超自然、超人间的领域。近代有些学者硬要把孔学说成宗教,也未必是明智之见。中国传统理性既远离宗教权威,没有“神喻”,世俗理性取代了“神喻”的地位;也远离着科学逻辑思维方法与科学探索精神;在发挥自己说服力、扩大影响、创立原理的过程中,往往不是采用逻辑推理的形式,而更多地运用了类比推理方法。     

人、神与法:基于黑格尔宗教哲学解读

黑格尔不是把宗教视为一种外在于人且强加于人的异在之物,而是把宗教视为人的内在精神,人离不开神,神也需要人来展示自己。真正的宗教是人绝对精神的体现,是建立于善、正义之上的普遍性东西,宗教的使命就是使人成为理性的自由存在者。宗教与法律、伦理一样,都是人的精神产品,又都是为了人的自由,因而人才是宗教、法律和伦理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国家是人、神、法的现实一体化,是现实自由之神。     

生活、大众、精英:景观社会中的三类图像

景观社会中包括三类图像:其一是有实际生活功用的产品图像——设计产品;其二是供视觉消费的大众文化图像——影视动画等;其三是担负社会批判使命的当代艺术——精英艺术。三类图像各有功用,产品图像与物质社会同步,通过调动欲望刺激消费;大众文化图像作用于大众精神生活,满足多数人的日常审美需求;精英艺术图像坚守人文立场,致力于理性精神和艺术本体价值的重建。仅有产品图像和大众文化图像的社会是不完整和有缺陷的,坚持社会批判立场永远是人类高端艺术的标志。精英艺术图像不是现实生活的美化剂,而是消费时代的警示器,它并非传统精英艺术的自然延续,而是反传统精英意识的新艺术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