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认同、文化霸权和普遍性匮乏——文化特殊主义的僵局

在全球化背景下,人们对文化普遍主义的批评甚多,而对文化特殊主义(相对主义)的困境却往往忽视。把文化相对主义误读为文化普遍主义必然导致真正的普遍性的匮乏,而普遍性的缺失,将使多种文化的沟通成为不可能。消除文化特殊主义与文化普遍主义之间的僵局,可能的途径是“求大同,存小异”———把一种独特的文化视为普遍性的具体表达;在普遍主义的基础上,使文化交流得以可能,从而使特殊性得到充分的展现。     

价值普遍主义的冲动及其限度:以"平等"为例

在理性主义传统中,价值观念本来就应是可以普遍化的.传统儒学只蕴涵了有限的价值普遍主叉,并在近代发生了变化.古代儒家只有"相同性的平等",而现代性的价值观则强调"公正的平等".平等主义与普遍主义处于同一个现代性观念谱系之中,"平等"表现出强烈的普遍主义冲动,但其实现却受到历史文化的制约,因而总是表现为特殊的.现代性价值处于一种自我反驳的状况,而这种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理解和解决.现代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给平等注入了"不知足"的动力,而东亚社会在处理地位、特权和权威等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中西文论的普遍与特殊之辩

当前文学理论的中西之争,均着眼于中西文论的特殊性局限,却忽略二者所表现出的交互适用性。中西文论虽在知识结构与价值系统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却并不具有根本的对立冲突。文学理论的中西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由主观焦虑引起的、论争目标发生偏移的误读性论战。因此,我们应采取多元分层的"对话主义"立场,摒弃文学理论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偏执,在普遍性的基础上寻求特殊性的保全方案,使各方文论资源在多层视域有机结合,且保持彼此之间的张力关系,进而构建可以与异域的"他者"、历史的"自我"进行对话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     

拒斥还是辩护: 全球化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普遍和特殊或共相和殊相、一般和个别的关系,是最古老的哲学问题之一.在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又重新焕发了活力.全球化过程内在蕴涵着普遍化和特殊化双向运动的悖论.全球化本身即意味着普遍化.无论是地方性事物在发展过程中获得了全球性的普遍意义,还是某种规则在全球范围内被普遍奉行和遵从,都意味着或要求某种普遍性.但是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消灭多样性和差异性.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争主要集中在价值和价值观领域.以普遍主义姿态出现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普遍性,而是某种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即"西方中心主义"冒充"全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盲目排斥外来文化、拒斥普遍性的典型的特殊主义.只有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性.为此,必须抛弃对自身特异性的自恋,接纳现代文明的普遍价值.     

经济社会关系研究范式中的二元知识形态及特征

经济社会关系分析的形式主义和实质主义范式中,蕴含着两种主要的知识形态即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普遍性强调共性、同质性、确定性和科学性,认为人类的经济社会关系中存在着普遍的、超越时空限制的行为模式；特殊性意味着差异性、异质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认为任何经济社会关系都是发生于特定的历史语境、社会形态和象征理性中的现象.这种建立在普遍性与特殊性基础上的二元知识形态,对整个社会科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命题新探

关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传统的看法是: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中包含着普遍性.此说乍看似颇在理,但却有两点存疑:第一,如果客观世界只存在特殊性事物,根本不存在普遍性事物,那何以能在我们的思维中有关于"普遍性"的认识呢?第二,如果普遍性中不包含特殊性,那何以理解列宁大加赞赏的"不只是抽象的普遍,而且是自身包含着特殊东两的丰富性的普遍"(《列宁全集》第38卷,第98页)呢?可见,这个命题还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命题由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并出现过两次.两次提出命题的角度及含义是有差别的.第一次是从本体论角度,即从矛盾的存在状况提出命题的,其含义是:矛盾的普遍存在是通过无数事物矛盾的特殊存在得以体现的.第二次是从认识论角度,即从如何认识矛盾的普遍性质和特殊性质提出命题的.其含义按传统的理解是:矛盾的普遍性质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质之中.这种理解有合理     

财产权问题与黑格尔法哲学的当代意义

黑格尔把现代性之批判和拯救的目标定位为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把这种统一具体地标识为国家,这个国家不是任何现实的国家,而是一个建构性理想,性质类似于马克思的自由人联合体。两者对比:马克思的目标是全体个人对社会财富总和的联合占有,其问题意识执着于经济领域和市民社会批判,尤其执着于解决现代最大难题财产权问题,显示了高度的政治理想主义。黑格尔的问题意识本乎财产问题而充满现实感,但就其坚持普遍物对特殊利益优先、国家对市民社会优先来说,又超越了市民社会、经济领域和财产权问题,而指向更高远的理想,政治气质近于古典共和主义。     

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

在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的视域下,西方现代文学关注于独特主体在西方文明语境下的深刻生存体验,展示权力话语对主体的压抑与否定。西方文化热哀于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思想,习惯于把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标举为普遍性,从而否定特殊存在的价值。权力话语的模塑使主体发生扭曲和错位。尽管人与大他者做了无数的抗争,但人始终被普遍性结构着。独特性主体在西方文明场景下就是一种不可能性。西方文学对独特建构的不可能性表述,体现出西方现代文学的历史局限性,也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根本失序和矛盾。     

后儒家: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对石永之先生的回应

石永之先生认为,后儒家试图用西方现代性的普遍主义观念应对后现代,这是一种误解。后儒家实际上是试图凭借以儒家仁爱观念为基础的普遍主义构架,消解以传统儒家孝悌观念为基础的特殊主义构架,克服前现代的传统儒家在伦理和政治领域内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最终使儒家文化能够经由创造性转化适应当前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需要。就此而言,后儒家不是"以现代性应对后现代",而是"以现代化超越前现代"。     

价值重建时代传统“孝”文化之再检视

众多论说中国古代之"孝"及其现代意义的文章存在严重的历史误判及文化误判。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许多学者不知道或没有清晰地认识到"孝"是一个历史范畴。"孝"的本义及核心词义是亲子规范。在诸多历史因素的影响下,亲子规范的属性、内容及形式不断演化,"孝"的适用范围、具体规范及核心价值不断演化,"孝"字的内涵与外延也随之不断演化。受各种主客观性历史因素的影响,"孝"具有普遍性、时代性、地域性、族群性、信仰性、思想性、个体性,等等。在本质属性、思维方式、核心价值、适用范围上,中国古代之"孝"与中国现代之"孝"有根本性的差别。     

儒学普世化:问题的由来、实质与研究路向

儒学普世化不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世伦理的一部分,而是要成为多元化时代的普遍伦理。“普世化”不是指工具理性意义上的普遍实用性,而是指实践理性意义上建构起具有普遍主义和绝对主义向度的现代伦理学。而儒学要成为具有普遍伦理意义的现代伦理就需要跳出儒家伦理学的特殊主义和相对主义,根除具有伪普遍性的伦理规范,真正从人的本相存在即自由存在出发,全面审视儒家伦理学。只有这样,儒学才能获得规范性和普遍性,真正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实现儒学的复兴,实现儒学的普世化。     

五四前后激进主义思潮演进的语文学观察

五四前后,在"汉字革命"这一特殊领域,"激进"实现了从"态度"到"主义"的历史演变。实践上,救亡和启蒙的双重压力产生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成为了激进主义产生的双重引擎;理论上,科学主义、进化主义、工具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等,成为了激进主义断章取义的理论基石。而在演变路上,"激进"也由对待语言文字单一对象的激烈否定,向儒道乃至整个文化传统的整体性否定,呈现出一种内容泛化、运动加速的趋势。一旦激进文化获得了系统化理论化飞跃,其中偏执者甚至可能将其上升为一种对待所有事物的行为哲学。本文力图从语文学角度,观察与审视现代激进主义思潮的兴替历史及其复杂成因。     

西方普遍主义福利思想与福利模式简析

在国家提出构建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体制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学理上理解"普遍性":知道"普遍主义"福利思想的根源、了解普遍主义福利模式的内涵和建构。普遍主义基于公民权的理念,体现了社会公正的原则。这个福利模式包含了全体公民都可以享用的国家设置的多项福利设施和各项福利项目,且这个模式需要国家税收的大力支持。当前,这个模式在西方遭遇了困境。在我们知道普遍主义福利根源,梳理社会政策学理思路的基础上,学习西方福利普遍主义,对于构建中国适度普惠的福利体制,将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论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上)——兼评孔汉思的“普遍伦理”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

文化的普遍性不是指各民族的文化中永恒存在着的共同性 ,而是指各民族的文化由于人性一致的原则而决定的按照共同的规律发展并经历着共同的基本形态。文化的特殊性不是指一个民族永恒地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 ,而是指每一个经历着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在其文化发展的某一阶段上区别于其他阶段的特殊本质 ,或者两个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 ,各自所具有的区别于他者的特殊本质。文化的普遍性与文化的特殊性的关系 ,不是一般所认为的哲学上的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的共性和个性之间的关系或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 :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本是一个东西 ,只不过因为人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同才有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区分。所以任何文化都是普遍的 ,又都是特殊的 ,文化的动态的普遍性即为文化的静态的特殊性 ,反之亦然。孔汉思的“普遍伦理”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普遍性理解为各种文化中永恒存在的共同本质。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学”的错误在于把文化的特殊性理解为一个民族永远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特殊本质。在各民族的发展道路的问题上 ,因为文化的普遍性的原因 ,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发展道路 ,换言之 ,历史的“一般发展道路”是存在的 ;因为文化的     

历史中的普遍与特殊:基于内容与形式的分析

对历史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研究,可以从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展开。在内容层,即主体对于客体的确证与认同之中,侧重分析客体或事实被界定为普遍抑或特殊之属性的依据与根源,它也是历史客观性的根源所在;在形式层,即涉及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确证过程"中,侧重分析时间、空间与个人生命相结合构成的历史性因素及其疏离普遍性的方式,以及在非历史的理性与历史直观/顿悟之间历史理性的运作。只有历史理性这种特殊的普遍才具有真正历史的力量。因为它是历史的,对理性有限性的认识,使得人们不至于膜拜理性而对特殊和差异采取一种压制的态度,进而,它作为具有历史性的理性,经由它构成的历史叙事更易于否弃历史决定论,不会将历史变成一种不可摆脱的负担或运作强制性权力的工具与说辞;因为它是理性的,我们才能够借助历史建构起一个交流与实践的平台,并在其上进行合作、达成共识,追求普遍意义或普世价值。     

自我实现——杜维明的群己观研究

杜维明认为天人合一是自我实现的本体论上的依据,它为自我实现提供了宗教性及神圣性。他认为自我实现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应该尊重人的生存脉络,即尊重家庭的特殊性,不过应该反对特殊主义;他也否定毫无差别的普遍主义,认为兼爱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他主张个人应该通过理性认识他人、社会的意义和价值,克服自我中心主义和裙带关系两种错误倾向,实现由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超越、自我转化与群体转化的统一。他的这些思想与集体主义存在着共通之处,应该能够为今天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西方现代文化的普遍性表述与哲学反思

西方现代文化对自身的普遍主义的价值主张和宣称,是建立在其对自身文化化的普遍性理解和认识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本文旨在通过研究西方现代文化普遍性表述的形成和确立过程,揭示其在内在本质上是一个把自己和世界等同起来的文化概念。从而,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批判和揭示其普遍性价值主张的实质,以应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普遍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宣称和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国家根本性议程与中国式治理民主

中国式治理民主概念的提出，是对中国政治内部性演变的概括，是由中国的国家根本性问题与根本性议程所决定的。人类是在不断解决面临问题过程中发展的。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是指国家进程中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为解决根本性问题而设置根本性议程，即为达到一定目标要完成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不同国家面临的根本问题及其根本性议程不同，民主形式会不一样。古希腊小国寡民城邦制产生民主制。对于广土众民的领土国家，公共权力的统一性成为国家持续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以君主制解决统一性成为国家根本性议程。在君主制下，为了长治久安，在治理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民主因子，从而使得中国的君主制具有极大韧性。近代以来，国家的统一性受到极大挑战，民主制取代君主制。在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根本性议程。民主是根本性议程应有之义，传统治理民主因子提升为现代治理民主形式。它包括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治国理政的全过程都要体现人民意志；二是人民通过各种形式参与治国理政的全过程之中，依法行使人民民主权利。国家根本性议程决定了中国不会，也不能采用通过选举实现政党轮替的西方民主形式。     

伦理的共相：伦理普遍主义的当代运势

伦理的共相问题就是伦理普遍性的中国式表达,而伦理普遍性就是指伦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的一般性规定,是对伦理实体、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一般本质的规定性。伦理普遍性的获得路径有许多,但从内容上应该是伦理共同体对“共同善”的价值追求,而从形式上无非是来源于人类所具有的“公共理性”。伦理一旦获得普遍性的品格,就具有了无法替代的效应,具体表现为可规范效应、可协调效应、可持续效应。强化伦理共相意味着要凸现伦理的“具相”,即伦理普遍性的具体表现主要为伦理精神、伦理法则与伦理秩序,伦理精神是统领一切的灵魂,伦理法则是协调平衡的标准,伦理秩序是复杂伦理关系的条理化（清晰化）,三者虽然不构成伦理共相的全貌,但也可称得上是“主架构”。但随着社会结构的松弛、价值的多元化和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增加,伦理普遍主义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如后现代主义、多元主义、特殊主义的挑战。与此同时,强调伦理普遍主义并不意味着对境遇伦理学的否定,相反,我们可以在实践伦理学或应用伦理学的意义上接受境遇伦理学,并充分吸收其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特别是伦理二难问题时的伦理智慧,把规则遵循与具体情境结合起来,把境遇的估计与行动的选择结合起来。     

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辩护——“进步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进步”观的异质性勘定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进步主义"作为一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应当予以摒弃。缘此,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解放事业来讲,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家们也总是借以"进步主义"来指责马克思的虚妄。对此回应需要追问三个前提性的问题:后现代主义者认定的"进步主义"是一种什么样的"进步主义"?马克思是"进步主义"者吗?如果是,那么它与后现代主义者质疑的那个"进步主义"是否一致?从后现代主义对"进步主义"批判的内在机理中可以看出,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的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线性"进步主义"的历史单向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与"进步主义"命意中的历史目的论,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观是一种"进步与灾难"的辩证法与线性的"进步主义"都是相异质的,因而,以"进步主义"来指责历史唯物主义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