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致古微》与晚清“西学中源”说

:近代中国面临的是一个千古不遇的变局 ,西学在西方势力的裹挟之下 ,猛烈冲击中学。“西学中源”说曾是国人认识和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有力学说 ,《格致古微》作为晚清“西学中源”说的集大成者 ,其内容及论证都既继承前人又有发展创新。本文以《格致古微》为中心 ,力图通过对晚清“西学中源”说的流变、特征、功能的切实考察 ,并以此与“中体西用”作比照分析 ,从而寻绎出近代中国文化进步及社会进化迟缓的原因之所在     

黄遵宪与晚清"西学墨源"论

纵观黄遵宪一生学术文化思想,"西学墨源"论实奠其基.其以韩愈"孔墨相济"说倡导"大开门户,容纳新学",同时以孔墨对应中西,主张效法西方科技政制而保存中国传统伦理,以传统道器之辩安置中西主次位置."西学墨源"论虽然成为黄遵宪接引西学、宣传维新变法的理论利器,但终走不出晚清"中体西用"文化保守主义的巢臼.其学术文化观十分典型地反映了晚清士人在中西冲突的剧变环境里依违两难、进退失据的矛盾心境.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中的“心同理同”说与“圣人”话语纠葛新诠

"心同理同"说作为西学东渐的重要话语背景,在明末清初被反复诠释,并与"圣人"说相表里,共同构成了西学在中土传播的观念基础。中西学者对于西学合法性和合理性建构的努力,显示出此一时期两种异质文化交流的复杂局面。     

从建构的雄心到“影响的焦虑”——论李劼人的长篇“三部曲”

李劼人的长篇"三部曲"显示出其在建构多部联络小说的雄心,他的小说创作在语词、内容和叙事上,既受中国传统叙事的影响,也有法国文学对其的影响。中西文学的影响显示出李劼人努力获得"影响的焦虑"的写作实践,"三部曲"在场景描绘、命运描摹、心理分析和历史叙事上成就了另一种写实图景。     

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

明末清初,战国以来中国学者编排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与建构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首遇耶稣会士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的激烈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之争。由于中西方学者均对于对方文化缺乏实质性的接触和义理疏通,耶稣会士积极倡导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和康乾以后主导中国学界的"西学中源说",多缺乏严格意义的学术价值。激烈的辩论背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旨趣格外明显。辩论开启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先河,加速了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引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课题。对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的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并不客观。     

晚清"中体西用"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与转型 ——以民初以来的若干讨论为例

"中体西用说"是由19世纪末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后经洋务派官僚引申论证所形成的一种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说,"中体西用说"最初论证的着力点落在"西学",虽然表面主张"以中学为体",实则是以此掩饰其输入西学的真实意图。随着甲午战后维新派力促变更政体,此说取向随之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儒教正统以对抗清末政治改革的学说。"中体西用"的内涵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逐渐成为守旧文人抗衡与疏离西学侵蚀的精神支柱。因此,有必要对民初以来有关"中体西用说"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诸般讨论做概要性评析。     

甲午前后晚清经世思想与西学的接榫--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中心

以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为切入点,通过个案分析,管窥甲午前后孙宝瑄的思想变化,考察晚清经世思想与西学如何接榫。经世思想与西学接榫点:一是理性辩证的态度,西学中源的方法;二是以"道势易位"、"君民之隔"的问题意识联通中学西学;三是以"三世进化说"看待中西不同阶段。最后得出三点启发:一是理性精神使维新思想顺理成章;二是维新思想最大的障碍在视野;三是甲午巨变将问题和道路揭示出来。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薛福成与近代中西文化的交融会通

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导致了近代中国深刻的文化变迁。在此进程中,薛福成以"中西会通"作为处理中西关系的基本目标和价值判断,运用"体用"、"道器"、"新旧"等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确定了对待两者交融会通的基本准则,并以"西学中源"说与"西法为公共之理"说作为论证,主张在开放的心态中保持着本民族文化的独立自主,初步展示了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西交融会通的发展方向。这一努力是积极的,但也突出表现了近代新陈代谢的思想变迁中存在的"欲新还旧"的时代特点:以传统的文化架构容纳西学。这是时代造成的必然局限。     

再思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既包含哲学之为哲学的普遍性品格,也具有自身的独特形态。与之相联系,在如何对待中国哲学的问题上,涉及两个方面:其一为认同,其二是承认。认同意味着肯定中国哲学所内含的哲学之为哲学的一般品格,承认则以揭示中国哲学的独特品格为关注之点。中国哲学的衍化过程,同时涉及"思"与"史"的互动,而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不仅理解为既成之"史",而且也界定为处于生成过程的开放之"思"时,理论的建构和发展便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以上两个方面的统一,既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哲学"的历史,也使中国哲学的研究成为"有历史"的哲学。中国哲学在近代以来的衍化过程中,同时又面临"中西"之辩,"中西"的背后,实质上则是"古今"问题。中国哲学的研究,需要超越"以西释中"或"以中释中"这一类"中西之辨"而走向"世界哲学"的视域。在中西会通、古今交融的过程中,中国哲学的发展将同时融入世界哲学之中,并呈现世界性的意义。     

“经世学”与近代“新学”的发端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展到近代，无论是从其历史走向上还是从其形态和内容上来看，都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其结果是导致一种既不同于传统中学亦非西学的所谓“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梁启超语）的，充满着新的认知形式、新的价值观念的近代“新学”的逐步形成。毫无疑问，在传统中国“旧学”走向“新学”的过程中，西学的浸润渗透至关重要，但是，作为民族特性极强的近代“新学”，毕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近代形态。因而，传统学术文化本身就蕴含着由“旧学”走向“新学”嬗变更新的内在动因──那就是“经世致用”。道咸之际，在“…     

简论贺麟的中西文化观

２０世纪中国的社会变迁十分剧烈,而变迁的实质是文化转型。贺麟先生的中西文化观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一席,本文拟对此进行探讨。一、关 于"中 学 为 体,西 学 为 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仅是１９世纪上半叶张之洞等人对中学与西学关系的一种理解与表述,而且是一种文化选择和文化模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大致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中学为本,西学为末",即以儒家伦常名教为核心的中学是本,作为富强之术的西学为末;二是"中学为道,西学为器",即"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者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     

近代“体用”思维模式与《劝学篇》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一种观念和思维方式,在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张之洞的《劝学篇》虽揭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但从根本上又不同于以前的“体用”观。放在“中体西用”观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来认识《劝学篇》的“体用”思想,自会发现其独特之处。     

康有为的“托古改制”论与“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及命运

戊戌维新时期,以康有为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突出地用“托古改制”论鼓吹维新变法。人们在探究“托古改制”论渊源时,较多地考察其与廖平等人的今文经学的关系,其实,“托古改制”论和今文经学仅为形似,和“西学中源”说的关系则甚为密切。对此,迄今几乎无人论及,本文拟对此兼及“托古改制”论的命运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康有为曾经深受“西学中源”说影响人们熟知康有为是近代“托古改制”论的发明者,但很少人注意到他在发明这一理论以前,是“西学中源”论者。“西学中源”说先于“托古改制”论问世。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     

“折衷众论,求归一是”——论薛凤祚的中西科学会通模式

明末清初,相继出现了中西科学会通的三种主要模式。其中,薛凤祚"熔各方之材质,入吾学之型范"的会通模式特色鲜明。理论上,该模式反对拘守中国传统科学,主张"折衷众论,求归一是";实践上,该模式选择以哥白尼日心说为基础,制定并实施自己会通中西的原则,大幅度改进历法的算法,以应用统领会通等。该模式完全可以推广,用来作为处理中西方文化关系和进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方针:既不是西体中用,也不是中体西用,而是一方面对"用"持一种"折衷众论,求归一是"的开放态度,或古为今用,或洋为中用,关键是求道理的正确、有益、有效,毋须拘泥于中西、新旧;另一方面,"体"不等同于"传统",也不囿于"传统",而是以"用"促"体"、以"用"养"体",在"用"的促进下,"体"永远处于一种"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永恒发展状态。     

王船山对张载“太虚即气”的诠释及其意义

王船山在《张子正蒙注》中明确指出,"太虚即气"即是指太虚就是气,而非气之外的另一个存在。但太虚之气并非只是一实然的物质之气,而是理气充凝、理气浑然为一的,故可以为道德实践活动的形上本体。船山的这种诠释即不同于牟宗三讲的"太虚神体",也不同于现在一般意义上的"气本论"。船山并以"太虚即气"来驳斥佛老之虚无以及修正朱子理气二分的观点,以贞定和保存孔孟以来的儒家传统历史文化。     

近代"格致学"的传播与辨义

"格致学"即"格物穷理之学"。19世纪中后期,"格致学"在内外交困的中国重新焕发光彩,成为中西学术连接的桥梁。此一时期,"格致学"的意义复杂多歧,其语义因时、因地、因人都有不同表达,在西学的引进者与中国的解读者之间亦存在差距。这种解读的"落差"与知识来源地的学术发展状况有关,也与知识新的落脚点的接受环境有密切关系。     

论康熙的西学观

康熙的西学观,是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在学习、反思和批判地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康熙认为,学问不分中西,凡有用者皆吸取之;衡量学问、判断是非要以事实为取舍依据,以科学测验为判断标准;西学的方法不仅是实测和实证的,而且要把事实的验证与一定的逻辑推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康熙对待西学的态度是学以致用,批判吸收,任何知识和学问都要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并适合中国的国情;其西学观的价值取向是实用性和坚持“西学中源”说。在西学观的指导下,康熙应用西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的迈进--严复、刘师培吸纳西学之比较

清末 ,国学大师刘师培热衷于吸纳西学并在交融中西学术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这与严复及其译作带给他的影响关联甚多 ,严复可谓刘师培在学术上中西交融的引路人。不过 ,严复往往是站在西学立场上把握中学 ,以西学为坐标评判中学 ,故多强调中西学相异之处 ;刘师培则是要用西学佐证中学 ,故更强调中西学相通之处 ,即同的一面 ,甚至有“西学古微”的倾向。之所以有此不同 ,与两人学术观的差异密切相关 ,即在处理中西学关系的问题上 ,严复的“归求反观”与刘师培的“借西学证明中学”在立足点上存在差异。在对西学的了解程度上 ,严复也远超刘师培 ,但刘氏对西学较严复为浅的理解 ,却体现了当时多数士子接受西学的状态。在中国古典学术逐步与西学融合从而迈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 ,这种对西学看似简单、肤浅的接受 ,恰恰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哲学的近代衍化

以近代社会的变迁及与之相应的"古今中西"之争为背景,中国哲学也经历了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与走向近代的总的历史过程相应,中国哲学在折射近代社会变迁的同时,本身也不断取得了近代的形态,这一近代化的过程既受到中国古典哲学与近代西学的双重制约,又蕴含着其自身演进的内在逻辑.本文主要从方法论、知行之辩、价值观、人格理论、形上智慧等方面,对这一过程作一概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