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朝高丽文人的本位意识——以李齐贤为例

元朝与高丽国的藩属关系决定了高丽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化、思想与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有较强的高丽本位意识.本文以高丽最重盛名的文人李齐贤为例,通过对其诗文著述和政治经历的考察,认为高丽文人普遍在政治上以特殊的陪臣心态坚守民族本位,思想上既接受儒家传统立场又强化家邦意识,文学创作上则在立足中国文学传统的同时,流露出明显的本土观念,从中可以窥见高丽文人面对中原王朝的特殊心态.     

从都城与王权观念重新审视曹魏集团的文学活动

汉末曹魏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在其自觉和抒情特征之外,依然与政治理念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汉代围绕都城与王权的制度与文学观念体系并没有随着汉王朝的衰落而消失,而是继续影响着汉末文人对新现实的表达;同时,曹魏集团也在现实政治目的下不断仿拟汉代文学和典制中展现的正统模式.他们的文学创造因而具有很强的政治功能性,主动或被动地迎合着已然定型于历史之中的制度与观念.     

文人庭园与文学写作——以朱长文乐圃为考察中心

与建筑学界所强调的须在物质空间上富有特色的"园林"不同,"文人庭园"凸显的是文化意义上的符号性、象征性和写意性。庭园不仅为文人士夫提供了可居可游之所,寄寓着他们人格的独立和品节的坚守,且通过文学书写,庭园得以超越物质空间的湮灭而成为历久弥新的精神符号,它记录并延续了文人士夫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对于理想人格的执着追求。北宋朱长文的乐圃是典型的文人庭园,以之作为考察中心,可以探讨文学书写中的文人庭园的精神内蕴和书写者的文化心态。     

翰林学士与唐代文学

唐代翰林学士是“天子私人,“”侍从亲近,人臣第一,”在皇权享有绝对权威的封建国家位极人臣。翰林学士由文士充任,因此又可谓是词臣之首。身负政治与文学的双重角色,占据政治与文化的双重制高点,他们跟文学的关系不同于普通的文人。翰林学士对文学有隐性与显性的双重作用,不仅以卓越的创作与理论丰富了唐代文学,同时还以特殊的身份影响着文人心态与文坛走向。     

先忧后乐:范仲淹的民本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探幽

范仲淹的政治伦理思想大致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在政治实践层面,他秉奉儒家政治理想,倡导经世致用;二是在价值教化层面,他通过义理融通的方式极力宣扬儒家的价值观念,并把"行道"作为其义理生发的重要内容。二者又在接受了儒家价值教育的文人士大夫身上得以汇聚。同时范仲淹也意识到,要想在北宋当时内忧外患的朝局之中,肩负起"行道"的责任,必须要有舍身弘道的自觉精神,于是他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作为精神鼓舞与为政准则。然而范仲淹政治伦理思想所强调与奉行的一切都是基于其"君民一体"的民本主义思想而进行的。同时,其民本主义思想对"宋学精神"的养成与"共治"政治的产生都具有深远影响。     

韩愈是北宋前期世风和文风重塑的重要范型

韩愈的文学作品与道统观念,深刻影响了北宋士人精神世界的构建.北宋是典型的文人社会,"庆历士风"是北宋文人士大夫创造的重要精神成果,其涵养过程既有士大夫优秀品格的历史积淀,也有自己独特的精神资源.庆历士人多以韩愈为榜样,他们通过积极的政治活动,扩大了文学创作的影响,使文学与政治呈现出一定的互动关系.庆历士风中.和而不同"、"笃于自信"的精神内核,与古文运动互为表里,使宋代散文家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历史使命感.宋代文凤发生转变,既是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与士风丕变有关.政治是非与人格评判的结缘、文人对自我完美人格的诉求、文人政治理想与现实斗争的冲突等,都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带来深刻的变化.     

进退有道:吴澄的人生选择

吴澄是元代著名理学家,以往学者更多关注的是吴澄的理学成就,而对吴澄的人生经历重视、研究不够。吴澄生于宋末,在元初隐居乡间近三十年后,虽三次出仕,但又都很快辞官归隐,这种人生选择是耐人寻味的,从中可以看到吴澄的志趣及其思想,看到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在易代之际的思考和实践。研究吴澄的人生选择,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吴澄的认识,丰富对元代文人心态的了解,同时也可以增加对传统文人行为逻辑的理解     

《儒行》的超越维度：儒家群体的建设与追求

《儒行》篇对儒家群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从经典诠释史上看,宋儒的质疑导致后世忽视《儒行》篇的重要性,至晚清民国时期《儒行》篇再度获得推崇,康有为、陈焕章将《儒行》视为孔子为制定孔教而设的条规。他们提出儒服是孔子改制的一部分,如果不考虑这种改制论,儒服同样具有群体性意义。相比儒服,孔子更为看重儒行,将行为视为儒者的判定标准。儒者行为重在学问,其内容是忠信,目的是求仁。忠信仁义是儒行的内在信念,也是儒家群体的共同目标与期望,儒者据此超越世俗政治以自立。而忠信仁义的神圣性源于天命,由天赋予仁者。仁者作为儒者的最高标准,等待其天命在世俗社会中的开展与实现。在没有出仕时,儒者秉持坐起恭敬的修为,沟通与把握天命;出仕之后,儒者将天下百姓与自身性命视为一体,以天下生民为终极归宿。     

论地理环境与江西古代客寓文人之关系

江西古代客寓文人以赣鄱流域作为生活场景,他们人数众多,文学创作丰厚,形成了江西文学发展史上的一道别样风景。江西地理环境深刻影响着客寓文人或客寓文学:自然环境直接驱动了客寓文人的江西书写,人文环境影响或濡染着客寓文人的情感或审美。同时,地理环境与客寓文人之间存在双向同构的地缘关系,不仅地理环境影响着客寓文人,而且客寓文人也反向影响着地理环境。     

隐士：我国古代士大夫中的一个群体

在我国古代社会,士大夫的出路除了出仕以外,就只有归隐一途了,由于他们生存在极其复杂的社会环境中,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理想和愿望根本无法实现,但他们为了保持自己清高的人格和天然自适的性格,既不愿流于世俗,也不愿与污浊的社会同流合污,因而他们只能选择归隐。任何事物都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同时代的隐逸被不同际遇的士大夫们赋予了不同的含义,从而产生了真、假两种隐士。但无论他们采取何种归隐方式,这些士大夫们都是想通过归隐来达成各自的心愿,借隐来抒志。     

明代宦官专权下的文学风气

明代宦官专权影响下,文人们或选择妥协依附,以获得保全;或劲直反抗,结果遭招致贬谪、致仕,甚至丢失性命。还有部分文人选择不问时政,居家归隐。士风之变,文风亦为之一变。谄诗谀文大行其道的同时,声色享乐之风亦风生水起。总之,明代文学风气的变更中有着宦官政治的明显烙印。     

从《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看论张溥 "知人论世"方法的运用

张溥关注儒者、文士与政治的关系,表彰忠烈节义,严厉批评无持操之人;以宽容的态度看待身处政治高压下的古人,体谅其处境的无奈与悲哀;不赞成儒者、文士留恋仕途,主张退隐;张溥眼中的儒者学识、才干兼备;赞赏重人伦、有情义的文人。张溥关注文人仕途上穷达与著述之间的关系;处境的改变对创作的影响;作品对处境与命运的影响。     

论宋濂入仕明朝前的古文观及仕隐观——当前宋濂研究二热点新探

在入仕明朝之前,宋濂的古文观念经历了由师法司马迁、班固到以六经为本、司马迁及班固为辅的转变,这为他在入仕明朝后向文道合一观念的演进起到了桥梁作用.其古文观念的转变与元代科举程式、婺州理学风尚及师长影响密切相关.得君行道始终是宋濂的政治理想,拒绝元朝之聘、入仙华山为道是他早年所固守的必待君王礼遇才肯出仕观念的集中体现,十年后接受朱元璋之聘则是该观念发生转变的结果,这一变化是岁月虚掷、战乱日益加剧共同作用的产物.     

无依的孤云:陶渊明与晋宋政局

本文从《归去来兮辞》出发,结合《命子》诗以及丰富的晋宋史料,对陶渊明的仕隐问题进行了全新的还原性阐释。陶渊明的出仕和归隐,都有现实的政治原因,尤其是投身于桓玄幕府,主要是在门阀政治理念的支配下所作出的选择。在以刘裕为代表的北府军事集团和以桓玄为代表的荆楚政治集团对峙、拼杀的过程中,他始终站在桓玄一边。陶诗中的自我形象与历史生活中的陶渊明本人肯定是有差异的。同时,陶渊明的一生也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陶渊明的文学成就与他的政治阅历也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一个不懂政治的人永远不会超越政治,一个没有政治情怀的人也永远不会有回归田园的梦想,陶渊明能够成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能够创写不朽的田园诗,也是由其政治阅历和政治素养所决定的。浔阳陶氏家族在门阀政治领域的失败在客观上促成了陶渊明诗国巨子的不朽地位。     

论孟子对孔子仕文化理念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和孟子都积极主张用世，各自提出关于出仕为官的主张。孟子的出仕观既有对孔子的继承和发展，也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改变。孟子主张出仕为行道、出仕为保民以及道不同不相为谋等出仕观，深刻影响着我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仕途观。     

论苏轼的“归隐情结”及其文化心态

苏轼的“归隐情结”,不仅根基于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而且往往以政治失意为媒介,导源于身心相离的倦客心理。剖析苏轼“归心”与“壮心”、“忧心”、“倦心”动态交织的心路历程,对于探究宋代士大夫文人的文化心态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士人阶层与中国小说观念

士人阶层是儒家知识体系的传播者,其根本的角色意识就是对儒家价值信念和人文理想的信奉和坚守,并从而成为政教意识形态信念的担当者和代言人.在基本的文学观念上,他们以道的传承为目的,形成了中国古代的"文治"制度,在这个文学观念的坐标系中,诗文处于核心地位,而小说一方面则因其"道听途说"的嫌疑为士人阶层所不齿,一方面,小说独特的文体风格却迎合着士人阶层内在的精神追求,这种精神诉求的表达意愿随着市民阶层的兴起,也随着小说自身的发展最终得以实现.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中实现了其现代化的转换.     

北宋历史语境下的文人政治博弈——"进奏院狱"和北宋文人心态

公元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国家重要机关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或"邸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政治事件,虽然其中有复杂的政治斗争背景,但过多地关注"改革"、"保守"阵营的划分,容易忽视进奏院狱在北宋文人心态发展史上的影响,从而失去对北宋历史语境下文人政治博弈的考察。进奏院狱在当时产生巨大冲击波,原因在于案件发生地点的特殊性、涉案人员的特殊性和当时政治背景的特殊性。进奏院狱表面上是一起经济案件,其实质是传统政治伦理的坚守者借对文人轻薄之风的打击与纠正,抑止以不合法手段"出位议政"的行为。     

《先哲丛谈》所辑江户中前期的日本儒林

日本江户时代折衷学派学者原善所著的《先哲丛谈》,因其收录广泛、持论中正及严谨的史传体例,成为日本儒者传记的发凡起例之作。该书记录了江户中前期儒者的出生地、出身、出仕、学行轶事等信息,呈现出当时儒者的现实生存状况、江户中前期日本儒学中心的转移以及儒学学派清晰的传承脉络,反映了当时儒学与佛教、神道竞争与融和的现实,表达了对江户中后期日本儒者积极入世的鼓舞,也记录了日本儒者以"华夷观念"为代表的本土意识。     

末世情绪与晚清的文学书写

末世情绪是晚清文人面对西潮涌入、传统文化失落的集体性情感反应,他们或激愤或消沉或失检放纵的行为方式莫不是末路意识的折射,末世感深刻影响了晚清文人的文化心态,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晚清文学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