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德的制度化与传统德治秩序建构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德的外在实现形式,是中国古代为政者不可须臾或离的大经大法。我国封建王朝在两千多年的延续中通过修订礼典,完备礼制;维齐非齐,明礼以维护等级之"分";礼法结合,以礼入法等方式实现其德治秩序的建构。     

改革开放40年来的宋元明礼学研究

宋元明时期,历史发展出现转向,学术也出现了深刻变化。礼学走出了"疏不破注"的阶段,礼图学兴起并蔚为大观;从宋"荆公新学"到明《五经大全》的经院礼学完全是统治者施行时政、统一思想的工具;士大夫们注疏的三《礼》更多是为了表达自我观点,寄托改造社会的理想。改革开放40年来,宋元明礼学开始受到学者瞩目,学术空白开始被逐渐填补。但是,原先只重视宋元明心性之学的研究,忽视经学研究的传统并未改变;宋元明礼学的文献学工作远未告一段落,明代礼学研究尤然。宋元明礼学渗透政治生活的具体方式研究更是阙如。将来这些领域存在广阔的学术增长空间。     

20世纪中国“三礼”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涉及面广,"三礼"本经所记之名物制度、思想学说,"三礼"学文献之版本、辑佚、成书问题以及历代学者之"三礼"学,均有涉及,出版了不少专著,发表了一些高水准的学术论文。20世纪的"三礼"研究突破了传统经学的考据法,研究视角多样化,从而在一些学术公案的探讨上多有突破。但是,20世纪中国的"三礼"研究所受到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周易》、《尚书》、《诗经》等儒家经典,"三礼"研究谈心性的居多,谈礼制的较少。未来的"三礼"研究要想有所突破,应该在传统经学考证方法的基础上,转换研究视角,探索新的研究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孔子礼学二重性简论

在孔子的哲学体系中,礼学思想是其首要的部分。礼学,是指孔子在承袭和改造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前提下,对其损、益而形成的自己的一整套有关于礼的哲学观点。在春秋战国大的社会变革时期下,孔子礼学思想的形成,既有其积极进步的意义,又有保守落后的局限。对于孔子礼学的理论价值,我们不能简单地给予否定。在现代社会,对孔子礼学思想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考察,有助于在新的历史时代下,进一步拓展礼学的研究领域和丰富我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礼＂：＂德＂的制度化与德治实践路径考辨

在宏观上,传统德治可以区分为理论和实践两大层面,从实践的层面上看,‘德”的制度化,以‘孔”为最高实现形式,通过修订礼典,完备礼制;维齐非齐,明礼以维护等级之‘分”;礼法结合,以礼入法等方式在实践中发挥作用。     

《政和五礼新仪》编撰考论

《政和五礼新仪》是北宋末年编成的重要国家礼典,该书编撰过程是,首先主要利用了中晚唐的典籍对历代礼仪沿革进行了梳理,然后在熙宁、元丰学术的指导下,由徽宗皇帝为最终的是非裁定者,对历代礼制的歧异进行了评判,最后制定了标准的文本,就是《政和五礼新仪》.《政和五礼新仪》体现了徽宗整顿礼制的决心和当时的学术取向,也体现出北宋晚期的礼学知识结构相对唐代而言发生了重大变化.它还标志着宋代国家礼仪真正的成熟.     

荀子礼论研究

荀子礼论研究·惠吉兴·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转型期。如果说礼崩乐坏标志了上古殷周文化的解体，那么，礼的重构便成为中古封建文化建设的造端。在先秦诸子中，最重视礼的要算孔子和苟子。孔子的“克己复礼”显示了对传统礼制的维卫和依恋。苟子的礼论已完全超越...     

司马光礼学思想初探

司马光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哲学家 ,同时他还应该算是一位重要的礼学家。他的礼学思想在其整个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是其政治、史学和哲学思想的最根本的出发点。司马光的礼学思想主要有三大基本特征 :一、强调以礼治国 ,重视礼的社会作用 ;二、重视民间家礼 ,强化宗族观念 ;三、兼顾古礼俗礼 ,缓步革新礼制     

春秋丧葬礼研究——《左传》变礼研究之一

学界研究《左传》礼制,将其作一整体看待,失之粗略,不利于梳理西周礼制从春秋到战国初的演化情状。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变化,西周王室衰落,作为维系宗周社会稳定的种种制度,尤其是礼制出现与周礼相异的变礼,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晋文公去世为界将春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较多承袭西周礼制,后期变化较大。春秋丧葬礼主要涉及敛奠礼、奔丧礼、安葬礼,以及与丧葬礼密切相关的丧服。总体来说,涉及对周王的丧葬礼仪有降等趋势;涉及一般诸侯或其他贵族的礼仪则保留为多,但也有部分呈降等趋势;而对大国强国所行用的丧葬礼仪,有保留西周礼仪等级乃至提升等级的情况,显示出霸权政治下礼制变化之特色。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探究

从语言层面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可以被理解为"礼法不以身份高低论贵贱"。句子表达的意义分两个层面考虑:从礼的角度看,礼制有追求平等的一面,礼学重视民众,现实中依据对礼的掌握程度来决定身份升降;从法的角度看,惩罚有特定的法律依据,惩罚与违法行为相关,刑罚追求公平,身份因素淡化。因此这种理解符合当时的观念和现实。     

北宋时期儒家礼学的体系化建构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论发展。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在继承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礼与情、礼与性、礼与天理关系的论述,把礼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还试图以超越之礼为根本,整合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的人伦规范,建立礼一本论体系,丰富与深化了儒家礼学的理论内涵。     

论汉代礼学两种趋势的分别与融合

汉代礼学兼具学术性与实用性两种趋向。两种趋向多有分别,在汉代礼学发展中呈现出不同色彩,前人已作了充分论述。同时,汉代礼制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礼,很多汉代礼学学者如叔孙通、后苍及庆氏一系经师兼顾古礼与今仪,共同显示出两种趋向相互交织的表征,汉代礼学两种趋向的融合现象同样不能忽视。     

礼教论

礼是社会公认的集责任、权力、义务于一体的角色身份定位和全部行为规范的总称。广义的礼为全民之礼,规范全民,本质为人性,与动物本能相对而言,底线是利己不损人;狭义的礼为君子之礼,规范治国官员,本质为治国富民,与全民之礼相对而言,底线是利人利己。广义的礼学为民俗学、伦理学,狭义的礼学为治国富民之学。广义的礼教教育全民做人做事,为民俗学教育、伦理学教育;狭义的礼教教育官员治国富民,为国学教育。君子之礼来自全民而又高于全民,大大提高了全民的道德水平和规则意识。清末民国时期以“礼教”之名,将礼制、礼法、礼学、礼教等全部污名化,固然有解放思想、释放活力、结束帝制、创造共和的进步意义,但亦使社会行为失范。     

朝鲜王朝政书考略——从政制典章看中国礼学的朝鲜化

朝鲜王朝（1392-1910）在五百多年的政治统治中积累了一大批政书,包括通制、礼典、律令及其他重要的实录等。这些政书均具备一个共同的制度基础：中国礼学的朝鲜化。其中《经国大典》《国朝五礼仪》《国朝丧礼补编》是朝鲜王朝最具代表性也最富影响力的通制与政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朝鲜王朝＂以礼治国＂的基石,也集中反映了这种统治背后的制度逻辑。通过分析该三部经典不难发现,朝鲜王朝的政制具有鲜明的礼学色彩,它既对中国朱子《家礼》所勾画的礼制思想多有继受,又在此基础有其自身的礼学创制。朝鲜通制与典章对其自身政治的影响,反映了中国礼学朝鲜化的清晰进路。     

北魏孝文帝时期禘祫之议与北朝礼学发展

北朝自北魏孝文帝以来,以崇儒汉化为国策,尤其重视汲取汉家礼仪制度,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北朝经师治"礼"风格,对其后三《礼》学的发展趋势产生了导向作用。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禘、祫的论辩,北魏统治者一改汉儒治礼尊郑(郑玄)排王(王肃)的原则。依据统治的实际需要,糅合郑、王学说。少数民族统治者在礼制政策方面的调整奠定了北朝礼学的发展脉络。     

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以孙复的《春秋》学为中心

《春秋》是与政治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儒家经典,其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则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经为本,不曲从前人传注,以王权政治理念贯穿其对《春秋》经的解读。孙复对《春秋》中所记载的礼典之事尤为关注。他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维护王权政治。春秋后期,随着楚国、吴国势力渐强,华夷关系持续紧张。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古礼探源——多维视角的综合考察

"礼"渊源于"俗",而又高远于"俗"。"俗"具有全民性、民主性,而"礼"则带有阶级性、等级性。本文所说的"礼",指的是"礼典",即比较系统、比较成熟的"礼制"。礼乐制度的形成,是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一项标志,并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化"。在古文献中,有所谓"伏牺制嫁娶,以俪皮为礼"的记载。来源于民族学的材料与证据表明,此说"渊源有自",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但是,"伏牺制礼"之说目前尚难证实。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记载表明,在尧、舜所处的"五帝"时期就应当已经形成了"礼乐"制度。来源于考古学的证据显示,早在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时期,古中国就已经出现了"礼",就应当已经形成了"礼乐"制度。     

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青铜礼器与礼乐制度的历史沿革

礼器是西周统治者在举行礼典时的礼仪器具,是礼制的物质形象载体和文化象征.礼乐制度的历史变革外在体现为礼器的变化.礼器体制的沿革蕴含着丰富的礼制内涵.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是礼乐体制从建立成熟到衰退崩溃的整个历史时段."器以藏礼","礼"内涵的变化即礼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