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古学考》的国家祭祀体系——廖平的经学建构

廖平在《今古学考》中提出了“平分今古”的重要论断。国家祭祀体系是《今古学考》建立的今古学礼制中的重要内容,包含其对国家秩序的理解。深入到经学的礼制和义理细节中去考察宗庙、郊祀、明堂、禘祫等国家祭祀内容,可以发现《今古学考》的礼制体系是在分今古学的观念下根据经学文本和礼制逻辑两方面进行综合建构的结果。廖平通过回归经典本身重新组织经学,打开了经学发展的空间,促使晚清经学发生范式转化。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春秋》乃“礼义之大宗”

人们普遍认为：《春秋》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从《春秋》的写作缘由及书名分析,它是以明晰礼义为宗旨的。同时,从此书中的称谓、笔削、隐讳等表达方式看,明显违反古代史官“君举必书”的书写原则。也处处以礼作为剪裁、评判事实的标准。因此,《春秋》应是通过事实传承周代礼制的礼学典籍。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范仲淹与北宋《春秋》学

近年来,学术界对宋学源头的考察日益深入,不但揭示出北宋孙复、石介、胡瑗三先生为宋学之滥觞,而且进一步肯定此前的北宋学者和政治家范仲淹是宋代复兴儒学的开山,引领宋学研究风气之先声。范仲淹不但对《易经》有深入研究,而且在《春秋》研究上也有一定造诣,成为其学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北宋《春秋》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朱熹对苏辙《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北宋初年,《春秋》学在孙复、刘敞等的推动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出现了"逞意说经"的弊端。苏辙撰《春秋集解》,提出了"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力革《春秋》学之弊。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苏辙"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批判了南宋《春秋》学存在的"逞意说经"及"一字褒贬"的解经弊端。在《春秋》义理学上,朱熹又表现出与苏辙完全不同的立场。他批判了《左传》的权变思想,并主张以理即儒家伦理纲常作为阐发《春秋》经义的依据,不仅推动了宋代《春秋》学义理思想的深入,也促进了宋代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黄泽的《春秋》学理念及其对赵汸的影响——以赵汸《春秋师说》为中心

元末《春秋》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赵汸,师承元儒黄泽,而黄泽的《春秋》学说,又集中体现于赵汸所编纂《春秋师说》一书。黄泽认为,研治《春秋》学,须识"圣人气象",明"述作本旨";须依据事实,以求义理;须明辨书法,区分经史,兼顾史法、经法之关系;须明辨"三传"及诸家得失,会通汉宋;须识其大意,经传相证,推寻详尽,务求平正。正是在黄泽《春秋》学方法理念的启示和影响下,赵汸积思自悟,发明师说,构建了以"策书之例"与"笔削之义"为核心的《春秋》义例学说体系,从而奠定了其在《春秋》学史上独树一帜的重要地位。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春秋》笔法”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自上世纪70年代末至今,国内外对于“《春秋》笔法”的研究,主要表现在经学、史学、诗学三大领域,近年来还出现了综合研究和比较研究新趋向。未来学界“《春秋》笔法”的研讨还应本着“材料之生新”、“观点之转换”、“方法之讲究”的治学要领,在经学、史学、诗学、语言学及跨学科综合比较研究上继续拓展、深化。     

《吕氏春秋》之“春秋”义趣考辨

本文从孔子"作"《春秋》所隐含的"大义微言"谈起,探讨了《吕氏春秋》被命名为"春秋"的思想史义趣。孔子《春秋》所赋之"义",是王道之公义。孔子这一"赋义"的宗趣,也为《吕氏春秋》所继承,它通过融贯诸子所自以为是的"圣王之道",来构建其所悬设之"圣王之道"。它对于"整全之道"的把握,及其对"意义世界"的建构使它在价值意义的追寻上"大出诸子之右"。     

《春秋》学与明末清初虞山诗学的演进

在钱谦益家族引领下,虞山诗派形成了绵延百余年的《春秋》学传统.一方面,他们从《春秋》的研阅实践出发,构建通经汲古的经学传统,造就了虞山诗学的"学人气象";另一方面,基于《春秋》兼具经、史的特性,他们重视史书修撰,倡导诗以存史,构建杜甫的"诗史"典范.同时,"隐而微"的《春秋》笔法,本就带有"存史""写心"双重意蕴,他们借径李商隐以学杜甫,将心灵感悟包裹在重重典故、意象之下,"隐迷"诗风的背后透示出高超的"写心艺术".经学、史学、诗学圆融的《春秋》学体系,不仅为虞山诗学提供了活水源头,也助益于清代考据学传统的生成和诗学思想的演进.     

治经方法的嬗变与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

从治经方法的变化考察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可以看出清代《春秋左传》学发展的内在理路，揭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治经方法对应不同的研究课题，标示着某种学术规范的确立。治经方法因各个阶段所反对的对象不同而变化，治经方法的嬗变实际上意味着旧的课题的解决与新的课题的树立，反映出清代春秋左传学的发展轨迹。     

《春秋》“第四传”何以形成?--从道统论看《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

从道统论的视角,探讨胡安国《春秋》学的批评史,以及《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历程,发现程朱道统的追述与建构,对胡氏学地位的上升有促进作用。特别是朱子对胡安国"义理正当"的评定,体现了其在建构《春秋》宋学理论范式上的意义。考察从南宋到清初的《春秋》学史,可见后儒继承着胡安国对《春秋》大义的理论阐发,亦可见朱子《春秋》学的影响和以程、朱修正胡氏的思路。实际上,胡安国《春秋》学地位的确立与儒家道统的建构有关。"程-朱"道统谱系追述与续接,是具有经学范式意义的"胡氏学"确立其理论特性的思想基础,也是《春秋胡氏传》经典化为《春秋》"第四传"的根本原因。     

重审“经史之分”——检视皮锡瑞对《春秋》和《左传》的定性

晚清学者皮锡瑞《经学通论》在当前经学中影响力极大,书中宣称《春秋》是孔子所作的经,不是史。他严厉批判杜预,反对杜预以《左传》解读《春秋》的做法。按照"经史之分"的规定,《左传》被视为纯粹的史书,不宜用作诠释《春秋》。以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认为《春秋》和《左传》应该予以分拆,了不相干。然而,皮氏这一批评意见充满各种谬误,既误解杜预原来的本意,他所主张的"经史之分"也实不可靠。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汉宋《春秋》学的异同——基于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条目及相关典籍文本的研究

本文用文献学与文本研究相结合的方法,以朱彝尊<经义考>所载汉、宋<春秋>学著作条目及相关文本为依据,从著述形式、经传关系、三传关系、理论学说等四个方面,论析汉、宋<春秋>学的延变异同,以期有助于推进汉、宋学的比较研究.     

“王正月”与“《春秋》新王”论——董仲舒《春秋》思想略论

作为汉代治春秋学大家,董仲舒指出,"王正月"是春秋公羊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夏建寅,商建丑,周建子,所正皆不同。王者建正朔的目的在于"变易民心","革其耳目";"王正月"则可以正人伦纲纪,推王道。《春秋》"王正月"也是"大一统"的需要。在董仲舒看来,孔子因鲁史记,撰作《春秋》,设素王之法,而标榜天子之事,托鲁王为君,以黑统取代周赤,以夏为远,以周为近,封宋为故国,合伯、子、男为一爵,从而构成了孔子"新王"改制的主体内容。     

“《春秋》决狱”与古代判词文化

《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发展史上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体现了儒家道德对传统法律的渗透和改造,对后世的立法、司法实践和法律文化诸方面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传统的说法认为,《唐律》的颁布标志着封建法律儒家化的完成,《春秋》决狱也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本文重点探讨《春秋》决狱和中国古代判词文化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并由此得出结论,《春秋》决狱作为一项生命力顽强的司法传统,一直存活在中国古代的判词文化中,以迄近代。     

从《左传》看春秋的“义”“利”之变

《左传》是阐释《春秋》的传书。春秋是动荡势态下的历史过渡的时代,重“义”尚“礼”的社会风气在社会变革中逐渐向“利”靠拢。本文将从《左传》入手,从引用《诗经》和战争中剖析这种现象。     

刘毓庆：《从经学到文学——明代诗经学史论》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记录的本是古代先民的歌唱，但经过了圣人的删纂，便具有了可供深层阐述的微言大义，随之被赋予经的地位。经过历代的读解，《诗经》变得越来越神圣和深奥。甚至对它的解读已构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