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状况、公共服务与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居民的幸福而不是收入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需要深入探究哪些因素影响居民的幸福。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的基线数据,可通过建立Probit模型对我国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生活水平的改善、良好的健康状况,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及社区助老助残活动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开展均有助于改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而收入水平的高低及是否处于空巢状态对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这为我国农村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启示:第一,在公共政策尤其是社会救助政策制定中,不仅要考虑到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且要关注其实际生活水平的改善状况;第二,要进一步提高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社区养老服务的覆盖率;第三,要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的投入,改善农村老人的健康状况。     

农村社区能力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传统农村社区多以政府主导下自上而下的外源式发展为主,因而往往忽略了社区内在的能力建设。实际上,社区能力建设将对社区发展和农村居民个人福祉产生一定影响。以皖西南农村社区为例,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建立有序回归模型考察农村社区能力构成及其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现阶段皖西南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总体上处于中等水平。农村社区能力要素主要包括农村社区组织能力、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农村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和外部社会资本的能力;其中农村社区自治能力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最大,社区培育内部社会资本的能力次之,社区组织能力的影响最小。因而要大力推进村民自治,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尤其是良好的人际信任、邻里互助关系,进一步提高农村社区现有组织的组织管理能力。     

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农村居民幸福感——基于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调查

利用陕西省513位农村居民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线性回归模型,从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8个方面,实证检验了不同类型公共服务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同时,基于地区、收入、受教育程度分组情况,重点考察了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陕西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群体差异。研究发现：1)农村基础教育、农村医疗卫生、农村社会保障、农村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与体育、农村基本住房保障、农村社会管理、农村居民劳动就业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正,其中,农村社会保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最大,农村基础教育的影响最弱;2)农村基础教育对低收入、低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医疗卫生对关中和陕北地区农村居民、低收入和高收入农村居民、低学历和高学历农村居民幸福感表现出较高的正向影响力,农村社会保障对所有分样本(除陕北地区外)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正向影响均较大。进而,从进一步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补齐农村公共服务短板、满足农村居民公共服务需求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建...     

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本质是处理好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在传统自然村落、人民公社、村民自治和农村社区建设时期,国家与农村关系呈现不同特征,农村社会管理体制也不同,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绩效差距显著。当前,必须重塑国家与农村的关系,建设农村社会复合体,形成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合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边疆地区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调查研究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是衡量老年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指标。月收入、亲密朋友个数和子女个数的不同会对边疆地区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做好基本生活保障、针对农村老年人的特点建立或健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保障制和完善农村老年人社会支持体系对于提高边疆地区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农村空巢老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进展

<正>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阶段,而其中的空巢老人规模也在逐年在上升,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2012年为0.99亿人,2013年突破1亿人大关,预计到2030到空巢老人家庭的比例将达到90%,届时我国老年人家庭将"空巢化"[1]。2013年7月1日开始正式实施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空巢综合征"成为时下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我国的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     

社区公共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2018年数据,运用Ordered probit模型和工具变量条件混合过程估计法(CMP方法)考察社区公共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社区公共服务完善程度对老年人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影响具有明显的城乡、独居养老成因和年龄异质性。社区公共服务匹配度对社区公共服务的老年幸福感效应具有明显调节作用:社区公共服务匹配度越高,社区公共服务对老年人幸福感的促进作用越强。因此,构建以社区为依托的多层次养老体系不仅要着力完善社区公共服务,更要重视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与老年居民真实需求间的精准匹配,以在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的同时更好地发挥社区公共服务对老年居民福祉的促进作用。     

农村中学生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

的:探讨农村中学生自尊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方法:采用自尊量表与幸福感量表对两所学校的927名农村中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学校、年级、成绩、父母感情、自尊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结论:农村中学生的主观幸福感在中等程度以上,教育环境、年级、学习成绩、父母感情、自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主观幸福感。     

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现状调查报告

农村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状况不容乐观,农村留守儿童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中,非独生子女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独生子女,父母感情不和的留守儿童其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感情融洽的留守儿童。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留守儿童主观幸福感水平的建议。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思考

目前,农村公共服务"缺位"、"错位"、"越位"的太多,总体水平仍然较低,存在许多问题。鉴于当前农村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要从多方面入手加强农村公共服务。要改革农村公共服务体制,完善各种公共服务体系,改革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充分发挥各种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逐步建立起政府为主体的民间组织、私人等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多元化供给格局。     

整体性治理框架下农村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关乎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通过对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碎片化供给的历史演变考察,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整体性治理的应然性。进而建构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治理框架,梳理了整体性治理的三大机制,探求并分析影响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变量关系。借助于样本区域的调研数据,诠释了整体性治理机制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关系模型。同时结合非结构访谈的实践内容,厘清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在整体性治理理念下的现实盲区,通过提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路径的建议,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有效性。     

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改革的困境与改进——以湖北省“以钱养事”改革为例

湖北省"以钱养事"机制致力于将市场化引入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逐步将原有"七站八所"改制为市场化运作的公共服务中心.但改革后的公共服务中心转而成为一个性质模糊的非政府非企业的实体机构,加之公共服务资金监管力度薄弱且提供者和生产者之间存在意愿悖论,政策在实践操作中遭遇困境.因此需要推进基层政府服务型和责任型政府建设,增加对公共服务供给的投入,改进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以及大力培育农村新型专业合作社等.     

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采用标准有序Logistic模型,检验分析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并重点分析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互联网显著提升了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且随着互联网技能的提升,幸福感提升效应更大;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对中青年和家庭经济条件较差的农村群体呈显著正向影响;互联网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机制主要有:提升社会认同、丰富日常生活、提高社会网络质量、促进网络政治参与等.因此,提出继续推进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互联网普及率;要因人分类施策,提升互联网发展的正向效应;积极推进互联网其与它领域的融合发展等建议.     

激励机制、媒介信息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研究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在于地方政府激励机制扭曲了地方政府官员的公共决策行为。地方政府官员为了使个人利益最大化,要努力发展地方经济以扩大税基,还要通过媒介信息让上级政府或辖区居民感知到自己发展经济的绩效以及声望,从而有利于自己的连任或晋升。通过改变大众媒介信息供给上的城市偏好,完善地方政府官员的激励机制,可以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提高。     

中国农村公共交通服务供给研究

在界定农村公共交通服务内涵的基础上,透视其公共产品属性和私人产品属性,通过构建供求均衡模型,认为在农村公共交通服务中,公共部门和市场的共同供给才是有效率的.目前,政府是我国农村公共交通服务的有效供给主体,但政府主导下的农村公共交通服务供给难以满足农村社会发展需求,资金供给多元化、供给主体多元化应是其未来发展趋势,但需系列制度作保障.     

关于农村公共产品与服务研究现状的思考

提高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水平是农村社区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村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前提条件,该领域的研究在当前还处于初级阶段,有待深入和完善。文章从需求、供给、供给机制、筹资机制和决策机制几个方面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问题的当前研究现状进行了初步梳理,并进一步指出了今后研究的重点。     

数字化转型下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供给:思路与进路

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数字化转型是破解"城乡分治"、消弭城乡鸿沟的必由之路,也是促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途径。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受城乡二元结构、压力型体制、府际竞争和部门主义等因素影响,面临部门联结、供给内容、政策体系三大碎片化难题。整体性治理理论可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有效参考,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的独特优势能够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性重构。基于此,提出数字化转型下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整体性供给的未来图景,建议从组织整合、服务共创、机制协同三重路径出发,以强化农村公共服务供给跨部门联结,加快形成农村数字公共服务共同体,助益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一致性运作。     

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及其代际差异

运用2012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并比较不同代际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大多数流动人口感觉生活幸福,与户籍人口的幸福体验没有显著差异.新生代流动人口正值追求梦想、自我实现的黄金时期,他们对幸福的积极体验明显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2)经济诉求、权利保障和公平正义构成了流动人口追求幸福的实质内涵.社会融合因素的影响效应甚微,城乡差距的曝光度和城市固有的社会歧视导致流动人口产生强烈的剥夺感和不幸感.(3)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和权利保障因素对不同代际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影响差异.基于此,在政策层面,提高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需要立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多元面向,关注群体内部分化,针对不同需求层次,构建差异化的幸福建设体系.     

破解农村公共服务困境的治理之道

当前,农村公共服务的建设过程中还存在某些问题,如存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总体不足,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基层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负担过重等突出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国家财政支农投入有限、非均等的城乡二元化体制和非均衡的财权事权制度安排等制约了农村公共服务的发展。因此需要从定位政府责任,完善制度内的公共服务供给体制;合理配置各级政府财权与事权,加强政府体系内部的协同性;以公正平等为根本价值导向,建立均衡化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等方面入手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