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荀“天—性—情—心”统合论——从“心统情性”新视角兼祧孟荀

孟荀二分,可谓传统儒学的基本格局,相分自然相争。作为当代儒学学术之近源,宋明儒学之主流一方面奉孟学(性善论、自律、内在论)为正统,另一方面斥荀学(性恶论、他律、外在论)为异端,极力强调孟、荀在人性论等方面的重大分歧。流波所及,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继续坚持上述判分,甚而在宋明儒学内部进一步严判正宗与别子,以至朱熹等宋明主流儒者思想中的"他律"因素无处遁形。但跳出宋明传统及其当代余绪,现当代的学术史研究者们则越来越倾向于将孟、荀等量齐观,并进而触及到了一个极具理论雄心与学术史抱负的重大课题:能否找到坚实的学理根基统合孟荀?进入21世纪以来直接或间接涉及"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的学术探讨,在汉语儒学研究界持续激荡。其中,李泽厚先生于2017年提出的"举孟旗,行荀学"宏论,再度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关于孟荀关系的新一轮研讨热潮。大而言之,"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事关"四书与五经关系之重估""儒家道统再定义""天人关系重思考""政治与道德关系再厘定""古今中西关系再协调"等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有鉴于此,本刊特推出郭沂、刘悦笛、梁涛三位先生的一组笔谈,冀望推动学界进一步聚焦并深化对"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课题的探讨。     

超越尊孟抑荀，回归同尊孟荀

孟荀二分,可谓传统儒学的基本格局,相分自然相争。作为当代儒学学术之近源,宋明儒学之主流一方面奉孟学(性善论、自律、内在论)为正统,另一方面斥荀学(性恶论、他律、外在论)为异端,极力强调孟、荀在人性论等方面的重大分歧。流波所及,以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继续坚持上述判分,甚而在宋明儒学内部进一步严判正宗与别子,以至朱熹等宋明主流儒者思想中的"他律"因素无处遁形。但跳出宋明传统及其当代余绪,现当代的学术史研究者们则越来越倾向于将孟、荀等量齐观,并进而触及到了一个极具理论雄心与学术史抱负的重大课题:能否找到坚实的学理根基统合孟荀?进入21世纪以来直接或间接涉及"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的学术探讨,在汉语儒学研究界持续激荡。其中,李泽厚先生于2017年提出的"举孟旗,行荀学"宏论,再度挑动了学界敏感的神经,引发了关于孟荀关系的新一轮研讨热潮。大而言之,"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事关"四书与五经关系之重估""儒家道统再定义""天人关系重思考""政治与道德关系再厘定""古今中西关系再协调"等等一系列重大议题,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有鉴于此,本刊特推出郭沂、刘悦笛、梁涛三位先生的一组笔谈,冀望推动学界进一步聚焦并深化对"孟荀之争与统合孟荀"课题的探讨。     

学术史视域中荀子的崇学观及其与孟学的分野

荀子继孔子之后发挥了儒家的崇学观,但孟子则从性善论的角度并不关注向外之"学",这是荀孟二者之间的巨大分歧。韩愈首倡"道统"说,尊孟而抑荀,被宋明理学家所借用和发扬,孟荀的思想地位遂成云泥。学术史上的汉宋之争,实质上是由荀孟在"学"的问题上的分歧作为内因所推动的。     

儒家人生哲学论纲

儒家学派在上下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汉唐儒学、宋明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学几个发展阶段,许多理论观点和阐释形式亦几经嬗变,但儒家学派的根本精神却始终存续其中。本文仅以《语》、《孟》、《荀》、《易传》、《礼记》等原始儒家思想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并适当联系儒家后学的思想,对儒家人生哲学中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些探讨。     

对胡五峰哲学的当代诠释之反省

本文讨论对胡五峰哲学在当代诠释系统的反省意见。当代诠释意见的主要脉络有二,其一为内地学者的概念范畴研究法,其二为牟宗三先生的哲学型态分系说。笔者主张,概念范畴研究法以胡宏学为性学传统以有别于理学、心学、气学传统的分类方式,不易见出哲学理论的异同,也不易定位个别儒学系统的真正重点,不是一个好的分类系统,这主要是就朱汉民、王立新、向世陵三位教授的胡宏研究专著所进行的讨论。至于牟宗三先生以其儒家道德形上学的圆教理论之建构以为分判宋明儒学系统的做法,认为胡宏学正是一"以心著性"的圆教系统,既能充分展现客观面的本体宇宙学又能落实主观面的主体自觉心,正是宋明儒学圆教型态的圆满义。笔者以为,胡宏之学不过就是准确继承先秦及北宋诸儒之学,牟先生过度地划分论孟、易庸的理论角色,以致过度强调周、张、明道的义理不足,所以得出五峰学有以圆成超克之意境,牟先生据以为圆成超克的重点即在"以心著性"说,而笔者指出"以心著性"说即是一极为普通的"本体工夫论"的命题,不断地发生在论孟、易庸、周张二程、及朱陆各家系统之中,并无特别的义理殊胜之处,是牟先生强以主体活动结构入形上理论,以致混淆活动与理论而以为有一"以心著性"之说之能圆成主客观系统的儒学圆教型态。若能正视哲学基本问题研究进路,则牟先生此一对胡宏学的过度强调及肯定之说,份量上应可放得较轻些。     

儒体佛用:宋儒重建社会秩序的心智依据——评李承贵教授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

宋代儒学和佛学的相互关系问题是陈寅恪先生、余英时先生等学界前贤硕学极为关注的重大课题。李承贵博士著《儒士视域中的佛教——宋代儒士佛教观研究》一书,全面、系统、深入地推进了该课题的研究,取得了许多重大的学术突破和进展。作者明确指出:在儒佛之争中,宋儒始终坚持"儒学本位"、"儒体佛用"的立场,坚持唯有儒学的核心价值,即儒家之"道",才是重建社会秩序的最后依据;宋代儒士为复兴儒学这一伟大事业进行了艰苦探索,他们对佛教的"群体性误读"和"失真的理解"使他们的佛教观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但这些"相反而适相成"的佛教观不但为新儒学的建构提供了繁富的心智资源,而且对佛教本身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儒士佛教观对于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而言,并不是完全否定性的,也是有积极性、建设性一面的"。     

宋明儒学公私观之初探

“公”与“私”虽然不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范畴,但是它却几乎渗透到宋明时期每一位儒家的伦理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之中。本文沿着宋明儒学发展的历史轨迹,通过对儒学重要个案的考察,揭示了在公私之别上,二者既有国家之分、人我之分、物我之分,又有义利之分、理欲之分,还有公有和私占之分;在公私关系上,宋明儒学经历了“圣人之道至公而已”、“无物我之私”、“至公无私”、“循理而公”、“天下为公”、“廓然大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大公无私”这样一个发展过程。旨在说明,宋明儒学公私观在其自身发展的脉络上显示出薪火相传、继往开来之特征。     

牟宗三与劳思光儒学观之比较

牟宗三与劳思光两人儒学观同中有异,分歧的核心在于是否承认先秦儒家思想中具有形上学,依此衡断宋明新儒学的发展趋向。牟宗三思辨地证立了儒家自始具有"道德的形上学",以此为"道统"分判宋明儒学,提出"两统三系说";而劳思光质疑任何诉诸"存有"之价值学说的理论效力,提出宋明儒学"一系三型说"。在比较的视野下,尽管两人的儒学观各显其内在问题,但两人对儒学的创造性阐发依然为后代学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人性论的三脉汇流与儒家社会治理思想的实现

郭店简及告子等人所主张的"可善可恶"的二元人性论是孟子之前先秦人性论的主流,孟子、荀子分别主张"性善论"与"性恶论",二人在人性论内容方面截然相反,但在性质上却是一致的,都属于强制性的一元人性论系统。孟、荀建立在人性论基础上的治理理论各有优缺点,汉代董仲舒对孟、荀人性论及其治理理论进行了综合,重新提出了善恶并存的二元人性论,吸收了孟、荀人性论的优点,最终使儒学的社会治理理想得到实现。     

机遇和挑战:百年先秦儒学研究及其前景

近百年的先秦儒学研究 ,只不过是中国 2 0 0 0多年漫长学术史中短暂的一个片段。然而 ,就是这短短的一百年 ,却浓缩了中国文化精神之源泉————先秦儒家由盛而衰、荣辱交替的历史。当今世界性的儒学热既为先秦儒学研究创造了机遇 ,同时也形成了一种挑战。1　　滥觞于先秦孔、孟、荀之儒家学派 ,我们若将其称作原始儒家或与其它诸子并行的“子学时代” ,那么 ,从两汉经学到宋明理学 (道学 ) ,再到清代朴学 ,我们大致可以把这一漫长的儒学历程视为“经学时代”。“经学时代”的最后一批大师却成了本篇近百年先秦儒学研究的先驱人物。无疑 ,…     

价值儒学的追寻与开新——论陈来的儒学研究及其新儒学思想

陈来是当代中国哲学界、儒学界的重要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他的学术集中在对根源期和发展期的儒学研究上,他的思想集中在儒家文化观及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的创新上。《古代宗教与伦理》等书研究了儒家思想的根源,认为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生成的直接基础和源泉。《朱熹哲学研究》《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两部经典之作,代表了当代宋明儒学研究的两重境界;《诠释与重建——王船山哲学的精神》让船山思想重归道学正统,破除了启蒙思潮说所投射的一些虚假影像。陈来的儒家儒学文化观比较丰富,是其从事儒学研究及其思想创新的动力和意义所在。《仁学本体论》等是当代新儒学的代表作,陈来由此构建了以仁学本体论为核心的价值儒学新思想体系。     

孟子和荀子美学思想之比较

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我国数千年历史上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直到如今以至后世还将继续下去。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固然是孔丘及他的一批门徒弟子共同切磋琢磨的结果,但儒家学说的进一步系统化和理论化,则不能不归功于孔丘的再传弟子孟子(柯)和苟子(卿)。在十年动乱的时期,学术界被搅得是非颠倒、混乱不堪,孟、荀二家被人为地对立起来,孟轲是儒家的代表,成为复辟派,罪不容诛,而苟卿则被戴上法家的桂冠,成为革命派,荣若华衮。这完全是为了服务于某种政治目的而对历史人物的任意歪曲。事实上,孟、荀二人是从不同的角度发展了孔门的儒家思想,外表乍一看来,二人的学说似乎是对立的,其实,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他们的不同的理论,在儒家学说发展的道路上,却正起着互补的作用,使得儒学理论日趋完整和严密,成为华夏文明中居于核心地位的精神支柱。所以,我们在研究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时,孟、荀二人的历史地位和功绩是不能低估的。     

评蔡方鹿所著《魏了翁评传》

宋明道学(包括理学与心学)历来是中国思想界、哲学界乃至国外汉学界研究的重点。这是因为,自魏晋以来,中国本土文化一直受到外来佛学思想的强烈冲撞,高明贤达之士醉心释教,反使中国最重要的本土思想儒学束之高阁。此状至北宋为之一变,中国本土大儒辈出,学派群生,高扬接续孔孟“道统”的大旗,辟佛老之异说,重新发掘儒家经典,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从而形成了第二次以中国本土思想的主体的学术勃兴局面。这次运动被称为儒学复兴。国外汉学界专称为新儒学(New-confcian),中国学术史则称为“宋明道学”。然而,数十年的研究只限于如朱熹、二程等少数几个思想大家及濂、洛、关、闽等几个学派,未能拓宽视野,深入探究宋明时期出现的众多思想家和众多的思想流派,因此也就未能勾画出宋明道学演变的完整历程和当时百花齐放的思想全貌。     

濂溪“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名示——从傅伟勋“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说起

儒学是一种生命哲学,在传统中国对治生命问题上超过重要的作用.进入现代社会,随着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生命的各个层面也得已全面展开与落实,内容也更加丰富.濂溪面对佛学之繁荣,通过重述儒家经典,吸纳玄佛宇宙论、本体论思想,重立儒家之人极,开辟出宋明新儒学的新局面,实有值得当代学者借鉴之处.本文试图以傅伟勋教授"生命的十大层面"理论模型作为参照,分析新儒学开山濂溪面对外来佛学而从儒学入手"立人极"的成功尝试及其现代启示,为儒学在现代的创造性转化作一参考.     

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及得失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一方面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在社会政治结构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两个方面,即儒学在思想、道德、宗教、价值观方面的表现,与儒学在社会政治结构形成及政治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紧密关联和互动,不仅构成了儒学的特色,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孔子的仁-礼思想结构,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秩序结构的基础,既是维护、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又是对社会治理的探讨。从思想与文化,社会制度与文明传统的角度来探讨孟、荀对孔子学说的发展及意义,孟子继孔子之仁,发展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系统,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道德伦理的思想基础,而不是宗教伦理的思想基础。荀子继孟子之后改造了孔子的"礼"(注:孔子之"礼"关注社会秩序,荀子之"礼"关注政治秩序,是为改造),主张隆礼尊君,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教合一的制度文化的基础。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形成外儒内法统治思想的两条主线,即外仁政,内礼法。董仲舒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实践中弥补了孟、荀对儒学发展的缺失。     

儒家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何以可能——以崔大华先生《儒学的现代命运》为中心

儒学现代命运问题的症结在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之张力,张力之产生在于孔子之道所蕴含的伦理观念与现代生活所依据的伦理观念不同因而发生冲突。崔大华先生以"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为视角,提出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提供"动力因素"。此观点待商榷处在于:其一,儒学的现代命运问题关键不在于儒家系统的"内在冲突"而在于两种文化之矛盾和冲突;其二,区分"先秦儒家"与"汉代以后"儒家是必要的,但是儒家所建构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在"汉代以后"才慢慢确立、建构起来的;其三,中国现代化进程确实需要"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持久性动力,但是此种动力论来源并非来自注重"天下意识"的儒家观念而是清末民初遭遇西方列强以来自觉引进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四,若认可"现代化进程"之理,理应建立"现代生活"之事,并且不应再以"儒家生活"之理予以主导,"儒家生活"之理可以发挥作用但无法再充当主要"动力"。     

"言意之辨"与宋明理学

以"言意之辨"的方法,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构"性与天道合一"的本体论的形而上学体系,弘扬儒学精神,是宋明理学家之所以能够实现综合创新的深层原因,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得意忘言"经典解释方法;二是"圣人体无"的本体直觉方法;三是"辨名析理"的逻辑建构方法.     

"国学"不宜用于命名一级学科

当下学界最出格的"国学热"莫过于欲将"国学"推上一级学科位置的盲动."国学"一词原本有特定的指称对象,即"邦国库序".汉唐以来,国学主要指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及其附属的等级地位最高的国立学校,而崇尚儒教为"天子之学"的一般特征.正是由于儒学即国学、国学即儒学的涵义根深蒂固,一些学者所谓的"国学观"之争主要是儒学观之争,而儒学观之争的焦点又是儒学现代价值之争.独尊儒术的"国学"不适用于现代;区隔中西的"国学"存在重大偏弊;涵义混乱的"国学"无法界定学科;夸大功能的"国学"不能使之太热.如果将"国学"列入一级学科名录,就会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文史哲》杂志举办第二期青年学者工作坊

<正>2021年12月4日,《文史哲》编辑部举办了以"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为主题的青年学者工作坊,来自全国各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同学科背景的23位学者,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了此次研讨会。山东大学《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为会议致开幕词,副主编李扬眉副教授为会议致闭幕辞。此期工作坊包括"礼学与实践的儒学""社会科学视域下的儒学研究""儒家政治传统与现代社会治理""儒学与西学""儒学的现代价值与走向""现代学术视野下的儒家哲学""儒学与科学"七个专题,与会学者从现代学术视野,尤其是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不同视角下,对当代儒学研究进行了探讨,展示了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动态。     

论现代新儒学的内在向度--寻求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统一

现代新儒学相承传统儒学"即哲学即宗教"的特质,面对在儒学中安顿科学理性精神的时代课题,力图将宗教精神、哲学精神与科学精神统一于心性之"一本",作为其基本的义理归趋.这代表了儒学在现代社会谋求新开展所必有的一次历史性转进.新儒学虽然没能真正实现三者的内在统一,但它从一个侧面对于宗教、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提出了中国式的解读方式,直接关涉到了当代人类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对相对主义盛行的时代,新儒家的有关理论取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一起构成了两种正相反对的基本选择,将有可能为人类寻求更健康、合理的存在方式提供某种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