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认识与反思

中国古史分期是我国史学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始终未形成定论。近十余年来,史学界开始反思并重新认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逐渐认识到五形态的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对中国存在奴隶社会的质疑和否定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曲折发展历程中,我们应不断反思,从而得到启示。     

范文澜与郭沫若的隐秘论辩——以西周社会性质为中心

范文澜主张西周封建论,郭沫若坚持西周奴隶说,他们是1950-1960年代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的领航者。范郭皆陷事先预设的理论藩篱,前者从生产关系入手,后者看重生产力,分别从两条不同的路径出发,论证西周社会性质。他们都在各自的理论架构内找力证,导致双方都无法说服对方。范与郭在论著中长期存在隐秘交锋,吸引了大量学者参与辩论,彼此间构成了一张交错的“对话网”。范郭论辩多由范氏挑起,而郭氏是被动的应战者。他们“你来我往”的隔空较量,不尽是纯学术的,但都高度克制,顾虑对手的感受,事后默默地删改敏感文字,仍属同一阵营内的“争鸣”性质。     

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再认识

学术界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的认识分歧涉及到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 ,如何认识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状况和如何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等一系列问题。根据邓小平理论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 ,我们认为 ,我国过渡时期已经完全具备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和根本任务决定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 ,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中国古史分期的要害问题

本文根据文献考古成果,描述中国古代经济社会运动过程及其面貌.依据劳动手段、生产方式、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实际,试图解开中国古史分期要害.文章论证了泰汉官私营大农业是建立在奴隶主拥有大宗土地、农具、奴隶,役使奴隶进行集体劳动、商品生产的奴隶经济形式和特征,确认秦汉社会性质是奴隶占有制度,封建社会不能出现在这以前.     

价值预设与历史决定论的困境——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理论反思

近年来,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逐渐从人们的学术视野中淡出,许多学者刻意回避甚至否定这一问题。回避或否定并不等于超越,只要隐含在古史分期问题背后那些深层次的原因、那些问题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彻底揭示,就说明我们并没有真正地实现对这一问题的超越。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了一种特定的信念-观念结构,在这种信念-观念结构中,历史可以证明、决定未来及其价值取向,同样,未来及其价值取向可以回溯、还原历史,历史与未来、历史与价值完全是同一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不过是这一信念-观念结构的表达形式。正是这样一种信念-观念结构及其表达形式,长期支配和影响了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     

西藏社会性质的分析——古史分期问题研究的一个参考

从报刊上所揭露的事实,看到西藏领主们对农民、牧民的迫害异常残酷,极似奴隶主残害奴隶,因此有人怀疑西藏是奴隶社会。还有一种最离奇的说法,如李有义所著“今日的西藏”一书,竟说:西藏的社会原来是封建社会,现在正向奴隶社会转化。这种说法是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在我们对西藏社会性质应加以研究,把它确定下来,以廓清种种迷惑,是有必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区分社会性质,是用生产关系来决定的。一个社会,如果基本上是奴隶制生产关     

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概念及其体系——中国传统政治学论纲之二

中国传统中存在着一个自足性的政治学体系,即"道"或"道术",包括天道、人道、治道,其中"治道"概念与现代政治学相类似。就体系而言,中国传统政治学包含着两个层次的体系结构:以天道、人道、治道及其相互关系探讨而形成的形而上的政治理论或政治学说和以礼、乐、政、刑为核心范畴的政治实践中具体操作层面设计。     

论张闻天的社会性质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张闻天的社会性质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之一,是毛泽东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因其是正确分析中国实际的理论工具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中介,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前期理论准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我国的曲折发展一方面表明坚持正确的社会性质分析的重要性,一方面也凸显出了张闻天社会性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所占据的理论和历史地位。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读——兼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规定

20世纪有一个论争不断甚至被称为社会科学界“哥德巴赫猜想”的命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人们为此费了多少心思,发了多少议论,但终不得其解。我本人也曾长期陷于此题的猜解,一度甚至觉得有了答案,并由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有所认识。最近,又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矛盾,在对其历史的考察中,不能不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有了新的感悟,发现是后人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误读,才有了本不该有的论争。而这种误读,恰恰表明研究方法上的诸多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     

论村庄社会关联——兼论村庄秩序的社会基础

中国现代化的特定条件决定了村庄所具有的独立社区社会的特征 ,这一特征的首要表征是村庄秩序获得的内生性 ,村民自治正是对村庄秩序内生获得的恰当表达。村庄秩序内生获得不仅与村庄之外的宏观经济形势和治理制度安排有密切关系 ,而且与村庄内在结构状况密切相关。本文通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关联”的引申 ,试图在理论建构和对现实的解释能力上 ,建立一个对理解当前中国乡土社会状况具有一定统括能力的范畴。     

破除欧洲中心论 科学界定中国历史分期——兼论中国宗法社会及其两阶段

中国历史分期是一个长期争论的问题,本文从方法论角度对之进行探讨,认为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社会形态应为“宗法社会”。中国的宗法社会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封建领主制存在于周朝,先于欧洲十五、六个世纪,特点是按宗法关系“封国土,建诸侯”,主要矛盾是领主与农奴的矛盾;第二阶段的集权官僚制阶段,存在于秦至清两千余年历史上,特点是以宗法关系集中经济、政治权力,土地国有,小农经济,官文化统治,主要矛盾是官僚地主与农民的矛盾     

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性质及其分期

把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定性与分期推至晚清或晚明,是近年学界的一种观点.本文主张以1917年前后为界,并以宏阔的历史的学术视野从多角度就新文学的现代化与现代性作了论析.     

论古史辨的评价及其相关问题——林甘泉先生访问记

解放以后对“古史辨”没有客观公正的评价 ,这与当时的政治气氛有关 ,但总的来说评价还是比较积极的。胡绳 195 7年说“古史辨”的“疑古精神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侧面”,1993年又说顾颉刚是“马克思主义的朋友”,评价很高。“古史辨”在思想启蒙方面有积极意义 ,是思想解放的一个环节 ,这一点应该充分肯定。“古史辨”所受到的诟病是说它把古史砍掉几千年 ,这其实是误解。说它是“民族虚无主义”也不对。“古史辨”疑古所疑的主要是三皇五帝的古史系统 ,并不是对一切古史都怀疑。“古史辨”之前已有疑古 ,之后也应该有疑古精神。不能把信古、疑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走出疑古时代”的提法不合适。     

中国传统音乐与社会和谐

文章简要论述了以“和”制乐,以“中和”之乐推助社会和谐,是中国宗法社会传统音乐的核心思想;并就中国传统音乐的四个组成部分(宫廷音乐、文人音乐、宗教音乐、民间音乐),分析了当时以“中和”之乐治世、推助社会和谐的功效,最后提出了撰写此文的现实价值。     

公共财政预算的法律性质论纲

基于财政立宪主义的理念,公共财政预算较之传统的国家预算、政府预算、公共预算和财政预算等名称更能准确地揭示出制度意义上预算本身的法律内涵。关于公共财政预算的法律性质,国际上存在着法律说、行政说和折中说等的争论,法律说应该是终结的取向。基于历史和现实的考量,我国公共财政预算的应然法律性质应该定位为一种特殊的法律。     

也谈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兼与钟兴瑜商榷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性质问题,最近在史学界出现了一些新的观点。《河北学刊>>1988年第6期上发表的钟兴瑜的《近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和社会定性辨析》一文(以下简称“钟文”),就很有代表性该文认为毛泽东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矛盾的论述是不科学的,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说法也是不确切的。我认为,钟文所涉及的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有必要加以进一步的探讨。所以,笔者不怀浅陋,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