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脉络的早期思考——费孝通与顾颉刚的人生交谊及学术论争

顾颉刚与费孝通是中国历史学界、人类学界两座学术高峰,但关于二人之间关系,惜乎一直没有引起学界关注。笔者以20世纪30、40年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学术论争入手,基于《顾颉刚日记》对论争前后顾颉刚与费孝通交往的记载,考察二人关系,试图以“人生史”的视角重建顾颉刚与费孝通生活世界之关系脉络。通过梳理《顾颉刚日记》中有关费孝通与顾颉刚私下交往的记载,最大限度地靠近历史现场,还原彼时学术论争的本来面目。面临民族危难,顾颉刚深感急需凝聚国民精神以共赴国难,时势驱使他完成了“一个中华民族”的概念建构,这体现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本土家国情怀。面对复杂时势,费孝通也选择以国家情怀为上。此次论争很可能是二人默契配合的结果,也即一种基于国家大义的“善意的共谋”,堪为构建“中华民族”观念的早期思考之一,不但可以从中窥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最初的身影,更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清晰的思路和坚实的理论基础。     

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年会在南宁举行

<正> 1986年10月16日至22日,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在广西南宁举行学术讨论会。有六十多位专家与史学工作者参加了会议,与会者还有正在中国访问的日本和西德的专家。会议收到论译文三十五篇、译丛一集。代表们主要就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民族大迁徙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一、关于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一种观点认为,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批判了第二国际理论家鲍威尔关于“民族是命运的共同体”的唯心主义论断,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定义。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的四个基本特征,既是民族这个人们共同体的特征,也是民族与民族间区别的标志,是普遍适用的。有人同意斯大林关于民族定义的四要素普遍适用,但认为民族形成于“资本主义上升时代”     

关于“部族”问题的商榷

对“部族”的涵义,目前学术界基本上存在这样两种理解:其一是依据《辽史》“部落曰部、氏族曰族”,认为部族即是部落、氏族的全称和通称。其二是自从我国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学习和研究民族学以来,特别是在翻译并引进斯大林民族理论之后,部族成为一个专指不同于氏族部落、又不同于民族的地缘民族共同体的概念。近年来,民族学界的学者们讨论中提到或使用的都是以上列举的第二种涵义。     

关于中国民族理论构建的再探索

民族应该划分为狭义民族和广义民族两种,狭义民族是指具备斯大林所说的民族四大特征或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民族六大特征的具体的某一个民族共同体,如汉族、匈奴族、蒙古族等等;广义民族则指具有或某种程度具有民族特征的包括两个狭义民族以上的多个狭义民族的人们共同体,如原始民族、古代民族、游牧民族、中华民族(即国族)等等。目前一些学者所引用的西方和日本学者有关民族"是一个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定义,不过是广义的"国族"定义而已,既不包括狭义民族,也不包括其余的广义民族,不能颠覆具有普遍意义的民族概念。从西方传入的"族群"概念涵义模糊,如果说"族群"是处于"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下位的话,那么,"族群"就具有发展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并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必然前景,是十分有害的;如果说"族群"是指斯大林所说的具有四特征的"民族"下位的话,不见得比斯大林所说的"部族"高明多少;如果说"族群"是指斯大林四特征的民族的话,更没有必要用"族群"颠覆"民族"。我国学者已经在吸取、改造斯大林民族理论的基础之上形成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理论体系,没有必要以西方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的民族理论为圭臬,并按照他们的理论用"国族"和"族群"去颠覆民族,应该形成我们自己的有关民族理论的话语权。     

对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之我见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一直被认为是“民族定义”的论述,究竟是不是普遍性的“民族”的定义,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再探讨的问题。搞清楚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或在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解放以来,我国学术界普遍把斯大林的定义视为民族定义。如有同志认为,“不论是资产阶级民族或是前资本主义阶段的‘古代民族’,都具有民族的四个特征,只不过彼此间在这四个特征的特点上有所差异而已。因此民族的四个特征,仍然是识别我国民族族别的主要论     

边疆、民族与梁启超“新中国”的建构

梁启超身处晚清民初的过渡时代,关切边疆危机,追求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梁启超依据现代地理科学认识东南诸省与西北腹地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面对中国西北陆地边疆和东南沿海边疆危机的日渐深重,发现民族主义的国家富强动力,倡导中华民族的大民族主义,提出挽救中国危亡的民族国家建国方略。梁启超通过“夷狄”与“诸夏”互动形成的中华民族交融的边疆机制,提倡大民族主义,依据历史事实建构多民族混合的中华民族来把边疆纳入民族国家的“新中国”。     

论斯大林的几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在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列宁加以发挥了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斯大林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范畴作出了明确的定义,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规律作了详尽的阐述。这是斯大林对唯物史观的发展的重要贡献。但是斯大林对唯物史观的解释,也还有一些不够确切的地方。本文就斯大林在发展唯物史观中的重要贡献及存在的一些问题,谈谈我们的看法。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下简称《序言》)中明确指出:“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①马克思所讲的社会存在是指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②而人们的实际活动,主要就是物质活动。“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给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下过明确的定义。斯大林的贡献在于他对社会     

现阶段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如何实现

讨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除研究它的内容,肃清左倾路线的影响外,还应研究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如何实现,谁应该成为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执行者,弄清这些问题,对经济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如何理解斯大林的定义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基本内容主要体现在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论述,而斯大林的论述又是概括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观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人想否定斯大林的定义。粉碎“四人帮”后,大多数人认为斯大林的定义是正     

自然科学:革命导师一向重视的科学领域

面对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江泽民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文化素质。他指出:“抓紧学习和掌握现代科技知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从事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高度来认识学习的重要性,增强学习的自觉性。”本文试图追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到邓小平重视自然科学的历史,也许对认识“重要性”、增强“自觉性”有所启迪。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成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形成问题的论述,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提出了民族形成理论,并依据后来的研究成果不断加以完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民族形成理论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传播到俄国。列宁根据这个理论和俄国的民族情况,对俄罗斯民族形成有过深刻的论述。特别是在1913—1914年列宁和斯大林对民族形成问题作出了独特的理论概括。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成理论开始传播到中国。解放后,我国学术界对民族形成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和争论。人们在民族形成的时间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与对     

中国现代民族观念初步确立的历史考察——以梁启超为中心的文本梳理

20世纪初年,梁启超等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直接为中国现代民族观念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革命党人对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则成为新的民族理念不可或缺的载体。理论探讨和政治实践的不期而遇,使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生根。“中华民族”符号的提出和认同,以及对现代民族国家理论的探讨和追求,是其最基本的思维路向和生成机制。     

“波兰问题”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民族国家观

马克思与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讨论民族国家的文本,但两人诸多论述具体欧洲民族发展的文章中涉及了关于民族国家的重要论断,其中波兰问题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处例证。马克思、恩格斯一直高度重视波兰民族独立问题,并将其视作19世纪无产阶级运动的组成部分。相较于卢梭在18世纪为波兰民族独立所提出的方案,马克思与恩格斯跳出了通过民族性建立民族国家的近代政治哲学框架,而是将波兰的民族解放与19世纪的社会革命紧密联系,从中指认了现代革命的历史任务。在此意义上,波兰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理解近代民族国家的一例个案,更是浓缩了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国家的基本立场与分析视角,并为20世纪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与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中国国情视阈下两种“民族”概念辨析

<正>一、西文两种“民族”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使用从清末至今,“民族”在中国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内涵非常广泛,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语源来自英文词根“nation”,如体现历史概念的古代民族、近代民族、现代民族;体现生活概念的狩猎民族、游牧民族、农耕民族;体现社会概念的资本主义民族、社会主义民族。当近代以来西方殖民帝国将世界瓜分完毕之后,人们又习惯将世界各地人群按稳定国别（包括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划分,如法兰西民族、美利坚民族、中华民族、日本民族等。这类民族很明显都是以国家为纽带结成的人群,亦即基于国家认同形成的政治人群,有人称其为“国民民族”。     

关于汉文“部族”一词

<正> 近年来,对民族概念的讨论日趋热烈。其中关于“部族”一词,也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些同志认为,把斯大林著作中的HapoⅡHocTL译为“部族”是不科学的;有些同志则认为,把HapoⅡHocyb译为“部族”是正确。这便提出了关于“部族”的涵义问题。为了对这个问题有所了解,我们曾对“部族”一词在古今汉文书籍中使用的情况作了一点调查,搜集到一些材料,现在把它整理出来,提供同志们研究时参考。     

从”宪政”到“直接行劫”——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1920年9月前，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要全面理解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定义

目前我国经济理论界,对恩格斯、斯大林给政治经济学对象所下的定义,进行了热烈地讨论。由于这两个定义在文字上表述不同,就产生了对定义的不同理解。其中之一,说斯大林的定义不仅“是从恩格斯的定义后退了”,而且“是后退了两步”,说在我国经济活动中“许多含混的、不确切的甚至是错误论点,都是由此引出的”。对斯大林的定义持否定态度,这是当前经济理论界在讨论经济理论问题中片面性的一个突出表现。     

从“宪政”到“直接行动”——陈独秀前期国家观演变述评

陈独秀的现代民族国家观是在外来侵略和西方民族国家观的双重作用下产生的。其前期国家观的重要特色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 ,这也是他区别于梁启超、孙中山国家观 ,没有走向“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的原因。在 1 92 0年 9月前 ,陈独秀对“宪政”这个大前提都是认可的 ,但民初以降社会政治黑暗的加剧 ,国家的“合法性”危机的出现 ,强化了陈独秀所接受的法兰西“高调民主” ,特别是卢梭的古典激进自由思想。陈独秀在经历了一段“宪政”与“直接行动”并存的矛盾后 ,最终放弃了温和的“宪政”诉求 ,转而谋求激进的“直接行动”。“直接行动”为他接受马克思主义及其国家理论奠定了基础。     

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正> 斯大林曾经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4页)很多人据此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首先产生,然后运用到历史领域,才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如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1846年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根据当时自然科学提供的资料,首先形成了辩证的唯物的自然观。”(《唯物辩证法大纲》第131页)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马克思是在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研究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即首先在社会历史领域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发展

清末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经历了从“五族一家”到“中华民族一家”的演化过程,“中华民族一家亲”“中华民族大家庭”话语相继成为表达“民族之统一”、象征中华民族大团结的形象说法,而其最初形态即为与五族共和观念相适应的“五族一家”之说法,孙中山及之后的北洋政府文告都曾频频提及“五族一家”一词。南京国民政府仍会在某些涉及民族事务的文献中使用“五族一家”等提法,后来国民党当局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以“宗支关系”定位国内“族群”关系,较少提及“五族一家”;中国共产党逐步确立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观,并阐述了建设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的思想。当时中华民族大家庭观念的内涵包括：各族都自认为是黄帝子孙或炎黄子孙,黄帝或“炎黄”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象征符号,“中华民族”这一名号所包括的国内各族同属于以黄帝或“炎黄”为“共同始祖”“人文初祖”的大家庭;当时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人常以“亲属关系”定位现实中的民族或族群关系,视其为血缘相通的宗支与亲如同胞的兄弟民族;各派政治人物、各个民族以不同形式确认了包括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内的中华民国领土是中华各民族的共同家园,中国境内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是中华各族...     

统一战线是一门独立的科学

自从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之日起,就有统一战线思想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斯大林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但是,由于当时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始终没有把统一战线的理论作为独立的学科加以系统的论证和发挥,就连“统一战线”这个概念,马恩不仪使用次数少,而且也比较晚。马克思是在他五十一岁那年,即1869年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