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学之后与“后新儒学”——以“存有三态论”为核心的思考

本论文旨在检讨"新儒学之后"的思想可能向度,"存有三态论"如何从原先的"两层存有论"(牟宗三哲学)转折而出,以面对全球化与文化多元的新局。"存有三态论"融摄儒、道、佛三教及西方宗教哲学,而以"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者为体系建构支柱,它重视在现代化(外王)的历程中重新调适公民正义与心性修养(内圣)的方法途径。一方面恰当的调适而上遂于"道",另方面则具体而落实于"生活世界"之中,在"多元"中调理出"一统"。进一步,检讨了"全球化"所可能带来的普同性危机,并寻求其克服之道。儒道佛三教思想隐含了一极可贵的意义治疗学思维,这有助于开启诸多现代化之后的思想对话,并寻求进一步融通的可能。最后,我们将指出"语言是存有的安宅"而"存有是语言形而上的家乡"。     

牟宗三超越存有论驳议——从先秦天论的发展轨迹看牟宗三超越存有论的缺陷

以天论传统建构超越存有论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种理论并不符合先秦天论发展的实际情况。先秦儒家的天只是道德心性的形上源头,只能在假借的意义上创生道德心性,再由道德心性创生道德存有,其自身并没有直接创生道德存有的能力。牟宗三超越存有论在理论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     

“存有三态论”下的“本体诠释学”

本文旨在阐明"存有三态论"的基本构造,以及由此而衍申成的本体诠释学。首先,回溯到一九九一年有关"存有、意识与实践"之探讨,并经由一九九六年之"道言论"而展开﹔指出"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态,而这是承继王船山"因而通之,调适而上遂于道"的进一步发展。再者,经由"道、意、象、构、言"这五层次,而论述"本体诠释学"的基本结构,指出由"存有根源的体证"而"意向的体悟""图象的想像""结构的把握"以及"话语的记忆",这是彼此多阶而相互回环的无休止过程。诠释与生活,意义与世界,原是通而为一的,经由生活世界而有意义诠释,其中便隐含着沟通、诠释、批判与重建,永续不止。进一步,将此置于经典诠释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发现"人""经典"与"道"这三者互为核心,以"两端而一致"的方式,交互循环。一方面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另一方面,义理明而后训诂明,两者通贯,本末为一。     

“存有三态论”下的“本体诠释学”SSCI

本文旨在阐明"存有三态论"的基本构造,以及由此而衍申成的本体诠释学。首先,回溯到一九九一年有关"存有、意识与实践"之探讨,并经由一九九六年之"道言论"而展开﹔指出"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的执定"三态,而这是承继王船山"因而通之,调适而上遂于道"的进一步发展。再者,经由"道、意、象、构、言"这五层次,而论述"本体诠释学"的基本结构,指出由"存有根源的体证"而"意向的体悟""图象的想像""结构的把握"以及"话语的记忆",这是彼此多阶而相互回环的无休止过程。诠释与生活,意义与世界,原是通而为一的,经由生活世界而有意义诠释,其中便隐含着沟通、诠释、批判与重建,永续不止。进一步,将此置于经典诠释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发现"人""经典"与"道"这三者互为核心,以"两端而一致"的方式,交互循环。一方面训诂明而后义理明﹔另一方面,义理明而后训诂明,两者通贯,本末为一。     

从纵贯系统看超越存有论的缺陷——以明道为中心

将宋明儒学以超越存有论为标准划分为纵贯和横摄两个系统,是牟宗三儒学思想的一大特色,但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本文即从纵贯系统入手检查牟宗三超越存有论内在的理论缺陷。     

从同化到多元——基于国外融入理论的思考

国外融入理论的研究是西方移民研究的重要内容,在研究该理论的流派中主要有同化论(assimilation)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两种。本论文就两种流派的定义、历史脉络以及相关的内涵进行了梳理,并指出两个理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这对于研究当前族群问题以及移民融入问题具有理论的借鉴意义。     

现代儒学与中华文明之“常道”——基于文明论视域的考察

要准确把握现代儒学的历史使命和发展趋势,须坚持从一种更全面的文明论视域出发,不仅承认多种文明同时共存,而且承认各大文明自成一体,各有相对普遍和独立的"文明之道"以及作为灵魂与核心的"常道"。长期以来人们将提倡"常道"与"思想自由"简单对立起来,这在学理和事实上其实都站不住脚。现代儒学的历史使命就是为建立现代中华文明的"常道"做出贡献,它在百余年来的探索过程中已开掘出"技/学"、"政/教"、"理/道"、"礼/俗"四大层面的内容。现代儒学要完成其历史使命,须围绕这些层面展开,真正实现儒学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后新儒学的“公民儒学”建构及其问题——与生活儒学的“中国正义论”比较

儒家正义论的当代重建是儒家哲学现代转型进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热点,其中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形态是林安梧所建构的"公民儒学"与黄玉顺所建构的"中国正义论"。就"公民儒学"来说,尽管其对于儒学现代转型而言具有方向性的指引效应,但其本身的内容架构却有待贯通与深化。与"中国正义论"相比较,"公民儒学"存在着诸多内在缺失:首先,混淆了制度规范与正义原则的区别,导致二者关系发生错位,即"以礼为义";其次,这种错位关系的根源在于后新儒学"外王—内圣"的思维架构的不彻底,"内圣"与"外王"的"逆转"未能真正实现对现代新儒学理论困境的超越;最后,"公民儒学"本身的证成陷入了"公民伦理"与"公民社会"的循环论证。"公民儒学"所存在的这些缺失意味着,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立足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公民儒学"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推进。     

“道德存有之呈现”的传承——论牟宗三对熊十力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三

与“道德践行之呈现”一样,“道德存有之呈现”也是熊十力的重要思想。牟宗三不仅很好地继承了其师的这一思想,而且进一步将其上升到智的直觉的高度,对儒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遗憾的是,牟宗三对康德智的直觉这一概念的理解不够准确,误将道德之心创生的对象称作“物自身的存有”,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另外,与其师相似,牟宗三同样没有处理好“仁心”和“天心”的关系,不明白创生道德存有的主体只能是“仁心”,不能是“天心”,其思想仍带有明显的双重本体的烙印。儒学下一步发展要取得好的成绩,对这两个问题必须有足够的重视。     

“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从“五四”到“文化寻根”的“现代性”体验

在“现代性”的进程中,审美现代性一方面反抗现代性的暴力,同时也对现代性的伤痛经验进行弥合和修复.而在普遍的“西方”现代性话语中,中国提供了现代性实践和反思现代性的不同经验,从“五四”对“现代性”的全面引进到80年代的“现代化”成为全民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的现代转换和中国知识者对现代的反省,贯穿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而80年代中期浮出历史地表的“文化寻根”那种既内在于“现代性”又“反现代性”的文学书写,再次显示了“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美学困境.     

史墨“革命论”别解 ——兼谈儒家“革命论”的悖论，

史墨"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这一经典论断所含具的历史主义特征在政治主张上的体现是政治改良论而非革命论,其"人事重于宿命"的政治改良思想,与三晋法家尤其是韩非的政治改良思想具有相当亲缘性.儒家"革命论"与道德政治纠缠在一起,存在深刻的悖论.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围绕"革命论"而产生的观点之丰富性与多元化的认识.     

从“照着讲”到“接着讲”——论冯友兰讲儒学的新思路

冯友兰突破照着讲的经学话语方式,采取接着讲的哲学话语方式,把两种讲法结合起来讲新儒学。接着讲的接点,不再是道统中某个历史人物,而是由理、气、道体、大全构成的逻辑观念系统。讲的内容以做人为主题,彰显儒学的普遍性价值,评述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人生境界,在现代语境中重申儒家群体至上、希圣希贤的价值取向,解决现代人价值迷失的问题,重新明确人生的意义及其归宿。     

从“角落”里的浮现到历史中的“逃亡”——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性爱话语变迁

从在"角落"里发现爱情,在"岗上"建构性爱神话,到在历史中逃亡,20世纪80年代性爱话语参与并见证了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主体、感性主体、欲望主体的建构历程,走过了一条从理性建构到非理性解构的路程。它的变迁与发展也透露出这一时代国家与阶层、个人在历史与现实秩序重建之中的复杂关系,透露了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性爱叙述的复杂性。     

从“实体论”到“关系论”——兼谈“关系研究”的认识论原则

近百年来,学术思潮正在由实体论走向关系论.实体论有两种观念即自一动观和互一动观,其基础是要素一集合观,该观念未能“真实地”描述现实世界;关系论来源于“交一互观”.关系论坚持交一互作用、过程优先、关系视角、去物化以及涌现性五个原则,其意义在于接弃实体论的思维方式,揭示“世界就是动态的关系网”.关系层次的划分以及深层“潜蕴性关系”的把握,是关系研究的关键所在.     

由晚清“小说界革命”到五四“人的文学”——兼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成长

在晚清的社会变革思潮中,梁启超以“小说界革命”为手段开启民智的思考,试图把文学作为改良社会的工具。之后,鲁迅也从强国的角度,提出以摩罗诗警醒民众的“立人”主张,现代意义的“个性解放”引进国门。至五四时期,在反对封建文化的时代浪潮中,“人的文学”浮出水面。这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的变迁,展现了“现代性”的成长历程。     

从“民族情感论”到“国家利益论”——当代日韩关系新解

在冷战体制下,朝鲜半岛是东西方冷战的重要舞台,日韩关系研究历来都是当代东亚区域史研究中的一大热点和难点。《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以二战后日韩围绕战争赔款及财产请求权、渔业及日本和韩国有主权争议的水域＂李承晚线＂、在日韩国人的法律地位等两国之间悬案问题展开的七次会谈为主线,利用日、韩、美新近公布的一手资料,并跨越传统外交史的局限,以东亚区域国际关系史的视角对1945—1965年的日韩关系进行了系统研究。该书不仅弥补了国内日韩关系研究中的不足,也开辟了基于第一手资料研究当代日韩问题的先河。     

从断面到断面——关于“断面理论”的思考

西方文论属于“断面文论”,这一点,有学者曾注意过,也进行过相应的思考,但结果不尽如人意.本文将对这一情况做一详细分析,以期对西方即中国现代文论发展有一个更加准确,全面的认识.同时本文对所思考之理论充满由衷之敬;;意,无任何偏见与感情色彩,望不要引起误解.     

“内圣”、 “外王”之辩：一个“后新儒学”的反思

本论文旨在针对"内圣"与"外王"这组概念,对比于"新儒学"与"后新儒学",做一总的回顾与思考。当代新儒家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内圣"直通"外王"之道,改而强调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特别经过一"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并以此而开出现代化的民主、科学。我则以为应该有一大进展,这是经由"新外王"的学习,进而启其"内圣",有一新内圣之发展可能。这些论题将涉及于"方法论之本质主义"与"方法论之约定主义"的差异;另外,也涉及于"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三者的差异。本文首先溯及于1990年代以来所引发的思考,对比地呈现出"后新儒学"与"新儒学"的总体异同。再者,指出第三波的儒学革命主张的是"民主宪政,公义为主"、"多元而一统",此不同于往昔第一波之"宗法封建,人伦为亲"的"大一统",也不同于第二波之"帝皇专制,忠君为上"的"大统一"。在此新局下,当有一崭新之思考也。吾人以为,儒学该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为"道德的人间学",由"心性修养"转而强调"社会正义",在重视"君子"之前,更得重视"公民"这概念。这已经不是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考,而是如何在"新外王"的学习过程里调理出"内圣",并由此"新内圣"再调理于"新外王"之中。"内圣"与"外王"是交与为体用的,这种"两端而一致"的船山式思考,正是后新儒学思考的特点之一。梳理传统,面对"血缘性纵贯轴"三纲之限制,解开此中所涵之"道的错置",经由"公民"与"君子"之对比与厘清,朝向"公民社会"之建立。从"内圣─外王"到由"外王─内圣"的结构性转换,是伴随着儒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开启的,这是儒学不得不要有的转化与创造。     

从“阶级论”到“人本论”看共和国60年的巨变

文章首先分析了新中国成立后“阶级论”提出的原因,“阶级论”推行与绝对化,导致我国灾难性的后果。文章着重阐明从“阶级论”到“人本论”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理论认识上的重大转折：它反映了国民愿望、社会要求和时代呼唤;它意味着“斗争哲学”转变为提倡人文关怀、人性化的哲学;意味着对社会主体看法从以一个阶级为社会主体到以全体人类活动为主体的转变。文章最后一部分论证了从“阶级论”到“人本论”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只有当物质极大丰富,并将生产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的时候,才是真正公平、正义和文明的社会;只有当人从物质中解放出来,“见物为见人”、人是目的的时候,才走向“自由王国。”     

意识形态:从“自然化”到“陌生化”——西方文论的一个问题史考察

意识形态是文学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也是文学研究者标明其激进政治立场的标志。透过意识形态批判的去魅视角,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的论述,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观念的讨论,再到伊格尔顿和阿尔杜塞等人的意识形态分析,我们探究了这一概念在西方文学理论中从现代到后现代的发展流变。重要的问题不是意识形态是什么,应该把重心转向对意识形态是如何运作的这一问题的考量,这就需要进入"语言学转向"的语境,透过文学的话语构型和表意实践的分析,进而深究意识形态的复杂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