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解体与儒学的现代转换

经学作为训解和阐述儒学经典的学问,在传统社会中具有了宰制万态、牢笼百家的功用.读经、研经也构成了极重要的一门学问,成为"士"人进仕的必经之路.中国古代的教育机制,培育了士人群体对经学的信仰,也培育了一代代经师,他们构成儒学的话语主体,也承我着延续儒学命脉的重任.20世纪后,随着经学的解体,传统儒学发展的机制已经不复存在.经学学科地位的边缘化、儒学话语权的失范、儒学诠释的泛滥等成为困扰儒学发展的因素.     

先秦儒家思想发展的重要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天的哲学”的解释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认为,董仲舒的经学解释与"天的哲学",塑造了汉代思想的特性,影响到先秦儒家思想在发展中重要的转折,在思想上的意义特为重大.徐复观从解释学的角度研究董仲舒之公羊学的建立,揭示其经学解释表现出较强的主观性.董仲舒把阴阳五行的天道与社会政治人生之道贯通起来,构成了天的哲学;天的哲学具有重要的道德意义.徐复观的解释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阐释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政治背景、个性人格对他思想形成的影响;二是同情理解董仲舒其人及思想,一方面能深及他思想建立的动机和目的,另一方面能抉发专制政治对他思想的歪曲利用与后世小儒对他思想的片面发展.     

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哲学化路径及其意义

清末经学解体之后,儒家思想的表达方式和传播途径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经典的注解和叙事被现代学术的学科研究形式所取代,除了社会巨变所导致的现实意义的消解之外,儒学在思想的传递方面也遇到了空前的危机。20世纪30年代以来,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新儒家人物由哲学角度入手,对儒家思想所做的诠释,可以说是开始了一条新的理路,即在新学术的背景和分科治之的条件底下,用思想阐发的形式,来重新说明儒家文化的永恒价值和深刻意义,以使其能够适合新时代的要求。这一哲学化的诠释路向不仅极大地拓展了儒家思想现代转化的空间,也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发展提供了某种典范。那种认为儒学的哲学化研究工作过度地稀释了儒家的思想内核,因而想从路向上来个根本扭转,试图重新回到所谓经学形态上去的期盼,是大可商量,也是不太现实的。     

论顾炎武的经学道统观

顾炎武以"考据学"为手段,在浩繁的著述中以"求真务实"的特点展现着自己思想的魅力.他把儒学之精髓概括为"经世之经学",对儒学的道统作出了独特的经学化的分析和诠释.在对宋明理学的反思中,顾炎武旗帜鲜明地反对陆王心学,批判陆王心学的空疏无用,尊崇经学意义上的程朱儒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学术口号,他以经典考据为治学之方法,以经世致用为治学之目的,建构了通经致用的经学道统观.     

论经学史与儒学史的统一

自20世纪初经学的神圣地位被取代,经学研究被西方所创立的学科系统所分割,传统儒学研究成为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其结果导致一部具有丰富内涵和独特传统的儒学史呈现出支离破碎的景象。其实不论先秦子学形态的儒学,还是宋明理学,都可以解释为经学发展的不同时期和存在形态。今天我们将经学史与儒学史统一起来,作为现代儒学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对于把握儒学的本质,探讨儒学复兴之路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经学的实证化及其历史意蕴

明清之际，随着社会历史的剧烈变迁及社会文化的变化，传统的儒学渐渐发生了某种转换，这种演变在清代进一步展示为经学的实证化趋向。经学的实证向度既以文化历史变动为背景，又与科学价值地位的提升相联系，其中包含着值得注意的思想史意蕴。在经学的实证化过程中，文字、音韵等学科本身似乎也经历了由“技”到学的演化。在传统儒学中，语言、文字、天文、历算等本来属于具体的“技”或“艺”，清代学者在从理学返归经学的前提下，进而以小学、天文、历算等具体科学为治经的主要手段，并将科学的治学方法与经学研究融合为一，与之相应，科学也开始作为经学的一个内在要素而获得了自身的价值。     

对诠释学几种误读的分析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诠释学已成为这个时代哲学的"共通语"。能否借鉴西方诠释学成果或者透过其理论视域来思考经学的有关问题,是一个颇具意义的话题。然而,自"诠释学"正式进入中国(大陆)以来,操用诠释学的术语和理论来谈论中国学术问题的学者尚未真正抓住诠释学的主题,造成这种"误读"的原因主要在于对诠释学的存在论内涵的忽视。我们无法仅从经学本身所必定包含的文本理解与解释的因素就简单地判定经学是一门诠释学,而是应该紧紧把握诠释学所展开的"对历史学的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物理主义认识理想"的批判来看待经学研究本身的问题。我们认为,是否立足于"一种对方法论合理性的遗弃",是经学诠释学是否可能的理论基点。     

经学研究正误

在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对立逐渐淡化的今天,经学对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正面意义得以去蔽。在关键问题上,学术界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尤其是在经与儒学的关系上,没有认识到不是经而只是传才可为儒家所专;在经学的主题上,没有认识到是使人成为文明人基础上的王道理想与成人理想的统一;以往的经学研究往往注目于历史、训诂等方面,而对经学的哲学意义重视不足。这些模糊认识的清理,对经学与现代化的研究确实有着重要的意义。     

经学思维及对中国思维方式的影响

经学自汉代形成至今已有 2 0 0 0年的历史 ,虽然“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对经学进行了冲击、批判 ,并从国家的教育体制上废除了尊孔读经的旧式教育模式 ,使经学在制度上终结。但经学特有的思维方式 ,虽经朝代更替 ,形式变化 ,仍对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发生着广泛影响。孔子开启了儒家经学思维的先河 ;在汉代 ,儒家思想上升为官方的统治思想 ,并正式形成经学思维模式 ,此后 ,经学思维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学派中皆有所表现。因而 ,可以说中国的思维方式是一种泛经学思维     

论司马迁的儒学观

司马迁继承了孔子作《春秋》的基本精神,《春秋》笔法的伦理教化精神规定了司马迁对当代社会的高度关注,作为时代主流思潮的经学、儒学必然在其笔下得到如实反映;他本人的学术储备及家学的影响则使他能够对儒家经学及其他学术流派的剖析有准确把握,从而作用于其整体思想面貌的呈现,在人物时事的评论中透显着儒家思想学说的深刻烙印。这是由其贯彻《春秋》人文精神的立场决定的,也是他尊崇孔子、推重儒学之学术思想理念的落实。     

论儒学现代转型的两条基本路向

概括而言,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表现出了两条基本的路径:第一,突显儒家思想的超越性意义;第二,强调儒家思想切入并导引当代社会人生的现实性功能。前者在强调儒家思想的宗教性上得到了集中体现。这又可区分为在外在形式上力图将儒学改造成为某种制度化的宗教和注重从内在精神上阐发儒家义理的宗教性特质两个方面。后者在现代新儒家力图涵摄科学理性精神以"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努力中表现得最为鲜明。儒学的现代转化之所以呈现出上述两条基本的路向,既是由于儒家价值系统确实具有"超越"与"内在"两个向度的基本功能,也代表了儒家立足于自身的思想传统面对现代中国之时代问题的挑激而做出的回应。     

王通与经学更新

作为统治学说的经学,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表现形式,经历了由《五经》传统向《四书》传统的转向。对经典的解释也是各不相同,尽管许多人曾力图统一对经典的认识,但是从来没有实现过。伴随着对经典态度的转变,在经学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若干阶段,在每个阶段中都有各自的特点,王通无疑是开启了一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独自创立了一种经学传统,这在经学史上是罕见的。     

经学与理学之历史及儒学未来

文化文明是一个生命体,要与外界不断进行"开合、出入、聚散、化",其生机才能旺盛。依此而论,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发展史可以分成三个阶段。首先是华夏不同部落的文化融合成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这种文明体演变到魏晋南北朝,遭遇到佛教的巨大冲击和挑战,中华文化融合印度佛教文化形成了禅宗,进而产生了宋明新儒学。就儒学而言,第一期为六经儒学,第二期为四书理学,经学与理学存在着老蚌结新珠的关系。晚明西方天主教与科技文化的传入导致了儒学与中华文化演变第三阶段的展开,从明清之际到民国新文化运动,可谓是儒学与中华文化不断深入反思与痛苦解构的历程。"打倒孔家店"可以看作是儒学与中华文化的凤凰涅槃。随之而来的是儒学与中华文化融合西方文明进行重新建构与结构的过程,我们今天正处于这种大开大合、中西融合孕育新文明的关键时期。     

传统儒学中的女性观及其现代意义

传统儒学主要载之于经学与史学。《易》学确立了儒学女性哲学的本体论,《诗》《礼》之学,明确了女性德行之要和行为准则;正史《列女传》及旌表制度,彰显了以柔顺为仁、贞节为义的正统儒学女性观。"《序卦》范式"呈现的阴阳互补哲学理论,以及夫妇是人伦核心的社会角色观,是我们理解儒学女性主义的一把钥匙。儒学女性观对克服女权主义的女性单级思维,重建基于夫妇伦理的"新女性主义",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北宋初期经学的因变

北宋初期的经学,以因循前代经学为主要特色,同时也孕育着新变的思潮。北宋初期的经学大师邢昺,是唐代经学向宋代理学转换的开启式人物,其思想呈现出因循与新变的二重色调。邢昺之后,义理之学进一步发展,其代表人物"宋初三先生"即胡瑗、孙复、石介三位经学家,成为宋代理学的先行者。     

现代学科体系观照下之经学定位

在晚清学制转型中,经学的学科定位与中国现代学科体系的形成密切相关。在传统的书院及各级官学中,经学占据重要地位,但在晚清西学东渐之后,经学地位有所下降。尽管张之洞在拟定新学制时予经学以崇高地位,但因其无法适应新式学堂讲授及学科整合的需要,难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对应的位置。在现代学科体系观照下,经学及其所属之庞大的经部典籍如何纳入现代知识体系中,遂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四部分类法之经部被拆散归并于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等现代学科体系中,经学难以在现代学科体系中找到生存空间,逐渐趋于消亡。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经学是指以儒家六经为核心的一套理论体系,主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格追求等,其主要载体是儒家的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和人生哲学.经学形成并定型于汉代,先秦无经学.汉代经学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根本区别是历史观、价值观和经学方法论,而非书写方式.汉代经学促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重视守成、尊重传统、在守成中开新的文化传统,是随汉代经学的形成而形成的.汉代经学的形成,与政治家和思想家的合作传统的形成过程相一致;促成了孔子地位的帝王化、符号化;大大提升了儒学和儒生的地位.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经子关系辨正

经与子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均处在变动之中。孔子整理、编纂后的六经与先秦诸子学皆源出"前孔子之经",即三代以来的史料性质文献。孔子经典化的六经为先秦孔门弟子经学与汉代今古文经学之文本依据和之后历代经学思想之总根源,因其上升为汉以后的文化典范,造成九流之学皆出于六经的假象。然而,如对经书与经学加以区分,考虑到经书系统并非静止凝固,往往随时代精神与社会情境的需要而动态扩展,而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升格子书为经书。这表明,经与传是相对之名,而经学与子学的学问性质相同。孔学与其他子学,都在对"前孔子之经"加以继承和诠释,传记、经学与九流之学在此意义上同源同质,属广义的子学范畴。透过对经子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中国思想史上种种复杂的互动关系和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内在机制,同时也可弥补往昔学术史多谈经史关系而少谈经子关系之不足。     

经学视野下的王弼《周易》解释学新诠

从经学的视野来看王弼的《周易》解释学,其总体呈现出"以传解经"的解释风格:在经传体例上附传于经,突出了《易传》文本的重要性;在卦爻解释上秉承卦本《彖传》、爻本《小象》的思路,并创发出许多新的范式;在义理倾向上,通过人格化的爻位观传达出偏重于政治的旨趣。王弼的《周易》注解是对东汉易学由繁琐走向虚妄,进而陷入神秘主义深渊的一种补救,对《易传》基本义理的遵循保证了其经学的底色,这也是后世儒家将其接受为五经正解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