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文学的基本概念之辨析——兼谈"渝派文学"的阐释可能

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的文学越来越受到研究界的重视,然而对于抗战时期文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研究界缺乏细致地考察和明确地界定."抗战文学"及其"解放区文学"、"国统区文学"、"大后方文学"、"沦陷区文学"等这些概念内涵外延不清,表述上有些混乱.这势必将影响抗战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宽和深入.从现代文学三十年整体来看,重庆和北京、上海一样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中心,从重庆之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来看,也_一样可以命名一个文学派剔"渝派".笔者就是在考察并指出现存的抗战文学研究诸多概念的缺陷基础上提出一种新的概念,希望基于此能展开对抗战文学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增深我们对于整个现代文学的理解.     

论张爱玲小说的雅俗追求——江南世情小说雅俗系列研究之四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异教",才女张爱玲的文学"传奇"首先决定于内因--其自身过人的文学天赋,然后才归功于外因--<红楼梦>等世情小说、破碎的家庭及"孤岛"的上海,她的小说内容的"俗"与鸳鸯蝴蝶派貌合,而其"美丽而苍凉"主题的"雅"又与<红楼梦>神似.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生生活的互融机制

在大学生中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既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生活,又要解决大学生在生活中接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入融问题,即建立互融机制.所谓互融机制,是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大学生生活互融起激发、制约、规范、调节、控制作用的因素之间的联系方式.它包括需求驱动的引发机制、竞争与协同舍力的运行机制、行为升华的发展机制、和谐效益的评价机制.     

抗战时期文学中的重庆书写——以巴金、张恨水、路翎的小说为例

就文学中的重庆形象而言,抗战时期作家的书写具有重要的意义。重庆是当时大后方文化运动的中心,它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大批知识分子、文人、艺术家纷至沓来,它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和城市文化性格引发了作家小说叙事的个人欲望,他们对它再现、表述、塑形,对它进行不同程度的书写,形成各自关于重庆的文学话语。     

论北宋柳、苏词的雅俗对峙

雅与俗是一个分合消长的流变过程.词体文学从中、晚唐发展到北宋蔚为大观,至柳永与苏轼,先后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创作趋向--雅与俗的对峙.这种对峙,有着各自不同的源流传承,浸染着宋代文人雅俗两极的文化个性,在词坛审美取向变革的背景作用下,显得尤为鲜明突出.它不仅完成了与东坡言志耆卿言情的构体开派,而且成为北宋词雅俗嬗变的关捩.     

何以不“团圆”——论鲁迅、张恨水小说的悲剧结局

结局是整体艺术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作者思想的凝聚,是探索作家创作意图和衡量作家艺术功力的一个重要标志,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总有一个精心设计的结局。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主人公常常依赖偶然的因素获得悲喜逆转的大团圆结局,鲁迅和张恨水对于小说结局的处理抛弃了这种大团圆模式,热衷于以悲剧收场。他们认为,作品应该扎根于真实的土壤之中,结局要符合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发展的客观逻辑,大团圆结局并不是真实的人生体验。而悲剧因为更能调动情绪所以更易震撼人心。虽然二人都摒弃了大团圆结局,但背后的思考却有殊异:鲁迅在对结局的思考中纳入了对于"瞒与骗"、喜好大团圆的国民性的批判以及个人"走"的生命哲学,而张恨水则更多的是从现实人生和读者的猎奇心理入手,从精妙的艺术情节的构思中对结局进行布局。无论如何,二人的艺术构思及对结局的处理都在无形中对读者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国家空间体验与抗战时期陪都戏剧文学中文学地理景观的建构

抗战时期,旅渝剧作家对国家空间体验深刻。这种空间体验表现为对国土完整性的关注;对生活在土地上的人的关注;对国家沦亡的伤痛体验。这种国家空间体验通过在渝创作的大量剧本体现出来,尤其表现在文学地理景观的建构上。全国各地地理景观的集中出现凸显出旅渝剧作家心目中的国家概念;对国家空间残缺的伤痛之感和空间统一感自然融入到了文学地理景观的塑造中。     

民族解放意识与文学现代化的双向突进--对抗战时期的重庆文学现象的思考

自"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在抗战时期特殊的文化背景下,为落后封闭的重庆文学提供了时代、政治、民族和文学艺术一体化、现代化发展的机遇.显现出抗战时期重庆文学在新文化、新文学转型中的民族解放意识和文学发展的现代性流变.     

模因论与互文性:文学翻译研究新视野

翻译活动是一种社会运作。模因论以文化模因的模仿与传承来关注语言的社会演化;互文性理论则以文本间的嵌合关系来说明文化的集体记忆与多重话语。两者皆从历时与共时角度将文学翻译活动置于社会、历史场域之中。本文从两理论的共相与异相分析入手,深入探讨了将两者结合用于翻译研究在理论上的可论证性与实践上的可操作性,以期建构一种新的文学翻译阐释模式。     

论抗战时期的中国中等教育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奴化中国,恣意破坏中国的文教机关。一时间,中国的中等教育蒙受重创。为保存教育实力,增进抗战力量,国民党政府勉力应变,建立国立中校制度,督行分区设校,力推职业师范教育,并积极救助由战区退出之教育员生。中国的教育基础不但没有因战事而动摇,反而在某些方面取得长足进展。     

中华民族意识与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思考

中华民族意识作为正确反映社会发展客观要求的一种进步群体意识 ,对促进中国历史发展起着积极而重要的推进作用。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 ,中华民族意识在政治、军事、文化等领域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意识 ,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必须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 ,必须努力实现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中国抗战文学初潮究竟起于何时何地——兼论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在中国抗战文学中的历史地位

抗战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悲壮而辉煌的一章.其前奏曲究竟起于何时何地,是抗战文学研究必须弄清楚的一个重要史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几乎所有的新文学史家都认定抗战文学是随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而一起发生的;到了80年代,又有一些新文学史著作认为"东北作家群"在"九·一八"以后的创作是抗战文学的先声.其实,这些结论都有违历史真实,因为在中国新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只有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才真正是抗战文学的初潮与先声.     

抗战爆发: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重要分界线

本文认为 ,抗战爆发是中国 2 0世纪文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线 ,此后 ,中国文学开始了一个很长的“共名”时期 (这个时期的下限尚有待确定 )。论文同时指出 ,鲁迅去世与抗战爆发在时间上几近重合 ,是这一分界能够成立的关键 :这一重合直接标志了战前新文学的某种精神的终结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抗战胜利

第二次国共合作在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回顾总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特征及其在抗日战争胜利进程中的历史性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它充分表达“我们珍爱和平、维护和平的坚定信念,激励全体中华儿女为更好地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事业”。     

世俗·媚俗·通俗--世纪之交文学纵横谈

"俗"是近年文学评论界涉及最多的字眼.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文学的整体创作倾向看,"俗"文学的地位已经取代了"雅"文学.自新时期,文坛历经世俗、媚俗、通俗相交融的过程,但这并非文学的倒退,而是文学回到本真状态的体现.历代文学经典的产生正是在文学大潮的大浪淘沙中出现的.大雅大俗的文学既受读者的欢迎,又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陈诚与武汉抗战

在武汉抗战中,陈诚作为武汉卫戍区总司令在政治动员、舆论宣传、军事部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将武汉三镇及其周边完全纳入了战时轨道。作为第九战区司令官,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取得万家岭大捷等胜利,为粉碎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作出了贡献。作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他以持久战理念发动全民投入抗战,同时也施行了许多限制共产党、维护国民党统治的措施。作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他提出了新湖北建设的指导原则,为保护湖北教育事业基础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他还成功主持了武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内迁,为坚持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爱国主义是陈诚人生旋律的基调,武汉抗战是他展现并践行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阶段。     

试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农业税

抗日战争时期的财政经济政策即是取消旧的捐税和摊派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重新规定统一的累进税 ,重新设置新的农业税制 ,即征收救国公粮。这一措施为中国共产党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势力的宪政思想

抗日战争时期中间势力的宪政思想涉及宪政与抗战的关系、党派平等、人权保障、民众化的宪政运动、多党制、国民大会、宪法等多方面的内容,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整体状况和发展水平,其中表现出的种种进步性有助于中国社会最终选择新民主主义的发展方向和确认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治制度。      

论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广告传播的区域特色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广告业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国统区、沦陷区和抗日根据地三大广告市场的区域分化,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区域传播特色,政治广告传播势头强劲,国货广告与日货广告竞争激烈,广告传播渠道多元化,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抗战时期的广告业在中国近现代广告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抗战时期的西北考察活动与西北开发

抗日战争时期 ,由于国家政策导向及西北战略地位和西北边防形势日益严峻等原因 ,国人对西北的考察活动渐趋增多 ,规模亦日益扩大 ,其中既有国民政府组织的以政府行为为主的考察 ,也有各种社会团体、个人自发组织的考察活动。这些大大小小的考察活动 ,一方面是时代的产物 ,另一方面对调查西北自然和矿产资源状况、推动西北开发热潮的兴起和政府开发西北政策及措施的制定等 ,都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