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温和”，反腐败不能“温和”

公共权力每时每刻都在用于办事、办好事,如果以此便有好处可得,这权力就不姓“公”。因此,“温和腐败”与“暴力腐败”并无本质不同,且前者更有麻痹性、隐蔽性,因而也更具危害性。     

“巧用”国家权力滋生的温和腐败及预防措施

国家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在合法合理运用下可以正确履行其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职能。但是面对权力所带来的致命诱惑,掌握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官员打破其道德底线而误入歧途走向腐败。09年赵仕永抛出了"温和腐败论",让我们看到了在潜规则下,腐败形式也在跟随社会的发展不断在变着新花样,现代的温和腐败更为隐蔽,因而危害也更大,最终会严重妨害人们利益,扰乱社会秩序,阻碍经济发展。本文从权力快感产生的原因入手,阐述了国家权力的正负效应,由于难以抵制权力带来的致命诱惑而走向现在流行的温和腐败及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最后提出了防治腐败滋生和蔓延的措施,以此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和维护人民的正当权益。     

构建一把手“制度分权”与“实际分权”的契合机制

正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近年来,一把手腐败案高发多发,与权力高度集中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一把手一直被认为是权力监督中难以攻克的堡垒,而权力过大、过于集中则给腐败留下了生存空间。有数据显示,在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受纪律处分的干部中,一把手的比例占三分之一以上。鉴于此,分解一把手过于集中的权力,逐步解决一把手凡事"一把     

反腐败要铲除“腐败亚文化”

正所谓"腐败亚文化",一般是指腐败群体内部乃至全社会范围内流行的各类容易引发腐败的潜规则和文化意识。这种文化包含着对腐败现象一定程度的容忍、羡慕甚至仿效的潜意识。一些权力拥有者把权力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大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换,并丝毫不以为耻,反而将其视为一种合理存在。而一些普通民众的潜意识里隐含着对权力的崇拜,甚至一旦有机会便迫不及待地亲身实践腐败,从而为腐败的生成创造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当下中国老百姓对腐败的态度远远没有达到"零容忍"的程度,不少人就对"贪腐的能吏"心情复杂,甚至抱有相当的同情。殊不知,这     

“共腐圈”的典型危害在哪里

正"共腐圈"是腐败重灾区的一个突出表现。腐败本来是一种需要遮遮掩掩的见不得光的行为,很多地方虽有腐败发生但毕竟还有所遮挡,有所顾忌,因此不会普遍,不至于成为满目腐败的重灾区。而一旦腐败分子构建了"共腐圈",并让其成为支配权力运行的地下组织,则腐败一定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甚至是公开的秘密,也必然导致腐败进入重灾状态。因为,所谓的"共腐圈"其实就是权力寻租者的抱团,这种腐败层面上的共同体,让权力依附成为一种习惯,让权力勾结成为一种常态,结果必然导致腐败的无法遏制。     

治理基层“微腐败”的三种对策

正一是引导筑牢思想防线。从本质上看,"微权力"产生"微腐败"的土壤是思想根源,是思想认识出了问题。防止"微权力"产生"微腐败",要在思想上采取对策,即通过廉政教育,引导社区干部自觉筑牢思想防线,从根源上解决"微腐败"问题。二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是防止"微权力"扩张、"微腐败"发生的制度保障。加强基层民主建设应当从社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     

新时代治理“村官”腐败存在的问题与破解对策

当前,治理"村官"腐败存在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三个责任"落不了地、基层治理"走样"、监督管理"悬浮"、自治体制运作不畅、腐败成本不高。防范"村官"腐败,须建立一抓到底的责任链条,确保治理"村官"腐败有权有责;建设坚强有力的农村基层党组织,确保农村党员干部有位有为;建立纵横交织的监督网络,确保"村官"权力运作有效有序;建立科学高效的自治运作机制,确保村民自治有名有实;建立震慑有力的惩治措施,确保惩治"村官"腐败有威有势。     

农村基层“微权力”腐败的机理机制与预防对策

加强对农村基层"微权力"腐败的预防与惩治,是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的题中应有之义。农村基层"微权力"腐败呈现主体以村"两委"一把手居多、村"两委"班子集体腐败现象突出、经济类腐败案件占主导地位、涉财违纪违法手段多样化等特点。农村基层腐败行为频发的原因在于法治观念淡薄、价值观扭曲,制度操作细则规范性不足、自由裁量空间大,监督行为机制乏力等因素。全面提升农村基层治理能力,构建基层贪腐预防与惩治体系,需要针对农村基层干部开展警示教育,增强正向激励;规范用权,建立"小微权力清单";创新村规民约制度安排,推行农村社会公平化管理工作;提升协同监督能力,使农村基层民主运转起来。     

怎样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权力始终是一把"双刃剑"。想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要及时揭露腐败行为,坚决查处腐败案件;在容易产生滥用权力的领域、环节和部位,建立有针对性的权力制约机制,防范腐败的发展蔓延;提高权力运行的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依靠法治制约权力,使国家机构和公务人员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确保权力在"刚性"的制度笼子里运行,有效防止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     

防止“小权力”演变为“大腐败”——宁波市推行农村“小微权力”清单制度的探索

<正>农村"小微权力",是指村级组织及村干部依法依规享有的村级重大决策、重大活动、重大项目以及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等村务管理权力。当前,如何更好地预防农村基层腐败,规范村干部手中的权力,已成为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一个现实问题。2013年以来,宁波市针对村干部权力界定模糊、决策随意、执行失范、监管薄弱等问题,率先在北仑、宁海、象山、余姚等地探索农村"小微权力"规范化运行,最大限度地从"小"处着手,让村干部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确保权力有限、职能有效、     

晒在阳光下的权力就不会出现“圈子化”

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案例来看,无论是"老虎级"的腐败大官,还是"苍蝇级"的腐败小吏,其腐败过程都有一个共同的、非常鲜明的特点,即"家族化""圈子化"及山头主义。腐败呈现出以一个"主要的权力人物"为中心,按照"亲缘信任"的原则,以"水波涟漪的方式"逐步扩散,形成"圈与圈"相套的系统化腐败圈子和链条,这其中,不但包含了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直系血缘关系,而且还包括七大姑八大姨、同学、同事和战友等,形成     

约稿启事 “构建干部动力平衡机制”专题研究

"精神懈怠危险"和"消极腐败危险"自2011年胡锦涛同志"七一"讲话首次提出后,十八大报告对其又进行了重申。分析当前干部工作中存在的腐败问题,除权力运行得不到有效监督的诱发因素外,精神懈怠问题成为诱发腐败的重要因素,容易发展为当前广大媒体和人们广泛关注的"报复性腐败"。剖析腐败和精神懈怠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除干部素质、干部任用与监督激励机制等     

人前“租房局长” 背后“灯泡贪官”

对"一把手"的权力必须予以监督。这是个老问题,却是许多腐败案件的症结所在。一面是通过灯饰工程等项目大肆收受贿赂的"灯泡贪官",另一面是貌似清廉没钱买房的"租房局长"。将这二者集于一身     

权力绝对化：官员走向腐败的“催化剂”

法国伟大的思想家孟得斯鸬在《论法的精神》一文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英国翻桥大学教授阿克顿勋爵：“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割析这几年贪官下水的案例，无一不是权力绝对化酿成的悲剧。     

你究竟为谁执政？——“行业性腐败”击倒重庆8名厅级干部

去年以来,重庆陆续有8名厅级干部因收受巨额贿赂、为房地产开发商谋取利益而"落马",有的已被判刑,有的陆续站上法庭被告席.这一系列"窝案"暴露出房地产业的"行业性腐败"特征:房地产开发的诸多环节存在着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现象,房地产的产业链有多长,权钱交易的食物链就有多长;在权力缺乏监管的情况下,一些干部不是为民执政,而是为"老板"执政.     

从孔子主张的道德观看当今社会的“亚腐败”现象

"亚腐败"是指在权力廉洁状态和腐败状态之间所形成的一种尚未达到触犯刑律的地步,因其不被人们普遍认知为腐败,在反腐倡廉建设中往往会被忽视,如若任其发展,将势必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不良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特别注重我们党员同志自身修养,孔子的道德观也为我们预防和治理"亚腐败"提供了良好的借鉴意义。     

“构建权力滥用与监管不力并发症防治机制”专题研究

一方面是权力的滥用、设租、寻租等扩张性腐败行为泛滥,另一方面是权力"打酱油",失职、渎职、逃避责任,食品安全、生产安全、交通运输安全问题多发,血淋淋的事实,惨痛的教训,巨大的损失,令人揪心,让人犯难。权力如何发挥监管作     

我国公务员“亚腐败”问题成因分析

“亚腐败”又称“隐形腐败”、“消极腐败”、“非典型腐败”,是一种介于一般作风问题和严重腐败之间的行为,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为挥霍浪费型、形象工程型、人情交往型和吃拿卡要型。当前,“亚腐败”在我国公务员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且有蔓延之势,严重影响着社会风气。其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权力主体是理性经济人,传统文化中“官本位”和“熟人社会”的思想,公共权力体系中缺乏有效监督,运行过程中体制机制上的漏洞,法律规定厉而不严,这些都为“亚腐败”蔓延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潜规则中隐性权力的约束研究

"道高一丈,魔高一尺",在政治权力的角逐场上,权力的博弈让很多腐败走向"地下",权力腐败之毒瘤逐步向政治肌体转移渗透,变成更多更难根治的腐败顽疾。一条被中外实践反复证明的权力腐败律要求我们给权力套上枷锁和缰绳,要给权力的运行以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与约束。政治权力与公共利益的共生关系使得扫除潜规则中隐性权力的毒瘤成为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     

晒在阳光下的权力就不会出现“圈子化”

从十八大以来的腐败案例来看,无论是“老虎级”的腐败大官,还是“苍蝇级”的腐败小吏,其腐败过程都有一个共同的、非常鲜明的特点,即“家族化”“圈子化”及山头主义。腐败呈现出以一个“主要的权力人物”为中心,按照“亲缘信任”的原则,以“水波涟漪的方式”逐步扩散,形成“圈与圈”相套的系统化腐败圈子和链条,这其中,不但包含了父母、兄弟、姐妹、子女等直系血缘关系,而且还包括七大姑八大姨、同学、同事和战友等,形成了一个大的、不仅是生物学意义上而且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腐败家族”,把一些公共权力“私化”了,把组织权力变成了个人权力、家族权力,并明目张胆地利用组织权力、以组织的名义干坏事,极大地损毁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和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