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验人类学”是对康德哲学的恰当刻画吗?

康德哲学诠释史中有一个十分强大的传统是将其批判哲学整体上视为“先验人类学”或“哲学人类学”。支持者们基于《纯粹理性批判》写作与康德人类学兴趣的高度相关性以及康德自己对“人是什么?”这一根本哲学问题的发问而持有这一立场。近年来,学界对科学院版《康德全集》中讲义部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这一诠释路径在康德本人的语境中难以充分证立。成熟时期的康德完全弃用了“先验人类学”这一称谓,并特别在其批判体系中指派了“实用人类学”的部分。康德的思想资源重新诠释人类学视角与先验哲学的关联与差异,对我们今天反思“人是什么”也有特别的意义。     

“生命”何以成为一个哲学概念?

生命在当下的时代,已经越来越变成固步自封、束缚创造的惯性模式和价值预设。这尤其在德勒兹式的生命主义那里达到极致。对德勒兹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既要基于技术与生命彼此纠葛的悖谬现实,又要回归其思想发展的内在脉络。从"内在生命"到"欲望-机器",观念论和生命论之间看似牢不可破的内在联结却日渐解体,生命亦最终脱离了哲学的掌控,陷入"一切生命皆技术-生命"的困境。梅亚苏的思辨实在论和埃斯波西托的免疫逻辑或许启示出另一种生命论的路向,重新探索对生命说"是"的可能性。     

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普特南哲学的终极命意

超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对立是普特南哲学的内在追求。普特南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 ,经历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转变 ,即由科学实在论向内在实在论转变 ,再由内在实在论向自然实在论转变。每一次转变都是向生活实践的进一步皈依。内在实在论由于尚未真正摆脱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思维方式 ,故显出自身学理上的不融贯。而自然实在论在生活实践的层面上纠正了传统二元式的思维方式 ,坚持了实在论的追求而又抛弃了实在论的形而上学的包袱 ,在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之间寻得了一条中间道路     

牟宗三先生对康德“先验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之辨析——兼论邓晓芒教授对牟宗三先生的误读

"先验的观念论"与"经验的实在论"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一对极其重要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对康德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整体把握。牟宗三先生通过对康德这两个观念的辨析指出,康德的正面主张乃在于"经验的实在论",而非"先验的观念论",并指出"先验的"一词涵有双重意蕴。然而,邓晓芒教授在《牟宗三对康德之误读举要(之一)——关于"先验的"》一文中对牟宗三的解读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通览全文,我们发现邓教授对牟宗三的批评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与曲解,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与辩解,并就教于邓教授与诸位方家。     

论胡塞尔现象学对自在之物的批判

在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既有先验观念论的含义,也有超验实在论的含义,两种含义分别代表了康德进行理性批判的不同立场。胡塞尔将这两种立场纳入自然主义态度和现象学态度的对立之中,并主张通过现象学的反思将康德的先验观念论彻底化,同时消解了康德哲学中自在之物的超验实在论设定。     

论“国家理由”的二律背反——对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康德式重构

近代以来关于“国家理由”的论证中,以基督教二元主义政治观为背景的自由主义与在思辨神学的框架中展开的黑格尔主义,各执一端,互相反对。如果以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线索,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视角,重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进路,则不仅可以揭示出黑格尔法哲学的思辨哲学根源,提炼出一种既不同于自由主义、又不同于黑格尔主义的国家形式,而且还可能将这种形式与中国传统社会的批判性分析予以对接。在更高的层次重构马克思的法哲学批判,当是突破“国家理由”之二律背反,激活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当代潜力的推进方向。     

辩证法研究的两种出发点

康德和黑格尔各自代表着辩证法研究中两种有着重大区别的出发点。康德把理论理性层面的辩证法称为幻象逻辑并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提示了辩证法超越理论哲学视野并走向实践哲学的理路。黑格尔没有认真对待、理解与吸收上述康德哲学中深具启发性的思想内涵,以一种纯粹思辨的、理论哲学的眼光,使辩证法重新回到了康德试图避免和禁止的思辨理性的立场上。马克思辩证法是实践理性层面上的、实践哲学视野中的辩证法。以往我们强调马克思辩证法与黑格尔思辨辩证法的学理渊源,更多地在理论理性的层面上阐释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使马克思哲学辩证法所独具的实践理性意蕴被深深掩蔽起来。今天重新思考康德对辩证法作为幻象逻辑的批判,并从他所提示的实践哲学的出发点来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验论与唯理论视域下康德哲学中的哥白尼革命

对康德哲学中哥白尼革命的问题,时至今日产生了大量的文献和各种争论。从经验怀疑论与唯理独断论的时代背景下对此加以阐释。康德哲学中哥白尼革命是在对传统经验观念论和先验实在论批判的基础上,概括出自己的知识观的：即康德理论哲学中的经验实在论与先验观念论。     

康德哲学的历史背景 ——康德哲学三题之一

康德是西方近代哲学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哲学贡献是在近代历史的关键时刻对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大传统进行综合创新,最终建立起了对西方哲学产生深远影响的"批判哲学"体系.他的批判哲学体系既有其思辨方面的深刻性也充满了表述方面的晦涩,这也成为理解康德哲学的一种困局.本文试图从康德的身世、他的思想所形成的历史背景、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哲学家以及他的语言特征方面来介绍和分析康德哲学的背景情况,以期对于理解此困局有所助益.     

康德"绝对命令"的存在论追问及超越

康德的“绝对命令”是其道德哲学的核心,亦是其形式伦理学广遭批判的地方。康德重视的是道德原则,剔除了一般的道德规则,这导致了其伦理学的软弱无力。事实上,道德的多样性和普适性的双重诉求证明了道德原则与规则并存的可能与必要,也凸显出康德的“可普遍化原则”绝对命令的内在困境。为此,只有将道德理解为本体论意义上存在的方式,与“两重”生产为主导的生活世界合二为一,才能真正获得自身存在的坚实根基,这也是超越康德绝对命令的可能与方向。道德的全部内涵唯有在生活本身及生活过程中才能真正把握。     

超越实在论和相对主义:尼采的视角主义

正是在对形而上学或柏拉图主义实在论批判的基础上,尼采的视角主义形成了。根据这个思想,任何对实在或存在的解释都关联生命的视角主义条件,我们不可能在人类的视角和解释之外寻找和认清这个世界及其价值,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我们的利益、兴趣以及生活方式进行的。尼采的视角主义既避免了实在论预设,也没有走向相对主义;仅仅将视角主义看成一种认识论思想,肯定会错失这个思想的精髓。     

康德目的论历史观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嬗变及其意义

目的论是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康德的历史哲学几乎建立在这一理念的设定之上.康德的目的论是一个消极性的理念,因此它无法解决康德历史哲学中的二元论.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如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鉴于康德历史哲学的二元论困境,将康德消极性的目的论转换成积极性的目的论,即将目的论实体化和主体化.费希特的“自我”、谢林的“绝对”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都是目的论的实体化的表现,他们从这种实体化的理念当中演绎出各自的历史哲学,从而产生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基于这样的考虑,可以说,没有目的论,就不可能产生思辨的历史哲学,我们应当重新看待德国古典哲学中目的论的历史意义.     

西方观念论的嬗变与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以及究竟以何种方式批判甚至颠倒了德国观念论?回顾西方观念论的发展历程可见,柏拉图的观念论源于苏格拉底之死所带来的政治现实,其并非仅是哲学形而上学,同时也是规范性的实践哲学。近代观念论以主体为轴心所实现的表象哲学的建构,凸显了观念论作为哲学形而上学的一维。这一维度在康德批判哲学对同一性原则的质疑中趋于瓦解,却在黑格尔包含着差异性的思辨逻辑体系中重新被建立起来,使得黑格尔的"现实"在其"合乎理性"的意义上最终不过就是一种"观念"。在将黑格尔思辨观念论做主观主义误读的基础上,马克思对其进行了彻底批判,去除了西方观念论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形而上学色彩,让哲学再次成为直面现实社会政治体制的一种思想建构,被理性所吞噬的"现实"由此获得拯救。因此,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并非对德国观念论的颠倒,而是对这一哲学形而上学之同一性原则的拆解。     

超越康德伦理学的三条路径——黑格尔、叔本华和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

被康德本人称为“道德形而上学”的伦理学是一种理性主义伦理学,因为其基本道德原则被说成是由“纯粹实践理性”颁布的。这种伦理学自问世起,就遭到了形形色色的批判。在德国哲学界,黑格尔、叔本华和马克斯·舍勒对康德伦理学的批判和超越,构成了三条各具特色的超越之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看,黑格尔以其思辨理性取代了康德的抽象知性,由此沿着理性主义的方向超越了康德伦理学;叔本华把对他人不幸的同情即恻隐之心当作道德的基础,由此将康德的理性主义转换为一种非理性的情感主义;舍勒则试图立足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建立起一种先天的、质料的价值伦理学,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康德本人及其拥护者和批判者的共同预设:只有纯粹形式才是先天的,任何质料都是后天的。     

论黑格尔对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恢复

如果从康德对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批判出发,考察黑格尔对该证明的典型形式——安瑟伦证明——的同情性理解和批判性改造,可见黑格尔在思辨哲学基础上对上帝存在本体论证明的恢复。这一恢复表明了黑格尔在对待理性与信仰关系上明确立场,即以哲学的概念形式取代宗教的表象形式,从而以理性取代信仰。     

论康德对自由的捍卫

《纯粹理性批判》中的第三个二律背反是康德自由问题的出发点,它揭示出纯粹理性在超出知性范围寻求无条件者时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相矛盾.正是这种奇怪的现象惊醒了康德独断论的迷梦,使他将考察的重心转移到理性自身的批判上,借助于先验观念论来消除理性的这种矛盾.在康德的先验观念论中,自由一极的存在方式分为思辨领域的可能存在与实践领域的现实存在.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总结出捍卫自由的解决大纲,即自由的可能性论证与自由的实在性论证.经验性的品格和理知品格是自由的可能性论证的前提,理性的事实是自由的实在性论证的前提.思辨领域的表达式为:即便自然因果性为真,也可能存在自由.在实践领域,由于自由是道德律的必要条件,而道德律自身作为理性的事实,具有无可置疑的实在性,这就确立了自由的实在性.由于在实践领域演绎的自由与思辨领域悬拟的自由是同一个理念,因而思辨领域可能的自由就被断定下来,确实存在.至此,自由才在自然因果性的图景中得到捍卫.     

从先验逻辑到符号形式:卡西尔的认识论转向

卡西尔早期的认识论思想囿于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将"科学事实"作为认识批判的出发点和最终所与。通过对康德"理性批判"建构术的改造和扬弃,卡西尔的认识论思想历经从"发生学"认识论和"符号"认识论的演变。他将神话、语言、科学视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不同符号形式,提出一切概念认识都必须基于最原始层次的神话世界,突出表现于自然语言,终点是理论科学。由此,卡西尔不仅将认识论的论域拓展到人文科学诸领域,更重要的是推进了认识反思的层次,并为其寻找到新的基础和起点。这是对自己早期认识论思想进行的修正,也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与传统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最本质的差别。卡西尔认识论的转向是继康德之后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卡西尔以"符号"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人类文化整体观来把握理性,探索人的本性。卡西尔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包容力和开放性,为现代西方哲学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布莱克本的准实在论与伦理非认知主义

元伦理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就是确定伦理陈述的属性.在这方面,存在着情感性的非认知与描述性的认知两种看法.布莱克本在确定伦理陈述的属性时,既继承了情感主义,坚持非认知立场,又接受了某种意义上的实在论观点,以避免情感主义解释"成真性"问题时的困境.基于布莱克本的这种"准实在论"观点,通过分析非认知主义和道德判断之间存在的关系,表明与认知的实在论相比,这种观点无需进行形而上学层面的那种预设,就能很好地解释混合世界的非存在性.客观地讲,这其中所蕴含的伦理非认知主义,使布莱克本的那种实在论在弗雷格-吉奇难题的解答上表现出特定的优越性.     

教化之普遍必然性意义及其转向:康德、黑格尔、伽达默尔和罗蒂

从词源学的意义上来讲,Bildung概念具有普遍、一般的意义。作为一种教化哲学,康德哲学以寻求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为其目标。黑格尔深受康德影响,他的精神哲学也追求普遍必然性。然而,康德的教化是指向绝对命令的,黑格尔的教化指向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主客观精神相互异化,绝对精神是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的完全统一。正是在主客观精神的相互异化中,绝对精神完成了教化。无论是康德还是黑格尔,他们的教化都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伽达默尔使教化超出了方法论概念所设置的界限。虽然伽达默尔的教化深受黑格尔影响,但实际上,伽达默尔在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基础上,沿着海德格尔开辟的本体诠释路径,使教化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在此基础上,罗蒂将哲学划分为系统哲学与教化哲学。在他看来,伽达默尔以前的哲学是系统哲学,真正的教化哲学不必承认真理的存在,也不以追求普遍必然性为目标,"谈话"才是哲学发展的方式。这实际上反映出,自海德格尔以来,在哲学研究对象中"人"主体性地位的提升。     

试论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

康德伦理学的主观性和缺乏现实性遭到黑格尔批判,这种批判是深刻的,但也是缺少"同情心"和略显偏颇的。理论任务和立场的不同导致二者"大相径庭",互换立场和"设身处地"的观察可能使得评价更为公允。与在形而上领域纯逻辑的思考不同,康德的道德原则在宗教和政治哲学领域运用中,诉诸于社会关系中存在、且具有人际差别的主体,而不是孤立式的、原子式的主体;诉诸现世的人为共同努力,而不是彼岸世界的超人性的力量。这一变化展现了康德伦理学的"社会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