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漠上的开拓——简评乌拉熙春《从契丹文墓志看辽史》

辽朝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对于辽朝历史的研究,因局限于汉字资料.以契丹人为主体所建立的辽朝历史仍然有许多深层次的问题远未解决.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契丹文的墓志不断被发现.目前国内外对契丹文的解读已经有了重大突破,学者们也期待着契丹文解读方面的进展能早日用来解决研究辽史的某些难题.     

从舍利到帝王:耶律阿保机“化家为国”的历史背景及时代内涵

契丹故俗尚简 ,是辽朝太祖太宗时期的历史实际 ,但故俗尚简的历史内涵 ,则是标示了契丹社会刚刚由氏族大家族家庭形态过渡到独立的个体家庭形态的特殊发展时期。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内 ,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历史作为也留下了这个时代所给予的深刻烙印 ,从而成为诠释和把握辽朝初期史实的重要线索     

改写与重塑:再论金朝开国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金史》记载完颜阿骨打于公元1115年建国称帝,国号大金,建元收国,长期以来一直被奉为信史。刘浦江先生撰作《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一文,首次对《金史》的开国史叙述提出深切质疑,引发学界争议。在刘文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宋元文献及石刻材料有关金朝建国记载的仔细考辨,能够大体复原出金初历史的真实面貌。阿骨打当于辽天庆七年(1117)采纳谋士杨朴的劝进意见,称帝建国,国号大金,建元天辅,《金史》所记开国史乃是出于金修《太祖实录》时的改写与重塑,并不可信;至于刘文提到的吕颐浩所谓“女真于宣和四年(1122)方建国号大金”之说也不准确,它所反映的史实可能是金朝从“大女真·金国”的双国号制向“大金”单一国号体制的转变。     

契丹国家产生的上限及其早期发展形态

契丹国家生产的时间和最初发展形态问题，是研究契丹国家历史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多年来，学术界通常认为：契丹国家产生于建辽之际，契丹国家，指的是辽朝和西辽。说契丹建国，指的就是契丹建辽。事实上，这只是一种误解。客观的情况是，契丹建立的国家政权，并不仅仅以辽...     

辽朝斡鲁朵的渊源

斡鲁朵起源于古代游牧民族的生活传统,是游牧民族政权系统中的重要内容。关于斡鲁朵的内容,只是在《辽史》卷31《营卫志》"宫卫目"中留下了相对完整的记载。对于辽朝斡鲁朵的研究,是契丹史、辽史研究的重要问题。辽代的斡鲁朵,起源于契丹社会早已存在的"帐分"习俗,故在辽代仍被习惯地称为"宫分",它是辽朝统治者对故有习俗的继承和发展。     

辽朝何以“雄长二百余年”——《辽史》论赞相关议论探究

从《辽史》论赞看,长期居于北方的契丹人养成了应对战争的良好机制,在其兴起过程中显示出了独特优势.辽朝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胜攻取,而且,其推行的灵活的、富有成效的用人政策和管理制度也是其兴盛的重要保障.值得重视的是,元朝史官认为辽朝不轻意用兵是其统治长达二百余年的关键.     

辽朝属国考辨

《辽史》有三处史料集中记载辽朝属国事,在属国名称、数量上却有较大差别,当是由金元两代三位史官编纂所致。现代学者关于辽朝属国概念的界定,存有不同的问题。辽人对疆域的认识,为考察辽朝属国提供了新视角。境外为辽朝属国所居,乌古部是属国的典型代表,居住于辽朝境外、臣属于辽并向辽朝贡。以乌古与辽的关系为切入点,重新界定辽朝属国概念并考证出辽朝属国为17个。     

辽代矿冶发展简论

契丹族在建国以前,就已经开采矿石和进行鼓铸了。但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畜牧业中分离出来。对辽代矿冶业的创始年代,历来有不同看法,一种是《辽史·太祖本纪》:“玄祖生撒刺的仁民爱物,始置铁冶,教民鼓铸。是为德祖,即太祖父也”。就是说铁冶鼓铸始自迭刺部太祖之父撒刺的。另《辽史·食货志》:“鼓铸之法,先代撒刺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袭而用之。遂致富强,以开帝业。”从上述两条记载可以看出,辽代的铜、铁冶和鼓铸应是在阿保机建国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有计划的利用铜、铁之利。但是也有的认为辽代矿冶和鼓铸应是开创在太祖时期,即《辽史·太祖本纪》:“五年(911)……又三月,次滦河,刻石纪功,复略地蓟州。冬十月戊午置铁冶”。还有     

关于契丹四时捺钵文化模式的思索

四时捺钵制是契丹(辽)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保留的一项特殊制度和文化习俗。四时即指一年中的春、夏、秋、冬。捺钵亦称纳巴、剌钵等,指辽朝皇帝贵族们所从事的与契丹民族游牧习俗相关的行在、营地迁徙和游牧、渔猎等活动,是在辽朝初期“因俗而治”的二元政治体制下的客观延续。阐释捺钵的本意、捺钵文化形成的原因、性质、具体内容以及契丹捺钵文化对女真、蒙古、满等各族的影响,可以加深对四时捺钵文化模式的思索和理解,从而增进对契丹辽史制度文化的理性认识。     

9世纪中后期契丹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发展状态——以世里氏家族研究为中心

9世纪中后期契丹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直接奠定了10世纪初期契丹封建专制政权确立的历史基础。契丹社会组织结构所形成的各级部落管理职务的"世选"方式,标志着部落贵族家庭享有政治特权的基本形态,它既是遥辇氏汗国时期的主要制度,也为辽朝初期客观存在的官吏世选方式(即"世官"家庭)奠定了基础。契丹人的"世选"制度,与遥辇氏汗国时期所形成的贵族家庭的统治方式相适应,并在此基础上衍生出一些相应的统治策略,比如"帐制"的规定就是如此。因此,关于阿保机君主专制政权建立之前契丹社会的具体发展面貌,也完全能够从部落贵族家庭的历史发展线索中寻找到比较具体的答案。     

试论辽朝前期的政争与封建化的关系

从 1 0世纪初至 1 2世纪 2 0年代 ,契丹族在我国北方建立的辽政权经历了由奴隶制到封建制的发展阶段 ,但辽朝封建化道路曲折复杂 ,本文依据当时史事 ,围绕辽朝前期的政争 ,探讨辽朝封建化进程。阿保机死后 ,皇位继承权问题是辽朝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 ,围绕皇位继承而展开的不同集团和不同派系的斗争 ,虽然与辽朝历史上形成的家族世选制有密切关系 ,但其深层的原因乃是封建制与奴隶制的深刻矛盾所导致。因此 ,对辽朝前期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一些问题 ,有必要做一番探讨。     

唐国史中的史实遮蔽与形象建构——以玄宗先天二年政变书写为中心

先天二年政变是玄宗最终掌握最高权力的惊险一跃,而这一事件牵涉到玄宗与睿宗父子间激烈的权力争夺,因此唐代史官在国史中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全面的讳饰。然而以张说所作的郭元振《行状》为切入点,结合相关文献记载,则可展示玄宗与睿宗及太平公主在政变之前激烈的政治较量、七月三日政变当天的整个过程,同时揭示政变后玄宗通过削弱政变功臣郭元振的权柄、最终掌握所有权力的真相。对于这场政变全方位的探索,显示唐代国史的书写通过遮蔽政治事件的关键性细节、重塑参与其中的政治人物,从而使史书记载最终符合其"政治正确"的逻辑。     

论辽朝的世界秩序

从东部欧亚区域史的视角,研究契丹族建立的辽朝与宋、西夏和高丽以及西域地区高昌回鹘,东、西喀喇汗王朝,伽色尼王朝等权力结构关系的变化,显示了辽朝世界秩序的形成、内涵及其特征。这种以辽朝为主导的东部欧亚政治、经济的制度规范以及社会性文化的认同,与费正清教授的东亚“朝贡体系”理论具有不同的历史形态,体现了辽朝建构的东部欧亚世界秩序,即以辽朝为世界秩序中心、以宗藩关系为基础、交邻体制并存的多元复合型的东部欧亚世界秩序。辽朝与宋朝、西夏和高丽以及内亚诸王朝的关系,即辽朝视野下所建构的世界秩序,也体现了包括辽朝在内的以多元一体为格局的中华民族对于塑造东部欧亚区域历史文明形态和推动世界秩序进程的能力和影响力。     

契丹文“山”、“山”考——契丹文字构造规律新探

一、引言史载契丹文字有大小两种:契丹大字创制于辽太祖神册五年(公元920年)。突吕不、耶律鲁不古二人主其事;契丹小字可能创制于天赞初年,太祖之弟迭刺主其事。金灭辽后,亦仿契丹制作女真大小字,但契丹字仍沿用至金章宗明昌二年(公元1194年)始废。现今所见辽金时代契丹文墓碑、铜印、铜牌、铜镜、鱼符、玉盏等物,铭文亦有大小字,足证史籍记载不误。就目前所知,契丹文碑铭年代确凿者以辽统和四年(公元986年)《耶律延宁墓志》(契     

辽“让国皇帝”耶律倍再认识

耶律倍在辽朝早期的政权历史中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耶律倍力主尊儒说明他是一位很有政治眼光的契丹贵族.在辽朝政权对渤海国的征服与统治中,耶律倍是成功者.对耶律倍“让国”一事,则要从其一生在主流上和本质上是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所为,还是逆历史发展而动,进行全面分析和评价.     

十五至十七世纪达斡尔族历史概述

一 达斡尔族昔居西拉木伦、哈拉木伦之地(即今辽河流域)。当时有萨吉哈勒迪汗者,曾是达斡尔族之部长。后来,萨吉哈勒迪汗率领部众,避兵北迁至黑龙江上游,其一半部民粮尽力疲,留于该地。萨吉哈勒迪汗又领另一半族丁,仍往西行,然而其去后阗寂无闻。此方留住者,分屯聚处,又设木城数座,建设房院,种田狩猎为生活计。此本族相传之言,并非谓之无因。十二世纪中叶,女真族金朝取替契丹族辽朝的当时,曾有契丹人纷纷北上的历史记载。从近古以来,黑龙江沿岸地区居有作为契丹后裔的达斡尔人,实为无庸置疑的。现存的达斡尔族家谱史记,可给我们提供说明这一历史事实的依据。     

民族志视野下的北宋使辽诗

使辽诗是宋辽政治生活和民族关系的产物,体现了北宋使臣自觉的政治传播意识和大国情怀,促进了汉族和契丹文化的交流融合。北宋使臣以优越的文化心理去观察辽朝的一切,他们笔下的诗歌恰好能相对客观公正地记录宋辽对峙时期,辽人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人情,符合民族志以某个民族为研究对象进行田野调查和信息采集的学科特点,因此,使辽诗是一种民族志书写形式。以民族志视野重新审视这些诗歌,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辽朝社会历史和民俗文化,对于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也是意义非凡。     

埃德加·斯诺与“西方的中国形象”

在历史悠长的"西方的中国形象"或"西方的中国观"中,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以斯诺的《西行漫记》为代表的红色中国书写具有全新的范式意义。不同于同时期的赛珍珠、弗莱明等人的中国书写对"老中国"的表现,斯诺描绘了"活的中国"与现代世界的互动。斯诺式的中国书写不仅反映出注重古典研究的欧洲汉学向关注现代中国的美国中国学的演变,同时也再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世界意识"的生成对人文学的深刻影响。斯诺的中国书写虽然未能改变"西方"的历史,甚至未能真正改写"西方的中国观",但他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并且由此改写了"世界史"。     

萧梁太祖追认与历史书写

南朝梁武帝萧衍在即位之初奉其父萧顺之为太祖,梁代的国史书写对于萧顺之的定位及王朝的开端与之后《梁书》《南史》有所不同,通过历史书写赋予萧顺之特殊的政治身份与地位,因而构建起与当时语境相应的政治话语。     

辽代契丹人姓氏及其相关问题考探

古代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的部族名称和姓氏经常与其所居之地的山水之名有密切联系 ,辽代契丹人的耶律姓应源于其祖居之地西剌木伦河。契丹耶律氏自称汉姓为刘 ,改“审密”为萧 ,仅从音韵学角度去探讨是远远不够的。从耶律氏封爵多以漆水为郡望、萧氏封爵多以兰陵为郡望及辽朝契丹人自称是黄帝后裔这一史实进行考察 ,改汉姓为“刘”、“萧”是辽朝绍周、汉继统思想的反映 ,证明《辽史·后妃传》序的记载是可信的。辽代后族述律氏本为契丹人 ,不是回鹘人 ;二审密就是指述律氏 ,而不是述律氏之外另有“二审密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