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欧亚经济联盟”为标志的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发展及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启示

2015年1月1日独联体范围内的"欧亚经济联盟"正式成立并运行,这是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成果。本文对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发展过程和阶段进展进行研究,提炼出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发展中形成的主要特征,分析了"欧亚经济联盟"形成的过程和组织功能;认为政治考量是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外部推动因素,经济问题是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需求因素;认为随着"欧亚经济联盟"的正式启动,独联体经济一体化发展将向综合发展型经济转变,经济一体化发展能力日趋加强,区域影响力和引导力将逐渐凸显;中国在开展"一带一路"建设中,应该积极加强与一体化组织机构的密切联系,在尊重"欧亚经济联盟"客观存在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对接一体化中的项目需求,加强与该组织及成员国合作,考虑和重视中亚国家的俄罗斯因素,务实推进能源及其他项目合作,才能在中亚地区持续稳步推动"一带一路"建设。     

“文化精神”的永生与“文化体系”的重生

文化可以分为"文化精神"和"文化体系"两个层面。文化精神是由普通民众在生活实践中摸索、创造并且传承的文化信念,是与其生存需求息息相关的情感反应和生活实践规范,体现于其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之中。而文化体系则是学界人士在文化精神的基础上所构建的文化话语体系。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文化体系层面被大体解构;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从来没有被解构,也不可能被解构。具体来看,解构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以"求真"为旨的西方哲学取代了以"求善"为旨的中国经学。构建中国现代文化话语体系的关键,必须充分尊重中国文化精神,并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好"真"和"善"之间的关系。     

“教体结合”下的高水平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管理协同体系研究

通过对我国现有的运动员培养体系现状的分析和对"教体结合"精神的理解,根据管理协同论理论为基础,提出构建在"教体结合"下,对竞技体育人才培养管理协同体系研究。     

垂直管理体制的困境与改革——以“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为视角

我国的垂直管理体制形成于90年代,是中央政府为了加强宏观调控、促使全国市场经济体系统一而推行的改革举措。然而现在垂直管理体制却出现了许多问题,譬如导致地方政府权力残缺化、难以有效遏制垂直管理系统内部不断出现的贪腐要案等。在推进"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进程中,需要改革垂直管理体制。通过制定《中央与地方关系法》,逐步实现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的法治化,并构建有效的对地方政府权力的监督机制。     

超越“体系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

"体系哲学"作为旧哲学的代名词具有本质主义、结构强制和"终极真理"的共性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实践的观点出发,革命性地颠覆了"体系哲学",建立了始终面向现代世界历史,面向人的生活世界可开放的哲学体系;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是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应该在廓清"体系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间关系的基础上,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设的重大意义。     

我国“督察”制下中央地方监管部门博弈行为分析

本文以我国"督察"制为背景,构建了包含监管当局、地方监管者以及被监管对象三方博弈的监管模型。"督察"制下,地方监管者虽在人事上受控于监管当局,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却可能违背监管当局的利益而产生腐败行为,因此监管当局会派出中央督察者对地方监管者进行监督。本文在研究三者行为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地方监管者腐败行为的因素,并给出了监管当局分配中央督察者和地方监管者人员数量以降低监管者的腐败行为和提高监管效率的最优策略。研究结论对于我国的中央地方监管实践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跨越欧亚:从天山到阿尔泰山及其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6年8月23~2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德国考古研究院欧亚考古研究所联合举办的"跨越欧亚:从天山到阿尔泰山及其周边地区的青铜时代"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召开。来自德国、英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澳大利亚及国内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等各研究机构与高校的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其中二十位学者先后介绍了各自的研究成果,根据具     

福山“国家构建”理论的背景分析

从自由民主制度"历史终结论"的预言到"国家构建"理论的重构,弗朗西斯·福山思想的演进是基于对历史逻辑与现实世界的广泛分析与深刻思考,更加关注在"国家职能"和"国家能力"二维分析框架下改善国家治理主体的能力、建立良制、促进社会良序。解析福山"国家构建"理论提出的理论和现实背景,对推动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体系建设研究的深入有着积极意义。     

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思考——学习党的十八大关于法治建设的论述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及"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部署,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由"法律体系"的构建向"法治体系"构建的转变。这一转变,更加明确了法治是治国的机制方略和行动纲领及其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的价值意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基本内涵;勾勒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发展路径。     

关于中央企业构建“以人为本”绩效管理机制的思考

本文从剖析“以人为本”绩效管理机制的内涵出发,讨论了构建以人为本绩效管理机制对中央企业战略落实、运营能力提升的意义,指出中央企业构建“以人为本”的绩效管理机制要与企业战略联动、领导推动和全员参与,营造体系运行的企业文化氛围;推进企业流程管理与队伍建设机制优化,筑牢体系运行的制度底盘;推进企业绩效管理体系自身程序与机制建设,搭建激发企业内部变革驱动的绩效管理运行平台.     

哲学如何“介入现实”与“隐性批判”

面对时代转型与变迁的实践和现实,当前的哲学研究似乎逐渐失去了"介入现实"的冲动和力量。为了摆脱哲学在回应现实中的失语,哲学家一是要在"介入现实"中,努力促成哲学视域与哲学叙事话语方式的创造性转换,二是要正视在权力、资本、正义的现代性角逐中正义被逐渐边缘化的现实,发挥哲学的"隐性批判"精神,以守望边缘正义的批判性立场在新的现代性价值观体系构建中发挥作用。     

中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创新——从“制度陷阱”到“制度红利”

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必须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已成为当前生态文明研究的重点与热点问题。通过从政府、市场、公众三个层面系统分析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制度,发现生态文明制度尚没有达到优化和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生态文明建设遭遇重重陷阱。对此,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应创新生态文明政府管治制度、完善生态文明市场化推进途径、健全生态文明建设公众参与制度,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释放生态文明建设"制度红利"。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语义解析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是子夏在劝说司马牛时引用孔子的话。前人多从子夏和司马牛的对话中来解析这句话,得到的只是上下文中临时性的语境意义,因此难免会断章取义。为了获得更加科学的解释,需要将其置于孔子的天命体系之下。研究发现,孔子"天—命—人"思想体系具有三重性,且三者之间具有动态交互作用。正是在这动态的交互作用中,孔子完成了自己天命体系的构建。作为孔子天命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亦应作如是观。     

“士大夫”“官人百吏”考辨——兼论“吏民”的出现

战国秦官吏分层可分为宗室大臣、士大夫与官人百吏。其中,"士大夫""官人百吏"分别以"爵""秩"进行等级管理,"士大夫"有"秩",为千石至六百石。"士大夫"与"官人百吏"并以六百石为等级分界。这一分层特征,不仅有助于解读《秦律十八种·传食律》"官士大夫",而且为理解古代"吏民""吏卒"概念的出现,秦汉爵制中官、民爵分界的形成,提供了线索。二者在秦国还多用以对应中央官与地方佐官、属吏。君主既反对中央官吏影响、侵扰地方,又对地方官吏不尽信任,防范其作奸谋私。官僚组织"服务取向"明显突出的秦国,君主对官吏的"自利取向"仍多有警惕。对"士大夫""官人百吏"的考辨,可以增进对早期中国官僚体系结构的认识。     

“国学”的回望与开展

"国学"指中国传统之学术。当代的国学,已经成为一个自然顺应时代变迁和社会精神需求的人文发展过程。它的意义在人们的自然推动下显现了。国学是一个既有其内部分类,各类别又自成一统的科学体系。研究国学应该按照其内在理路和发展脉络,对其进行分疏整合,并用它来构建起当代社会的人文精神。     

政府理念创新与构建“福利政府”

在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背景下,满足不能完全参与市场竞争社会群体的生活需要,是构建"福利政府"的社会基础。非商品性、普遍性、统一管理是构建福利政府的基本原则。构建福利政府,应不断增加福利支出、注重社会公平、构建完善的福利体系。     

“大国兵器”课程思政实践与探索

学校立足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课程思政目标,依托国防兵器学科专业优势,开展特色化"课程思政"建设研究,倾力打造"大国兵器"课程思政示范课。通过构建"系统化课程思政核心理念体系、多样化课程思政教学方法体系、高水平教师思政能力提升体系",将以"太行精神"为核心的办学文化、"致知于行"为校训的育人文化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军工文化等思政元素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之中,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引领的有机统一,提升学生的综合国防素质,增强学生"军工报国、科技强国"的意识和情怀。     

全球史观下的“澳门1601事件”

全球史观下的"澳门1601事件"反映出全球化早期不同文明相互影响的细节和模式。除了葡荷贸易竞争这个根本原因外,该事件亦掺杂了广东税吏与澳门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等诸多因素,而澳门因"双重效力"于两个贸易体系的特殊角色成为矛盾的焦点。该事件亦是葡荷两国、澳门与广东和明廷、广东地方与中央之间的诸多政治、宗教、财政、政策通过澳门相互作用的结果,从中可见澳门在世界贸易体系发展和变化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历史作用及其具体机制。     

“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

美国在伊拉克的遭遇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努力进一步凸显了"软权力"说的重要意义。近年来约瑟夫·奈的"软权力"说不断发展和完善,但保罗·肯尼迪对"软权力"说的质疑依然具有普遍意义。问题的关键是能否通过构建一个可以量化的诠释体系而把"软权力"说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衔接起来;或者通过对"同化性"权力学说的深入阐释而重新解读国际关系中的"权力"。中国的历史遭遇和现实处境使中国学者更为重视"软权力"问题,并且应该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中率先取得重大进展。     

“人生观”与欧亚后启蒙论述

一九二○年代的人生观论述,是跨越欧亚文化的思想运动之一环。"人生观"一詞是現代日文的译詞,译自德國哲學家倭伊铿(Rudolf Eucken,1846-1926)的哲学概念,认为启蒙理性以"我"来归纳、掌控世界,导致主体(我)与客体(非我)分离。因此,寻求主客合一的道路,成为欧亚反启蒙运动的关键课题。倭伊铿提倡希腊传统的"玄学"(即形而上学Metaphysik),呼吁哲学脱离认知科学的歧途,回归人生的探讨。西田由法国哲学的"心的认知"(la connaissance du coeur)概念,进而发展佛教的"一切有情"及"宗教心"概念,由坐禅来达到与道合一的境界。张君劢等,则在打倒孔家店、科学挂帅的五四启蒙运动中,致力于连结儒家传统与欧亚后启蒙运动,使濒临危机的传统文化展开跨文化的连结,重新开创传统文化的现世意义。在此同时,以"唯情哲学"来对抗理性的思潮,也在一九二○年代前后的中国展开,以顾绶昌与袁家华一九二四年的讨论最为全面。对启蒙理性的反动,启蒙时代的休姆及鲁索即已发其端,至一九六○年代而不坠。德勒兹的"情动"(affect)概念,正是晚近对启蒙理性的持续质疑。中国一九二○年代以降的人生观运动所启动的情与理性的讨论,实具有当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