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的话语功能分析

在日常口语交流中,"嗯"除了表达一定的语义功能,还常常起着微妙的情态意义、话语意义的传达作用。本文就是在分析它的语义功能的基础上,重点从话语标记的角度分析"嗯"的语用功能。     

对严羽话语系统中“李杜话语”的思考

本文认为，严羽的“李杜话语”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李杜并重，不以李杜论优劣；二是李杜诗歌“入神”。前者着眼于李杜的对立，后者着眼于李杜的同一。在中国文学李杜话语的发展史上，严羽功不可没。     

从“独白”走向“对话”——网络时代行政话语模式的转向

话语就是权力,话语背后隐藏着盘根错节的权力关系。当前政府的官方话语正遭遇到巨大的危机,但也出现了诸多调整和重构的新变化。对应于政府单中心的权力结构,行政话语是垄断性的独白式话语模式。随着社会多元化趋势的发展,行政话语将会形成多元化的对话话语模式。政治民主化、社会权力结构的多元化等环境因素,提供了行政话语模式转向的现实基础。     

反思全球化背景下的“传统”和“话语霸权”

传统不是器物遗迹,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精神规定,传统是在现代文化运行中生成的事实和意义的复合,是由不同时代的变异体组成的连续体。传统在中国现当代文艺和文艺学中并不存在截然的断裂。所谓话语霸权在当代中国也只具有十分有限的意义。中国当代文艺中也有在全球化背景下化全球的典范。传统的生成类似于基因的生成,但基因制约性在当代条件下的受到限制,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应对全球化冲击,我们的文艺学应具有无为和有为相统一的智慧和策略。     

关于文论“失语”和“话语重建”的再思考

所谓“失语”并不是对当前文论状况的一个准确的概括 ,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也很难成为“话语重建”的理想途径 ,单纯的民族特色亦非理论建构的第一要旨 ,问题的关键是对当代的社会文化和文学现实的深刻研究 ;文学理论话语的建构并非文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而只是认识文学实在的概念工具和手段 ,它必须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实证性研究中自然地生发出来 ,而且具有历史的特定性和暂时性特征 ,是有待于不断的调整和变换的。     

新的诗学话语的“崛起”——语言哲学视域中的朦胧诗运动

在语言哲学视域中,朦胧诗的崛起,不仅是一种新的审美规范的崛起,也是一种新的诗学话语的再现。作为一种话语形式,相较于当时的主流诗歌,朦胧诗至少经历了以下三种变化：在话语主体方面,完成了“集体”到“个体”的回归;在话语姿态方面,经历了从“革命”到“启蒙”的转变;在话语风格方面,发生了由“跃进体”向“沙龙体”的转变。话语是语言的表征,话语形式的变化能够体现文化制度的改变。朦胧诗话语形态的出现,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的突起。     

最“致命”的招式

一名青年男子走进一家体育馆,立即被眼前的情景吸引住了。一名中年男子正在进行日常的武术训练,他显然没有留意青年男子专注的眼神,继续对着沙袋一番猛击,直到完成了最后的练习,他才抓起一条毛巾,坐到旁边的板凳上。     

性别话语下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后花园”意象对比分析

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个具有丰厚内涵的空间建构,"后花园"意象赢得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但这些解读大都是以男性文本中的后花园书写为论说基础的,本文拟将女性文本中的后花园意象纳入比照范围,力图分析文本话语中的性别差异,以期认识女性文本中后花园意象蕴含的独特真实的性别意识。     

“人民性”的话语分析

人民性概念在建国后一段时期曾被大量使用,但随之也引发了一些混乱和隐忧,有人担心过多提及人民性会模糊和冲淡阶级性,因此人民性很快被阶级性所取代.人民性在中国文论界悄然退出对当代文学的发言后,转而成为评价古代文学的一个术语.探究这种话语转变的深层原因对中国20世纪文学批评话语与意识形态表达机制的内在关联有启示.     

“社会排斥”概念：语义考察和话语转换

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排斥概念逐渐替代贫困概念,成为国际公共话语中社会不平等和社会政策讨论的主流,影响着世界发展模式的变化。从词源学的角度来看,社会排斥概念的现代语义起源于法国,而后通过欧盟的贫困项目及其组织传播到其他欧盟国家,最后逐渐被欧盟以外的国家和国际组织所采纳。这个概念具有动态性、相对性、累积性、空间性等多重特征,它与贫困、剥夺、不平等、歧视等概念与话语相关,但是又与这些概念并不等同。在实际运用中,出于不同的研究需要,人们往往也对社会排斥的具体定义作不同的界定。此外,受不同的政治文化传统以及学科传统的影响,国际上形成了一些关于社会排斥的话语和研究范式。这些话语和研究范式影响着当前人们对社会排斥现象的理论思考和政策实践。     

论“京派”与“海派”创作的话语边缘性

20世纪30年代,"左"倾政治话语借助社会的中心主题———革命,成为时代的权威话语和主流话语。"京派"与"海派"对文艺功能的认识、对文艺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要求,都与左翼主流作家有较大差异,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注重文学审美价值的文学性话语。这种话语显然具有一种边缘性特征,不可能被时代普遍认可与接受。     

春秋“志”、“语”及其文化意蕴

西周至春秋时期,社会上流传两种重要文献——“志”与“语”.它们先口耳相传,而后“书于竹帛”,是先秦社会中重要的“语”类文献.在经典文献结集的时候,成为《左传》、《国语》的素材,得以流传至今.在西周至春秋社会,它们承载社会的理性价值判断,成为当时重要的话语资源,是前诸子时代的精神资源.     

“话语”概念与“东方学”理论的关联及启示

"东方学"理论开启了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新篇章,为我们解读西方文化传统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作为这一理论的开创者,萨义德的基本思想直接得益于福柯,特别是经由福柯发展之后的话语概念。本文拟从话语的角度来研究东方学理论,详细考察二者之间的本质关联,并分析这种关系为我们带来的启示和意义。     

从话语批评到文化批评——“边缘话语与社会”研究

话语批评是一门关于话语的整合性社会科学,它关注话语所体现的差异与不平等。族群语言身份是一个涵盖语言特征与族群特征的复杂概念。话语批评的基本信条是"你说什么样的话就是什么样的人"。话语批评关注边缘话语,终极的目标在于关注边缘话语所代表的边缘社会、边缘人群与边缘文化。本文以台湾文学中的"乡土论战",《1895》、《海角七号》两部电影为例,分析了台湾话语与文化性格中所隐含的种种忧郁与情结。     

哲学话语的“逻辑”——范例分析

哲学作为公共话语活动,内在地包含着两种性质不同的话语类型,一类是人们普遍推重的逻辑推理,另一类则是受到相当忽视的修辞。实际上,前者在哲学话语中所占份额并不大,也不都具有关键性意义。后者虽然大量存在,而且经常起到构成特殊世界景观和哲学类型的作用,但所得到的研究却不够充分,这有碍于哲学对自身形成透彻的自我理解。本文通过对近代哲学开创者笛卡尔的著作的个案分析,以小见大,试图彰显哲学话语的修辞维度。在哲学上,正如反对逻辑也要使用逻辑一样,反对修辞也只能是代以造成不同世界景观的另一种修辞。明了哲学话语的这一方面,有助于深化哲学的自我理解。     

“5000农民工节前补到1100万工资”是否病句?——关于“V+到+X”句的探讨

在人们使用的语言过程中,时而会出现不符合语法或听话人难以理解的的句子。但是我们不能一概而论地把它们规划入"病"这个词里面,而不再探讨。因为它们也是在人们使用语言中产生的。所以我们应该与关注合乎规范的正常语句一样,对待它们。其实,有时我们注意分析"病句"时,也许会更好地解释以前难以解释的语法现象。文章为了更好地解释"5000农民工节前补到1100万工资"这句话在语法中所存在的问题,从认知的角度对"V+到+X"句型进行了语义分析。     

在“知识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间双向振摆——“美学大讨论”时期吕荧美学思想重估

在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因深受列宁“观念,即真理”、“唯批”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等思想的影响,吕荧在客观的“真”与感性的“美”的探索中发生了游移与误置.“知识话语”的求真理想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要求之间的纠葛,加上学科定位上将价值论的美学视为认识论的错位,不但使其“美的本质”之寻思在“主观”、“观念”与“客观”、“唯物”的逻辑推进中来回拉锯、左右摇摆,更显露其美学思想难于自圆的内在学理矛盾:其一,吕荧“主观观念论”表面与蔡仪“客观典型论”针锋相对,却因共同谨守哲学认识论,因而在“客观”与“唯物”的美学实质上殊途同归;其二,“观念意识”本属“主观论”范畴,与朱光潜“物乙说”相似,吕荧却硬要为自己贴上“唯物主义”标签,并在“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反击上对朱光潜施以“唯心主义”的打击,实可谓同室操戈;其三,吕荧与高尔泰表面结成“主观派”同盟,但在思维方法与美感路径上却截然相反,其暗含的美学思想也貌合神离.     

论戏剧话语的性质和功能

戏剧话语是话语中一种特殊的类型。戏剧中人物的语言是戏剧的本质和精髓。事实上,戏剧创作的过程就是剧作家以现实社会生活为蓝本,建构剧中人物的话语,反映社会生活,形象表达主观情感和审美情趣的过程。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戏剧话语的语言性质和功能进行阐释和归纳,可以揭示戏剧话语所蕴含的深层文本意义。     

“国民”转向“阶级”的事件—话语分析:1895—1927

“国民”与“阶级”是近代中国竞争性建构的两种政治身份话语,从历史事件与话语建构相关联的视角进行分析,旨在发现两种身份话语的更替机制及其背后的历史机运。甲午战败后,晚清知识精英迅速引入国民身份话语,统合传统四民秩序解体的中国社会,以助益推翻帝制并打破传统君民等级关系。然而,随着民国建立之后共和的流产,国民身份话语失灵,转而建构阶级身份话语。阶级关系最初由清末革命派用以讨论民生问题,在共和实践失败后为无政府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所借用。国民身份话语失灵带来了失望与不满的情绪,重新强化革命派早期提倡的社会革命,孵化出以“阶级”为名的政治身份话语,并在共产国际背景下进入中国革命话语。“国民”转向“阶级”的政治身份话语,始终裹挟于反抗压迫与追求富强的革命浪潮,为此后社会动员与革命的实践及制度分途奠定话语基础。     

论政治话语下的“小说界革命”

政治和文论历来关系紧密。近代“小说界革命”因政治需要而发生：小说凭借与政治的联姻而被强调其社会作用并获得广泛认可，政治依靠小说使自己的思想、理念得以形象化、系统化。出于政治考虑的“小说界革命”不仅帮助维新人士建立起了自己的话语系统，而且使小说自身有了质的飞跃，从此获得与诗文同尊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