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四句教古今诠释评析

四句教是阳明良知学说的核心宗旨,对其诠释和论争从其诞生那日起就开始了。对古今四句教之诠释的梳理,有助于我们了解古今思想的变化。古人对四句教的诠释基本是在儒家思想范围内进行的,其宇宙观和道德观大体是一致的,其论争只是停留在表现形式上,即工夫和本体之争。而现代学者的诠释就呈现出了多元趋势,因为人们的宇宙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学者之诠释大致可分为七类:工夫说、两层说、境界说、机体主义说或宇宙论、否定说、人欲说、认知说。     

从事物之“理”到“格物”至善－－王阳明“四句教”的社会存在论阐释

王阳明的“四句教”是他整个思想的核心。通过对“四句教”的分析与展开,阐释了王阳明在“格物”以“为善去恶”中实现事物皆得其“理”的主要思想,同时也阐述出他思想中有关社会存在与社会改造的理论依据。     

从“四句教”看王阳明的宗旨与立言

王阳明“四句教”的宗旨是指良知未发则“中”、已发则“和”的至善之境，而其立言则是指通达这种境界的修养功夫。对上根人而言，本体与功夫、境界与修持一时并了；对下根人而言，必须进行“为善去恶”的格物践履方可达到目的。王阳明的功夫论具有很多合理思想，其境界论也不能随便否弃。     

论阳明“四句教”的工夫路径困难

本文试图通过对王阳明及其两个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展示“四句教”在“本体-工夫”上的问题。首先,通过引入剖析“四句教”的工夫路径的困难,可以看到王阳明的良知概念的“无”的面向特征即“无滞性”和“不动心”在何种程度上有益于工夫修养是不清晰的;其次,阳明的良知心体具有“有”“无”两个面向,即道德形态的良知和非道德形态的良知,而这种对良知的双向描述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统一于一个良知本体内也是不清晰的。这些不清晰性主要源自其本体论的困境:要么将恶的来源归于良知而异化了良知自身,要么承认恶的来源在外而被迫承认体用并非不二。     

四句教新探

王阳明将无善无恶确定为心体,不只是为了接引上根顿悟之人,也不只是为了使人们更好地正心,而是要建立一个以无为本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讲的有是即无而有,不同于程朱之拘礼,同时它讲的无是即有而无,也不同于佛老之出世。以四句教为标志的阳明学说是三教融合的新阶段,也是宋明理学的新发展。     

王阳明“四句教”与佛学关系新解——兼论“无善无恶”非境界论

王阳明在阐述＂四句教＂时颇为犹豫的心态与其一向自信、果断的性格有着明显的差异,根源在于他意识到＂无善无恶＂与佛学的＂不思善恶＂之说极为相似。从理论归属上看,＂无善无恶＂延续了佛学＂作用即性＂的思维模式,消解了良知的性善根据。学术界将＂无善无恶＂阐释为境界的无滞性,此观点不符合王阳明的本意。     

道德与“超道德”之间——重新理解王龙溪“四无论”的理论意义

王龙溪的“四无说”肯定了良知对于道德判断和道德准则的决定性意义,凸显了道德价值的纯粹内在性,在理论上将王阳明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王阳明的致良知则通过“良知”的知是知非,为日常世俗道德准则留出了空间,在建立超越根据和肯定日常道德准则两者之间,建构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王龙溪的“四无说”在哲学史意义上重新回到孟子学说立场,在理论上则进一步彰显了心学传统面临的问题。     

四句教的哲学问题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对自己思想的全面总结。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 ,是阳明在儒家思想上对佛家无思想的吸收 ,这无非是如佛家之虚明之无 ,而是无具体善恶之至善。后三句是对儒家下学而上达重工夫思想的一以贯之之继承 ,是儒家实践思想的真实反映。     

从事物之“理”到“格物”至善——王阳明“四句教”的社会存在论阐释

王阳明的“四句教”是他整个思想的核心。通过对“四句教”的分析与展开 ,阐释了王阳明在“格物”以“为善去恶”中实现事物皆得其“理”的主要思想 ,同时也阐述出他思想中有关社会存在与社会改造的理论依据。     

比较视野下横渠至阳明“四句教”的发展逻辑

基于“四句教”相关研究,探讨了“四句教”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3个问题：（1）儒家“四句教”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2）横渠“四句教”与阳明“四句教”的异同,（3）体现在儒家“四句教”中的自宋至明儒家思想主客关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力图理出一条儒家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主客关系,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走的由互含到绝待的逻辑理路。“四句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特征也有变化;从北宋理学到明代心学,“四句教”从“心”“物”对待的积极有为和人格担当转为“心”“物”绝待的“致良知”与“至善”的统一,在逻辑理路上,“四句教”走完了主客关系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如果仅使用二分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王阳明具有佛教逻辑本质的心物一体“四句教”,则难以触及其借佛扬儒、合佛于儒的哲学高度。     

内向与超越——刘宗周视域中的“四句教”

"四句教"作为阳明学的核心表述,在王阳明生前已有争议。尤其是对"无善无恶"之说的不同诠释,在使得王阳明先验道德哲学解构的同时,更为心学的进一步禅化埋下了伏笔。刘宗周作为"理学殿军",目睹阳明学之流弊。他借助于理学、气学的理论资源,以"意"为中心,通过整合理学诸范畴,在蕺山学视域中,批评了"四句教"中对"意"的定位,将"意"提升至本体高度,并区分了"意"与"念",将"知""好"皆纳入"意"中,"意"由此得以从本体界贯穿至经验界,将儒学心性论所欲凸显的人的主体性推向了极致。这种改造使得心学更加内向,也更加超越,对于客观世界却更加无力。这导致刘宗周在通过"意"确认人的自由意志的同时,为了统一成德标准,又不得不回归到"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走向了阳明学的反面。在一定程度上,将阳明学所忽视的客观世界无意间带入蕺山学中,埋下了反理学的种子,为明末清初学风的转变开辟了道路。     

王阳明“致良知”哲学思想探微

以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为研究对泉,对“良知”本体和“致良知”的工夫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诠释。认为“良知”包含最高的精神本体、植根于心里的天理、至善的道德意识和道德原则三层意思,“致良知”的工夫包括“无事时存养”“有事时省察克治”两种,而“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的连续互动过程是“致良知”学说的必然呈现,并概括总结“致良知”学说中包含的自律精神、自主精神和求真务实精神。     

朱熹和王阳明对《大学》的不同解读

<大学>作为儒学的经典从宋代开始其地位逐渐升高.朱熹和王阳明都是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的思想家,但他们对<大学>却有不同的解读.比较他们的解读,就能够把握其不同的思想脉路,展示出他们的思想归属和对中国文化影响方式的差异,加深对这两位思想家和其后的某些中国文化现象的认识.     

王阳明的“致良知”与“治心”思想

"良知本有"、"良知即准则"与"致良知即格物",是王阳明"致良知"理论蕴含的重要内容。他的"治心"思想与其"致良知"学说紧密联系,"治心"实际上就是在"吾心之良知"上做工夫,使"吾心之良知"得以展现和扩充,在具体的"治心"实践中,与其"致良知"思想相一致。王阳明主张反求其心‘推行仁政与兴办社学,既注重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还发明了教化民众的各种措施,彰显了他内心的良知又防止了心的陷溺。王阳明的"治心"思想不仅丰富和发展了传统儒家"治心"理论,对于个体生命问题的解决乃至现代社会治理理论的完善都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     

浅释王阳明哲学思想中的“良知”概念

“良知”是王阳明哲学思想中最为基础的概念,原始义为“不虑而知”。在王阳明的哲学体系中,“良知”本体和“致良知”工夫紧密相连。王阳明虽然在其义理体系下对这一概念重新加以诠释,但是这一概念“不虑而知”、“不虑而能”的原始义没有随之而被消解,“良知”概念的底色被保留下来,并且规制着这一概念的意义诠释方向。     

阳明“无善无恶”到“有善有恶”之宇宙生成论阐释

四句教是阳明良知学说的核心宗旨,而良知学乃是建立在天理良知这一宇宙本体上的。这一宇宙本体有一个生发的过程。当其未发之时,未发已发一体,皆为虚灵自然本然,此即为“无善无恶心之体”;当其已发之后,未发已发亦然一体,此一体之自然本然即为善,而为物所滞产生过与不及即为恶,此即为“有善有恶意之动”。     

略论王阳明“致良知”的德育思想

阳明的道德教育观是他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致良知"是阳明学的核心和基石,也是阳明一生讲学的宗旨,它具体地体现在阳明德育目的、内容、方法及过程之中。阳明德育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值得我们从中学习和借鉴。     

德性主义的重建--王阳明之良知对朱熹天理的扬弃

朱熹在建立宇宙本体论体系过程中,由于其天理的客观外在性与超验性,导致了道德他律与知性主义倾向,偏离了孔、孟以来的德性主义传统.针对朱熹哲学的不足,王阳明以内在于主体的良知代替了朱熹的天理,否定了天理的客观性与超验性,把理收摄于一心,建立起彻底的儒家心性论,既消解了朱熹哲学的内在理论矛盾,又重建了儒家德性主义传统.     

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王阳明致良知的认识论及其成圣主张

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承陆九渊心学宗旨,提出了一系列回归主体直指本心的道德论,但不同于陆氏简单地将“心与理同一”,王阳明在本心之上加进了“良知”这一道德标准,试图为心学找到客观的人格规范,为普通人打通成圣入贤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