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中的深化 神秘中的高明——解读维特根斯坦,兼论哲学的意义和方法

维特根斯坦是现代西方哲学中一位非常重要的哲学家 ,他前期创立了逻辑原子主义 ,后期又批判了前期哲学 ,提出了与之相对立的“语言游戏”理论。并且 ,他的前后期哲学还分别导致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哲学派别。读解维特根斯坦哲学 ,我们将看到 ,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历程 ,正是在矛盾的冲突中得到了深化 ,在神秘的表象中实现了高明和超越。受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启迪 ,我们可以对哲学的观念进行一次再思考 ,也对现代西方哲学做一重新审视。     

现代性的危机与哲学的重建

人类正在经历的整个现代化过程或者人们普遍谈论的现代性存在着深刻的甚至是重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根源于现代性自身内部的矛盾即科学性与价值性、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矛盾,特别是根源于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分裂。与现代性危机相关联,哲学也处在完全相同的危机境况中。究其实质,哲学危机与现代性危机不过是同一危机,前者不过是后者的理论映现和逻辑表达。当代哲学家们虽然为哲学的重建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仍然任重而道远。     

在场的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西方诗学理论

由赫拉克利特最早在哲学话语语境中使用并赋予其特定所指内涵、后来被古希腊哲学家们默认并沿用的“逻各斯”这一概念及其内涵 ,就像一把万能的钥匙 ,可以开启整个欧洲思想史。从西方哲学和文论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 ,国内外不少学者认为西方哲学和诗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 7世纪以前 ,是以本体论为中心的哲学和文论 ;1 7世纪至 1 9世纪中叶 ,是以认识论为中心的哲学和文论 ;1 9世纪末 2 0世纪初至今 ,是以语言为中心的哲学和文论。我们对这三个中心的所指内涵的分析研究表明 :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都是指向一个超验的本体———“逻各斯”。     

诗·语言·思:对抗与对话

文学与哲学的对抗与对话 ,贯穿了两千多年来西方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在现代 ,文学与哲学谋求彼此沟通。“诗人哲学家”的出现、哲学家由思向诗的回返 ,一方面是基于对“纯粹理性”解决人类精神与心灵自由能力的深深怀疑 ,另一方面还跟现代人文科学的语言论转向相关。而“哲学家诗人”们则主张以一种艺术化的思想替代哲学家的冷峻面孔 ,以促使传统哲学走出历史困境。诗的言说与思的言说的浑融 ,本质上是由于它们都共同指向一物———存在。     

词语破碎之处何物存在--西方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

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以两条线索进行的:英美语言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路线和欧洲大陆语言哲学的人文主义路线.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之后,哲学家们试图以语言为中心建立起一个反二元论的意义整体.以往在认知过程里被当作一种透明介质的语言,接受了哲学家们从各个角度的聚焦透视.对语言的关注,是人类认识能力深化的结果,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但是,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哲学正在将语言神秘化、迷信化,从而陷入了语言的牢笼.     

对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认识

19世纪中期至 2 0世纪初期是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 ,发生了两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 :(1)马克思在西方哲学的土壤上实现了哲学发展史上最伟大的革命变更 ;(2 )一批反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哲学家最早推动了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既然以 2 0世纪的哲学为主体的现代哲学是从 19世纪中期以来的哲学发展而来的 ,那么 ,重新认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以及现代哲学先驱们发动的西方哲学的现代转型的真实含义以及二者的关系 ,对于我们准确地理解现代西方哲学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种语言学的新维度

（一）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一场以“语言的转向”为标志的哲学革命在西方兴起，影响之广、风头之劲，大有取西方传统本体论哲学而代之的趋势。在这场以语言的转向为标志的哲学革命中，当代西方分析哲学的努力无疑是最为引人注目的。当代西方分析哲学家们执着地坚持，传统的西方哲学体系是一种未经经验事实加以验证的先人为主的形而上的东西，它不是用缜密的、实证的科学分析，而是用简单的、独断的哲学思辨构造的一种体系。由此出发，分析哲学家们提出，当代哲学的任务不是重蹈传统的哲学家的复辙去为业已建立的一座座巍峨的形而上学大厦添…     

启蒙运动之比较研究

在东西方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几乎都出现过思想启蒙时期。在法国18世纪,培尔、梅叶、伏尔泰、狄德罗、孟德斯鸠、卢梭、拉美特利、霍尔巴赫等一大批思想家组成的启蒙智士,从揭露和讽刺宗教开始,继而展开了对专制政治的无情攻击和对旧哲学的全面清算。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曾出现过莱辛、沃尔夫、康德、费希特、黑格尔、赫尔德、歌德、席勒等文学家和哲学家,掀起了狂飙突进运动和哲学革命,他们在专     

丹托、历史与人类生存的悲剧

历史哲学是当代哲学的灰姑娘,哲学家们从不认为历史哲学家处理的主题关乎任何重大的理论旨趣和紧迫性。在他们眼里,历史哲学关心的问题无非就是哲学家们在别处取得的成果如何能够或者应该怎样运用到历史写作领域中,而且当代历史哲学家在改变其同事所给予的较低评价方面也少有作为。本文将论证丹托在持此种观点的历史哲学家中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关于表现的哲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本是如何与其对象相联系的。(20世纪)语言哲学的主要缺点无疑就是,它从不费心去探究文本的哲学奥秘。历史写作是一座哲学金矿,在这点上我们必须感谢丹托的提醒。     

贫困时代哲学家何为——以柏拉图的“洞穴”喻为例

通观西方哲学史，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为学界普遍承认的，就是整个柏拉图之后的哲学无一例外地都是对柏拉图哲学作诠释，所以我们得出了每一个时代其实都是贫困的时代，在贫困的时代里哲学家们是社会唯一的学道者、忧道者、弘道者，是社会时刻跳动着的脉搏，所以每一个时代都不能没有哲学家。     

西方哲学现代转型的科学背景

19世纪既是科学时代真正开始的世纪,又是近代科学发展出现危机的世纪。当时科学的发展不仅扩及到人类活动的广阔领域,而且越来越显示了与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相结合的倾向。自然事物的变化(分化)、生长、转化、过程、进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时间性和历史性等特性的显示越来越导致对辩证法的思维方式的肯定和对以17、18世纪所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否定。马克思在哲学上实现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所进行的从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的转型都受到自然科学的这种划时代的变革的深刻影响,并以这种影响为重要的理论背景。     

反思方法——欧阳康《哲学研究方法论》评介

今天 ,哲学似乎处在不断被“摧毁”、“克服”的境运 ,但哲学家们在宣告传统哲学之终结的时候 ,却同时在尝试着为哲学开辟新的道路。在中国 ,我们也看到了和西方很相似的情形 :哲学处在危机的状态 ,同时人们又试图克服这种危机。复兴儒学 ,建立“形而下”的应用哲学 ,倡导不同哲学传统的对话等等 ,都是人们试图振兴哲学、开辟哲学新路径的努力。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欧阳康先生的《哲学研究方法论》问世了。欧阳康先生认为 ,在今天的中国 ,要想真正克服哲学的危机 ,道路只有一条 :立足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实践 ,在和种更广阔的视野中坚…     

“乱象”中的突破及其限度:21世纪诗歌观察

判定21世纪中国诗歌已经完全被边缘化或进入空前复兴期这两种学术指认,都分别看到了诗坛的部分"真相",而遮蔽了诗坛的另外"真相"所在。如今诗坛实际上充满着喜忧参半的矛盾"乱象",但它一直在寻找突破的机遇和方式,并以其"行动"的力量昭示出一种希望:一是诗人们在突破过程中学会了承担,使写作伦理大面积地得以复苏;二是诗人们注重艺术环节的打造与生活经验向诗性经验的转化,使诗作处理生活的艺术能力普遍有所提高;三是以诗学风格、创作主体、传播载体与地域色彩的多元展现,实现了诗的自由本质,使个人化写作精神落到了实处。21世纪诗歌的突破是有限度的,整体感觉平淡,经典文本匮乏,诗歌写作本身存在的失衡现象,和艺术的泛化问题、潜伏的传播方式危机问题等纠结一处,决定它仍然任重而道远。     

价值问题与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学理阐释

价值问题和价值理论一直是哲学家们关注的话题。但是,价值问题真正成为一门学科,被学者专门进行研究,是从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开始。在我国因受前苏联哲学的影响,价值论曾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阵地,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有了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研究。因此,对价值及价值理论进行学理性分析和阐释,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对解读当今社会现象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哲学之“家”——读冯俊主编《哲学家·2008》

“一个时代不能没有哲学,不能没有哲学家,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时代和一个没有理论思维的民族是可悲的、是荒芜的：一种哲学和一个哲学家也不能离开他的时代、他的民族,离开了时代和民族的哲学和哲学家是空洞的、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时代能够产生哲学家是这个时代的幸运,一个哲学家能遇上一个好时代那是他的福气。”     

康德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现代哲学家

一般认为 ,康德是 18、 19世纪的近代哲学家。但是一个哲学家的思想不仅要以时间断代来划分 ,更要以其思想内容来划分。所以我们认为康德是一位现代哲学家。那么 ,康德哲学的真实的现代意义何在 ?笔者从康德哲学开创了哲学人类学 ,确立了作为哲学所要解决的人类精神境界追求的永恒性问题 ,提出了人是目的的、具有现代性的、时代性的问题的角度 ,来说明康德是一位真正的现代哲学家     

休谟"是"与"应当"问题的重新解读

"是"与"应当"问题是道德哲学的核心问题。自伦理学产生以来,它就一直影响着伦理学的发展。这一问题关系到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联系与区别。英国哲学家休谟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这一问题,其后康德等人对该问题作出了直接回应。20世纪元伦理学家摩尔、艾耶尔等人重提该问题,并引发黑尔、麦金太尔、弗兰克纳、哈贝马斯等现代道德哲学家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进行重新解读,以揭示这一理论问题与我们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并通过引进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实践生活的思想对该问题作出新的解答。     

西方哲学的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的社会历史背景

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和西方哲学家实现的现代转型有着原则区别,但都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的根本性超越。这两种变更各有自己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但又处于同一社会历史时代。历史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决定了19世纪是西方哲学酝酿并发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思维方式变更的世纪。这种革命变更和现代转型都是在这一基本趋势下发生的,因而它们在某些方面必然相通,即存在共同之处,但它们又是在不同的阶级背景下发生的:西方近现代历史时代变更的基本背景,决定了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变更的基本趋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西方社会变更的不同要求,决定了马克思在哲学上的革命变更和西方哲学家进行的现代哲学转型具有不同方向。     

生命意义的语言哲学分析

生命意义问题一直是困扰人的,并为西方哲学和神学强烈关注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研究、探讨当代语言哲学家A.J.艾耶尔、K·尼尔森、S.托尔悯等人的理论,考察了语言哲学家们对生命意义的语言分析,希望通过这一语言分析的实例,更进一步体认语言哲学的方法及其它对哲学进步给予的推动。     

马克思“政治-哲学”之张力探析——基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视域

马克思"政治-哲学"之间的张力探讨对政治哲学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一方面基于对柏拉图所开创的政治哲学传统的认知,深知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哲学指导政治、哲学家积极地参与政治,来实现政治的消亡。马克思不仅在政治与哲学的看法上呈现出一种张力意识,而且在他自身与其政治实践之间亦呈现出一种悖驰的状态。不论在哪一方面都呈现出马克思与西方政治哲学传统之间的更深层次的张力:反叛与传承同时共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