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贸易权力的重构

面对多边贸易体系权力结构多元化对美国贸易权力的挑战,美国力图凭借主导区域性贸易协定及其制度规则以重振贸易权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则是美国重构贸易权力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借助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致力于拓展美国的贸易利益,增进美国的贸易实力,主导制定新的贸易规则,重塑亚太贸易权力;另一方面,美国还冀图依托其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的主导地位以应对多边贸易体系权力结构多元化的挑战,重振美国的全球贸易权力。     

中国加入WTO与日本中小企业对华投资

中国加入WTO给外商在华投资的各类企业带来的不仅是“机遇”也有“挑战”。日本中小企业是来华投资较早的企业群体 ,长期以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在华投资和经营模式 ,然而面对 2 1世纪的新挑战和新的压力与危机 ,他们正在谋求建立新的经营战略体制。以中国加入WTO为背景 ,研究日本中小企业在华投资及经营中面临的新问题、新战略 ,着重分析它不同于大企业的特点 ,为我国中央及地方政府制定更有效、更科学的招商引资政策提供参考     

1914年日本对德宣战动因新探

关于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对德宣战的动因，当时的日本统治阶级一再标榜是为了“永保东亚和平”及“维护日英同盟的利益”，这显然是蓄意施放的烟幕；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蓝辛为维护美国在华利益，阻止日本独霸中国，因而指责日本出兵山东是另有野心，此说亦未能全面说明日本对德宣战的动因。日本对德宣战的真正动因在于：出兵山东，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政策发展的必然步骤；当时的世界形势和中国形势，为内外交困的日本统治集团提供了一个摆脱困境、扩大侵华的良机。     

珍珠港事件前美国企业在华北的投资活动——以大来和英美烟公司为例，1939-1941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日本除占领东北之外,对华北、华中占领区进行了经济扩张与垄断。日本在中国及东亚的扩张引起了美国的关注,美国政府开始策划从经济上进行抵制。1939年下半年开始,美国政府着手废除《日美通商航海条约》以抵制日本在中国的经济垄断。1940年9月,当日本与德、意正式签订"轴心国"协定后,美国政府宣布了对日本的进一步禁运措施。伴随着中日战争的紧张情势及美国政府的远东政策,引起在华美商的不安。但究竟美国在华企业面对日本日益强大的商业扩张和垄断有何具体回应和采取了怎样的手段,其与美国政府之对华政策有何关系?中日战争时期美国在华企业的经营策略和以往有何不同?过去对于1937年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后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活动的研究较为不足,且往往将此一时期美国在华企业的形貌冠上勾结敌伪政权的标记,而忽略了战争时期美国在华企业的具体活动情形。本文以美国两大跨国公司:大来公司和英美烟公司作为代表个案,从"企业、政府与中日战争"的联系点,探讨中日战争时期美国在华企业之遭逢。     

试论民初美国对华的两次“单独行动”

美国的对华政策，最早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中叶。然而由于美国与中国地域遥远，其军事实力不足，国内政局的影响，以及孤立主义情绪制约等因素，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一向是谨慎和保守的。在２０世纪以前，美国在华主要是分享列强刺刀和侵略外交所夺得的特权。１９世纪末，美国抛出了“门户开放”政策，开始积极参与列强在华的竞争与对峙。义和团运动后，美国为了维护本国利益，积极倡导“保全中国”和各国在华“一致行动”的原则。武昌起义爆发后，美国提倡的各国“一致行动”原则，被日、俄、英等国所利用，他们借“承认中华民国”和“善后大借款”，大肆索取在华的政治、经济权益，肆意扩大本国在华势力。这就直接危害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在华利益。为此，美国抛开与列强的“一致行动”，宣布退出银行团并率先承认中华民国。     

日本侵华时期梅乐和的海关“完整性”政策

保持海关的“完整性”对于一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在日本侵华时期梅乐和所推行的海关“完整性”政策却是发生扭曲变形的。为了维护列强在中国的债赔利益,梅乐和不惜牺牲中国的主权和利益,而其所宣扬的“完整性”也是狭隘的,仅仅是维持海关行政管辖权的“完整性”。海关的完整性还应包括与之有关的其他方面的权利,而在日本侵华时期,梅乐和一味地妥协退让,无疑是一种绥靖政策。     

试论中国大陆与香港、台湾的经济一体化

从比较利益观点出发,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两岸三地”在经济层面上存在高度的互补互利性,把这三个地区的经济力量联合起来,以大陆为中心,实现大陆、香港、台湾三个华人经济体的经济一体化,不仅可以赢得世界各方面的重视,提升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国际地位,而且能够与美国、日本和欧共体诸列强争个高低,增强对世界局势发展的影响力     

美国政府与清末民初的“西藏问题”

美国政府于1899年提出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作为一个历史事实接受下来。当英国在1904年第二次侵藏战争和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后试图否认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时,美国政府为了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而表示了异议。本文主要依据英文档案资料,对当时美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及其形成的背景和原因进行了分析。     

“标准石油”与1930年代美国在华“门户开放”的执行

1930年代,“标准石油”产品在华营销,遭遇广东地方政府歧视性关税待遇,以及日本操纵下的满洲国地区石油产业垄断.美国以“门户开放”条约权利受损为名,与石油企业合作维护国家利益,首次形成美国在东亚地区官商合作的特殊外交模式.     

拜登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动因、特征与前景——兼论“美国优先”的政治底色与逻辑陷阱

拜登政府就职以来，提出“美国回来了”和“中产阶级外交”两个口号，力图在外恢复美国的软实力，对内更好满足中产阶级的需求，但其实际推行的政策仍带有“美国优先”的浓重痕迹。拜登政府推行“美国优先”政策的手段与特朗普政府有很大不同，在侧重正面引导舆论的同时，低调谋取单边利益，用虚实结合的方式维持美国利益与国际利益的表面平衡。拜登政府此举是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在国际影响力持续下降、国内危机不断出现、大国竞争加剧和同盟内部分化，以及特朗普刻意制造了既成事实的背景下，继续坚持“美国优先”成为一种自然选择。从历史上看，美国追求“美国优先”是一种常态化行为，杰克逊主义的外交传统为其提供了政治文化根基。“美国优先”的背后也透射出复杂的政治内涵，体现了保守主义者的诉求，反映出对美国“过度”参与国际事务的不满，意味着美国梦的迷失，也因其对应政策的开放性而显现出典型的政治工具属性。但是，美国面临的大量问题是其制度因素所致，坚持“美国优先”在协调内外利益、远近利益、软硬实力等方面注定难以达成目标。鉴于“美国优先”理念已成为政治正确，两党均致力于以不同方式予以坚持，因此其影响还会持续下去。     

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再议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

本文认为日本战后五十年发展轨迹的基本特征是政治的“低姿态”和经济的“高姿态”。这是日本根据其战败国地位所确定的一种发展战略。天皇晋见麦克阿瑟是政治的“低姿态”的开始，之后，各项民主改革是其继续。日本政府的政治低姿态是服务于先把经济搞上去的经济的高姿态的。其结果，日本经济在战后第一个十年得以复兴。在之后的两个十年间，日本政府有意识地贯彻这一战略使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最近这两个十年间，尽管其间或提出成为政治大国的要求，但纵观全局，日本历届政府仍基本遵循这一战略。避免同美国正面冲突，在同中国和东盟国家交往中表现低姿态。总之，这一战略促成了日本今天的大国地位     

1913年美国威尔逊政府率先承认中华民国的决策过程

中国辛亥革命后,欧洲列强和日本以承认中华民国为要挟,企图迫使中国政府满足他们瓜分中国领土和夺取中国财政主权的无理要求,造成了中国的民族危机。而美国塔夫脱政府为实现其“金元外交”在中国的运用,自愿与其他列强一道,一再推迟对中华民国的承认,违背了美国民众要求政府承认中华民国的主张。威尔逊就任美国总统后,率先承认中华民国,在客观上产生了有利于中国的作用,但是威尔逊政府这一决策的制定冠以同情中国,宣扬民主和理想的虚名,实则是从扩大美国在华政治影响的国家利益出发的     

谁的思想史?为谁写的思想史?——近年来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及其启示

日本学界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研究 ,特别关注思想史的社会环境、日常生活和常识世界的实际情况 ;注意“顺着看”而不是“倒着看” ,也就是注意从日本自身的资料和历史脉络来追溯思想史 ,而不是以某种后设的、现代的价值立场来描述思想史 ;同时他们也有很自觉的亚洲史视野 ,十分关注日本以外 ,特别是互为背景和资源的近代东亚尤其是中国和朝鲜的思想史。日本思想史学界的这种强烈的日本问题意识 ,值得中国思想史研究者深思。因为中国的思想史写作 ,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处在西方思维模式和叙述方式的强烈笼罩之下 ,而很少有明确的“他者”与“自我”意识 ,缺乏中国思想史的特别的问题意识。因此 ,中国思想史研究者很有必要追问一下我们的思想史究竟是“谁的思想史 ?为谁写的思想史” ?     

影响清末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美国因素

清末时期,列强对中国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威胁不断加重。其中美国的对华政策与其他列强有所不同,几经调整后至“门户开放”政策而臻于成熟。美国的对华政策具有实用性,尽管在表面上它尊重中国的主权与领土完整,但在根本上它还是服务于美国的自身利益。这一特点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到了后来的中美关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为国民党出卖华北宣言

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群众们! 万恶的国民党政府,自出卖了东三省,出卖了内蒙古,出卖了平津之后,现在又把整个的华北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 经过了卖国贼蒋介石、汪精卫、黄郛的庐山会议,南昌会议,经过汪精卫、黄郛与日本帝国主义代表在上海南京的直接交涉,国民党已经愿意把黄河以北所有中国的领土,完全划为“满州国”的领土。“满洲国”与华北的通车通邮已经开始,华北的军队全部南调     

“满铁”特快“亚细亚”号考

日俄战争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满铁”,作为殖民侵略东北的急先锋。“满铁”通过蚕食鲸吞的方式最终完全控制了东北的铁路体系,这为“亚细亚”号的研制和运行创造了条件。从1933年开始,“满铁”开始制定政策和预算,并派遣技术人员前往欧美学习相关造车技术,同时引进部分设施,最终于1934年11月1日首次运行“亚细亚”号。“亚细亚”号是日本对外宣传和美化侵略的招牌,也是助推日本对华殖民统治的有力工具,更是广大东北民众可望而不可即的街景。“亚细亚”号的运行加深了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奴役,加重了东北人民的负担,主要扮演了一种助纣为虐的不光彩角色。     

台湾当局拼政治 民众受苦受罪

两岸若能够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达成和解，并因此而降低两岸关系紧张，减低因两岸关系紧张而造成的不必要军事开支，理顺两岸经贸关系，让台湾地区可以善用中国大陆的崛起来壮大自己，这一连串的发展从任何角度看都是台湾之福，何来“出卖台湾”之有？     

美国“301条款”的法律分析

美国“301条款”法律制度是美国贸易代表利用贸易政策推行其价值观念的一种手段,其威力不在于条款本身,而在于它所带来的报复性后果和制裁的可能。其核心是以美国市场为武器,强迫其他国家接受美国的国际贸易准则,以此维护美国的利益。实际上,美国的贸易政策是攻击性的单边主义,通过潜在威吓的作用打开外国市场,是一种典型的为了美国的利益恶意运用权利,达到美国的贸易目的行为。在欧盟香蕉案中,欧盟将“301条款”诉诸于WTO,请求与美国就该法进行磋商,几轮交锋的后,得出了“301条款”不违反WTO的结论。本文将根据该案对“301条款”进行审视。     

1935年美国经济考察团访华与国内舆论

1935年春,美国经济考察团访华,引起国人的关注。此时正值中国经济受到美国白银政策严重影响之际,国内舆论集中于呼吁美国改变白银政策,同时强调日本侵华危及美国在华利益,并希望进一步发展中美贸易和商业合作,体现了联美抵日的意图。但受制于美国自身利益等因素,舆论所期望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实现。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