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代隐逸与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

盛唐山水田园诗的美学意蕴，一直是治唐诗者关心的课题。本文将唐人的山林隐逸之风与盛唐山水田园诗联系起来考察，从唐代山水田园诗人与六朝山水诗人在时代环境、隐逸目的、创作特点上之比较入手，深入剖析盛唐山水田园诗之清淡静态的美学意境，与盛唐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和唐人奋发向上的时代性格之间内在的密切关系，以及其中反映出的时代美学观念的变化。全文着重探讨盛唐山水田园诗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与那一代诗歌美学创造者的时代精神、时代性格、时代美学观念的内在联系，从中揭示出盛唐山水田园诗在诗歌意象和美学意蕴上的根本特征。     

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唐代的南朝化倾向

唐代的“南朝化”,是由陈寅恪先生最先提出、后经唐长孺先生加以系统论证的一个命题。它指唐代中叶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对南朝当年历史发展方向的继承。这样一种南朝化倾向,可以上溯至隋、唐初以至北魏孝文帝时代。南朝化倾向就其形成动因及主导者而言,可大致分为国家主导型、非国家主导型和综合型三种,其形成动因来自社会,但有待于国家的肯定。     

论亲水情结与水意象对孙犁创作的影响

亲水情结和水意象是孙犁创作中的重要元素。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之前,孙犁的作品中频繁出现诸如湖淀、河流、溪涧等水域场景及其相关的风情人物。与水相关的话语书写突显出孙犁创作的亲水情节和故乡情怀,水意象的柔美悠长也构成了孙犁创作追求真善美的独特美学观念和文学创作意向。"水"这一意象贯穿了孙犁一生的写作历程,可以把其看作开启孙犁精神世界的一扇窗户,解读孙犁文学创作实绩的一把钥匙。     

试论“太康之英”陆机的创作心理与动机

本文认为,陆机其所以被称为“太康之英”,乃是他的诗文创作代表了绮靡繁缛的太康文风。通过对他现存作品的考察辨析,可以看出,这种崇尚绮靡的创作倾向,其动因主要是为了迎合上层贵族集团享乐之风的需要,希望通过文学才华来干名取誉、获致官职。     

从现代经现实到唯美的创作轨迹——浅析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心理与艺术追求

白先勇是当代华语文学界不能忽视的重要作家,从坚持十多年的《现代文学》杂志到创作《台北人》《纽约客》《孽子》等文学佳品,其中的现代艺术手法在小说中的运用,特别是对海峡两岸政治离散中的乱离时世的人文关怀,造就了他的早期文学的高峰,而晚年对昆曲艺术的关心,对传统艺术进行的一种唯美意义上的追求,让他再次达到了自身文学艺术的又一个高峰。     

从非我化到情感化--论宫体诗与宫怨诗抒情范式之差异

官体诗与官怨诗的抒情范式体现出明显的不同.情感内质、抒情身份、审美趣味、情感层次的差异奠定了两种范式的具体内涵.宫体诗因为主客体之间处于相对自足状态,可称之为非我化型,而官怨诗则因为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是一种谐和融合的关系,可称之为情感化型.     

《秋兴八首》与《西风颂》审美取向和创作手法差异之比较

杜甫的《秋兴八首》和雪莱的《西风颂》分别是中英咏秋诗中的精品。两首诗又同是诗人心系天下,忧国忧民的产物。但由于受到各自民族的诗学理论、民族传统和民族性格的影响,两首诗在审美取向和创作手法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首先,杜诗重在抒情,《西风颂》重在讲理。其次,两首诗都饱含着诗人忧国忧民的深情,但杜诗中借“秋”的意象夹杂了些许“文仕不遇”的人生感叹;而雪莱的诗则更理性的思考着生命的规律。再次,杜诗以悲为基调,并无放眼未来之意;雪莱的诗则悲中带欢,于现实中看到了未来。     

魏晋志怪与《聊斋志异》不同的鬼神观念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把鬼神当成实有的存在 ,还是看作人类的幻想 ,这是魏晋志怪与《聊斋志异》观念上的根本区别 ,随之而来的是实录还是虚构 ,又成了这两个时期小说创作上的差异。故而 ,魏恶志怪只能成为志怪小说的草创期 ,《聊斋志异》成为光照千古的文言小说的顶峰     

从诗与酒看阮籍与陶渊明的不同

阮籍和陶渊明都爱饮酒,都是诗人.但是,阮籍的诗中几乎无酒,而陶渊明诗则几乎"篇篇有酒",其中的原因既在于陶渊明的时代,看惯了乱世的变迁,思想变得平和,更在于陶渊明通过儒家"固穷守节"、"安贫乐道"的修身之道,达到了道家的"抱朴守真"的既躬耕又脱俗的生活境界,诗与酒的融合便缘于此,不是酒与诗彼此融合,而是二者都融合在生活里,成为一体.阮籍诗与酒的分离,亦缘于生活的两面性:表面反礼教,内心执著于礼教,诗与酒的分离实是心灵的自我分离.此外,阮、陶二人亦有着时代思想的传承关系.     

从传播方式上看唐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的差异

本文从唐代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不同的传播方式入手熏仔细地考察了它们不同的流传范围、写作缘起等,指出:文言小说作为一种贵族沙龙文学,它有其独特的传播途径;而白话小说则起源于普通大众,带有强烈的俗文学传播特点。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两种不同的小说类别,无疑是很有裨益的。     

丁玲与朴景利的人生及创作之比较研究

中韩两国,共处东亚文化圈,在现代文学史上,韩中两国各出现了一位命运曲折却在本国文学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女作家,她们是中国的丁玲和韩国的朴景利.两位作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真实感,到现在也依然产生着社会影响.两位作家虽国别不同,但人生经历有很多相同之处,在对两位作家的人生经历及创作进行比较研究中,更能真实更深刻地认识她们和理解她们的作品.     

从改编与原创文本效应看小说作者与影视编剧的创作生态

日益繁荣的国内影视市场需要大量的影视文本。影视文本除了原创文本就是改编文本,然而,根据小说改编的文本却比原创文本的质量要高,口碑要好,获奖的概率要高。造成这种落差的原因有许多,将小说作者的创作生态与影视编剧的创作生态对比,创作生态的截然不同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影视事业要蓬勃发展,改善影视编剧恶劣的创作生态是当务之急。     

从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看文学翻译的创作空间

风格是作品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风格翻译不仅是思想内容的传递,也是语言形式的转移。本文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论述了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并由此探讨了文学翻译创作的三个空间——思想空间、理解空间和表达空间。本文认为,正是这些空间的存在,文本才能在翻译的过程中获得新的生命。     

从《乐府诗集》看古代诗的传播与音乐之关系

本文参稽《乐府诗集》等著作,在总体观照中国古代诗乐合一的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的基础上,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观点,上窥先秦,下连宋明,对以乐传诗的过程做了历史的分期;并以两汉到南朝这一时期为重点,论述了乐府诗在传播过程的演变,使用的乐调的性质及前人关于音乐对乐府流布的作用的理论概括;论述了乐府官署发挥的传播机构的职能和作用,以及产生的传播效应,从而寻绎并解释了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诗以音乐为介质进行传播的颇具特色的规律。     

从我国人权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冲突看二者之差异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的人权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冲突进而探寻二者之间深层次的差异,从而找到我国人权立法与国际人权公约的差距。     

从《雪赋》《月赋》看南朝赋的才学化倾向——《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四

《文选·赋》物色类中的《雪赋》《月赋》透露出南朝赋有着较为典型的才学化倾向。考察南朝赋,其作家的才气主要表现为作品语言精美藻丽和结构的巧妙完美,作家的学问则主要表现为作品大量使事用典。     

不同的世界与不同的爱:从“濠梁之辩”看庄、惠殊途

濠梁之辩以惠子之问开端,惠子质疑类与类之间相知的可能性,庄子则以人与人之间相知是否可能的问题来试图化解惠子的辩难,然而惠子复以质疑个体与个体之间相知的可能性反诘庄子;濠梁之辩以庄子之答结束,然而庄子之答的逻辑存在片面性,若从另一角度解释,也可认为其是庄子对惠子的姑且之答。庄子承认个体之间的差异,但又认为万物通过道而得以整合;在道境观照下,庄子所言的鱼之乐,既不是与道体合一的纯粹抽象的感受,也不是鱼自身所体验的感受,而是两者相融的特殊精神形态。惠子虽然言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但其所见的天地一体实则是平铺的一体,其所言的泛爱万物实则是机械地爱物。惠子以形观形的思维方式与庄子以性观性的道境视野相别殊甚。     

从关联理论视角看讽刺的差异——比较《格列佛游记》与《动物农庄》的讽刺效果

关联理论提出了语言交际的明示--推理交际模式,为文学交际的语用领域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从关联理论对文学的阐释力来看,<格列佛游记>与<动物农庄>的讽刺手法似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以夸张、反语与艺术逻辑的修辞、能指与所指分裂作为明示刺激,突显犀利、激动的讽刺主题.后者以细节信息、细节延伸、事件前后与人物言行相反的对照来激活认知模式作为刺激,再现深邃、平静的讽刺主题.     

从统计数据看唐代县尉的来源与迁转途径——兼论县尉的兼任与差出及对县政的影响

县尉是唐代县级行政机构中重要的官员.县尉的来源主要有:一是贬降官;二是其他低品秩或同一品秩的官员;三是通过科举者.他们的迁转也有自身的特点,迁转为中央的御史、三省官员的人数高于其他的任何途径,反映其在唐代官员仕途升迁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他们较多兼任中央集贤院、史馆、宏文馆职务,时常被差出执行特殊任务,由此对县政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选本批评看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及意义——基于《文苑英华》《玉台新咏》的重诗分析

《文苑英华》历来被认为是续《文选》而来,其与《玉台新咏》的关系极少被关注?《文苑英华》与《玉台新咏》重合诗歌 87 首,这透露出宋初与梁代后期的三个文学共性:其一,对艳诗“吟咏性情”功能的认可;其二,对梁代永明体诗人与宫体诗人态度的相似性;其三,文辞尚丽的相类性?此外,《玉台新咏》在编纂体例上对《文苑英华》也有影响?从选本批评角度对宋初与梁代后期的文学共性进行探讨,可以更具体地了解分体编录型文学总集在宋初的演变特点,也能更清晰地认识宋初的文学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