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亲历者的历史体验与反思——论王蒙的“季节”系列小说

"季节系列"小说是王蒙对建国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命运际遇、生命历程、历史意义的一次总结。他以亲历者的身份,经过多年的思索、沉淀,完成了当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次自我反思。"季节系列"小说对于历史的认知与体认不同于"伤痕"、"反思"文学的既定模式,王蒙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历史现象的描摹与再现上,而是力求透过现象追问其背后的内在因缘,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因弥合了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缝隙而成功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与历史的超越。     

我罗斯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概念辨

“知识分子”是俄罗斯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文化现象,也是俄国思想史的一个核心问题。19世纪30-40年代,俄国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俄国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随之被大大地强化了源于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思维层面、心理层面和意识层面的原生意义,并且被赋予了独特的俄国文化背景下的哲学、道德和社会层面的扩展意义。东正教文化土壤为俄国“知识分子”概念增加了浓厚的“弥赛亚意识”和“普世主义”含意,使俄国知识分子自觉承担起社会现实的审视者和“社会良心”的角色。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

一、问题的提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如同中国知识分子历史命运一样,长期被人冷眼相视.历史学者们对近世百年活跃于中国社会舞台的各个阶级、阶层,从处在“先进地位”的无产阶级,到担当革命主力的农民大众,从顽固反动的封建地主,到双重人格的资产阶级,他们的历史地位及社会作用,都有了系统的政治说明和历史诠释.唯独对知识分子这样一个曾在本世纪中国历史上放射过巨大思想光辉,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并奋勇倡导的新兴社会群体,人们却很少从学理的角度,对它进行严肃的历史探讨.八十年代初,配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对知识分子的历史形象作了许多呼吁性的说明,但它毕竟富有浓厚的政治宣传色彩.正因为如此,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和历史得失,基本上没有给予深入的透视.     

心怀国家，何关爱情——论建国初的小说对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情趣及其爱情的描写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建国初期的小说在对知识分子的形象塑造上也表现出与现代文学同类小说诸多不同的特征。而随着知识分子被作为有待改造的对象,建国后的小说在主题题材和人物形象塑造的重心等方面都历史地转移到作为新中国的主体——工农兵身上,这种转移造成了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从属于工农兵主体的状况,因此,对知识分子所流出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及爱情的改叙或重写在小说创作中就势在必然而且必要。本着这样的理解,文章将主要从如何描写“小资产阶级”情趣和对爱情叙述的处理两个角度探讨这种不同之处及其背后所呈现的意识形态内涵。     

论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抉择

三十年代,国难日亟.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三十年代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时代,是一个民族自我谴责的无情的时代.”“对西方人来说,很难理解三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所感到的绝望和耻辱.”天生具有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感到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难的时刻,为了拯救民族和国家,一场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华夏大地展开,并成为三十年代中国政治的主题和主流.抗日救亡运动是以抵抗日本侵略、解救民族危亡为目的和主线,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心理等诸多方面,给中国社会带来全方位进步的民族自救运动.它既是民族救亡,也是思想启蒙.它使近代以来进步的知识分子孜孜以求的民族解放运动达到了最高潮.这场运动,牵动了每一位知识分子,使其必须在种类繁杂的救国方案中作出抉择,这种抉择,最终导致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分野,并影响至今.本文试对这一特殊年代的独特历史现象作一分析研究,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提供阶段性的佐证.     

中国革命的发展与鲁迅思想的演变

鲁迅说过:“我是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知识分子。”他以此为起点,到成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共产主义文化思想的伟大先驱,经过了艰难、曲折、漫长的历程。鲁迅的这段思想历程,与中国现代革命史血肉相联。“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曾经伪造过一个假鲁迅,把他捧为“天才”和尊神,用来打人、整人。另外还有些论者、研究者,喜欢拔高鲁迅,把他同中国革命分离开来。这不仅歪曲了鲁迅,也歪曲了中国现代思想文化革命的历史。其实,鲁迅作为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曾经“背着因袭的重担”,作为受资产阶级思想学术影响的民主革命者,     

"胜过"现实的写作:王蒙创作与现实的关系

在王蒙的写作中,总是有一种东西超出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这种东西真正显示了王蒙的敏感性.王蒙在新时期的写作,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新时期前期的"春之声"阶段、本体转向的"来劲"阶段和后新时期的怀恋"季节"阶段.这三个阶段,王蒙都以特殊的方式与他所处的现实构成紧张的内在联系,或者说,他始终以他独特的方式超出、胜过他所面对的现实.王蒙以他的反思性、以他的语言修辞策略、以他对历史的执著记忆,始终超出他所处的历史.也就是说,王蒙是如此深切地沉浸在他所处的历史之中,又始终超出了历史给定的界线.他与他置身于其中的现实的主流思想意识形成了一定的偏差.这种偏差是如此的微妙,以至于我们不经意几乎觉察不出.这正是这种偏差的真实性所在.这使人们在把王蒙理解为一个主流作家时,有必要保持一种更为复杂的眼光.     

“费厄泼赖”与王蒙的小说创作

王蒙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在新的历史时期焕发了文学创作的“二度青春”之后,逐渐地把“费厄泼赖”──自由、宽容、民主、信赖、合作的人文精神熔入了自己的艺术生命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追寻王蒙小说创作的足迹,读者会发现他的这一独特审美价值取向和艺术追求的自我艺术意识经历了一个不断个性化的过程,他的小说创作从主题的提炼、人物形象的塑造到幽默艺术形式的选择无不渗透着“费厄泼赖”的人文精神。     

艰难的主体重建--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知识分子话语开始了一个艰难的主体重建的过程。首先是在批判中寻找失落的主体性。当时的创作虽仍然表现着极强的政治性,但已不是追随权威话语而图解新的政治意识形态,而是试图独立地介入,寻求自己的表达。2 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出现了“忏悔”与“反省”的现象,文学开始更多地揭示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它不同于过去对知识分子的诋毁,而是标志着一种独立人格的觉醒,反省的过程也是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修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历史不应忘记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积极参与。文学主体性的倡导、“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唤、现代知识分子精神资源的重新发现,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遗憾的是,历史没有给知识分子话语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从2 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它不得不面对各种反叛与挑战     

论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变化

甲午战后，饱受侵略者躁路的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转折和变化。中国旧式的封建士子们终于开始了向近代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历程。笔者以下将浅论甲午战后中国知识分子的三大变化。一、文化心态的变化经历了甲午惨败冲击的中国知识分子，其文化心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下两方面最为突出：其一，从“中体西用”到“中西会通”。这主要是指甲午战后知识分子对待“西学”态度的改变。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这半个世纪中，知识分子对待“西学”的态度，基本上没有超出“中体西用”，“中本西末”的范围，但甲午战败却不能不使知识分子们对“中体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