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字与汉语的原始关系

在今天一般的语言学教科书中,皆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系统”,“文字是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的。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这个结论对于汉字与汉语的关系而言很不全面,它只说了较后阶段的事,而不是说的全部关系。本文对汉字与汉语的原始关系作出一些探讨,并就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和拼音文字与语言的关系作一些比较。     

一个语言社会学课题——文字和文盲率

许多热衷于革除汉字的语言学家都认为,文盲率的高低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文字的难易,并以中国文盲率高作为一条振振有词的理由来反证汉字的“难学难认”,而主张实行拼音文字。然而,如果对文字和文盲率进行一些社会学研究就会发现上述论断是颇可怀疑的。当前世界上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所讲的语言不到一百种,其中使用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者又属极少数。但是文盲率的高低是否会依使用拼音文字而划界呢?实际统计数字则做了否定的回答。1982年联合国社会统计概览表明,通用汉字的中国的文盲率与通用多种拼音文字的非洲、拉丁美洲、北美加勒比地区的文盲率相比则要低得多。就亚洲来说广泛使用汉字的日本的文盲率尚不足百分之三,南朝鲜为     

汉字的构形与变革

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造字之初,据义而构形,形义关系非常密切。作为自源性文字,汉字独特的形体构造渗透着原始的文化信息,具有见形而知义的表义功能。在发展的道路上,汉字与汉语互相支撑、互相制约、共同发展,成为唯一独立于世界拼音文字之外、延续使用几千年、至今仍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文字体系。从汉字的实用功能出发,其形体构造也在悄然变化,隶变、简化造成汉字形体的变革。     

我们的2000工程——华语拼音文字

一、2000工程的最高目标是在国内实现“一种语言二套文字”。要点:不是取消或取代汉字。最低目标是促进华语拼音文字的形成及其在信息交换领域中的应用。不是只谈理想,而是有现实可行的、有社会效益的具体行动。 二、华语拼音文字的形成,实质上是对汉语拼音进行扩展和改良,使其文字化,形成汉     

不同存在下人的科学价值观取向的演绎

全球化生存方式的凸显,使共生性存在成为人的一种重要生存样态,确立一个道器并重的科学价值观是越来越成为促进人的共生性存在的思想共识.审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关系,中国社会的科学价值观呈现出从依赖性存在下的“重道轻器”、独立性存在下的“重器轻道”和共生性存在下的“道器并重”的渐进曲折的演绎过程,并形成了一种尴尬的二元基本架构的价值体系,影响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给予现代性矫正.     

汉语拼音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与现实困境

拼音化运动是以创制拼音文字满足普及教育的需要为出发点,以取代汉字记录汉语为最终目标的拼音文字运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拼音化运动长期与政治运动、思想论争相关联,对汉字的性质、汉字的发展演变、汉字与汉语的适切关系缺乏冷静、充分的学理思考。汉字是语素文字,汉字便于区分同音语素,与汉语词汇字族化、词义表面化的特点比较契合。《汉语拼音方案》不能很好地区分同音语素,无法承担取代汉字记录汉语的重任。     

试论古汉字的性质及其文化蕴藉

本文从文字形成的标志、文字发展的趋向、中西初文的对比三方面论述了古汉字的性质.在此基础上,讨论了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的优劣问题,摒弃了传统的汉字落后论观点,并从文化蕴藉的角度初步探讨了汉字的文化内涵.     

钱玄同五四时期语言哲学的内涵与特质

若谓语言哲学乃是"对语言进行哲学研究"之义,则"钱玄同的语言哲学"的说法可以成立.钱玄同五四时期的语言哲学是在实然的抗拒力与应然的推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体现了批判与反思、展望与重建的哲学精神.其思想内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关于汉字的特点,钱玄同反对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或"衍形文字"的说法;关于汉字的本质,他坚持文字同语言都是表示思想事物的符号的主张;关于汉字的发展趋势,他认为中国文字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形而意、由意而音、由繁到简.第二,钱玄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分析了汉字革命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可操作性三大问题,还从民族语言与民族精神的关系层面驳斥了汉字革命会扑灭中国文化的论调.第三,出于进化史观、功利主义、理想主义等内在动因,对于人类普遍语言这一语言哲学重要问题,钱玄同最终选择世界语作为其语言哲学的乌托邦理想.质言之,钱玄同五四时期的语言哲学是一种以进化论为主导,以激进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世界主义等因素错综杂糅在一起的语言哲学.     

中西思维差异与汉英语言特点之关系

不同民族的语言特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但它并不是导致民族思维差异的深层原因。本文以英、汉两种语言为例,从语法规则、文字形体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等三方面对此问题作了探讨。从语法上讲,一方面,某种语言中的词汇意义在另一种语言中可以用语法意义来表达,反之亦然,因此,汉语缺乏英语严谨的语法形态并不等于失去了严谨表达同一概念的能力;另一方面,语义关系不一定具有相应的语法形式,所以思维规律和语法规律并非始终一致,汉英不同的语法特点也不能始终反映不同的思维方式,更不是导致中西思维差异的深层原因。就文字形体而言,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都具有语言属性,它们与形象思维和理性思维亦无必然的因应关系。而在语言和思维的关系中,起支配作用的是思维,语言对思维的影响虽然很大,但其作用并不是决定性的。故民族思维差异的成因应该着重在语言之外寻求     

论汉语言文字的三维性特点

本文从发生学角度认为，拼音文字采用“元音、辅音”二维方式来表达“所指”，而汉语语音则采用“声母、韵母、声调”三维方式表达。它们没有好坏高下之别。在文字结构上，汉字也不同于拼音文字的二维线性排列，而具有三维立体特性，并决定了它具有容量大、信息多、内涵丰富的科学价值，这是重新认识汉语言生命力的新的视角。     

科学发展：人与自然、社会和自身关系的三个维度释义

后工业化、后苏联社会主义和后金融危机时代,要求我们回归＂三个维度＂的原点;人与自然关系的维度：环境恶化呼唤转换发展方式为新的可持续发展,人与社会关系的维度：社会失衡要求把以人为本贯彻社会建设的全过程,人与自身关系的维度：主流意识流失催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回归和重构;赋予科学发展新的内涵,制定新的战略和完成新的历史任务。     

"一元"与"多元"的碰撞——中西文化之比较

中西文化是人类生活的记录,具有不同的个性,有个性就有差异.就文化的基本形态而论,中国文化是大一统的,而西方文化则是多样性的.受各自文化精髓的影响,中国文化重视伦理,西方文化重视法治.正确认识中西文化之异同,促进相互发展壮大,是文化前进之方向.     

浅谈素质教育中的语文课堂教学与活动课

应试教育以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素质教育即将取而代之 ,语文教学也正由传统方式向素质教育转变 ,本文从课内、课外两个方面分析了如何在语文的学习中 ,开展素质教育研究和提高学生的素质的问题     

倘徉于历史与文化之间

对世界各种文化长期共存、共同发展战略作历史和文化的诠释。从走向历史深处和走向文化深处上讨论东方文化和现代化的关系,从历史——文化上阐述了在历代起主要作用的社会因素的世俗化进程：政治世俗化、宗教世俗化、科学世俗化、文化世俗化;从文化——历史上阐述历史世界和超历史世界在东方文化和现代化问题上的不同境际。认为东方文化的历史赓续方式之一是不同文化问的相互诠释。人文价值在于人从外部取得自由及其在内部的升华。     

"国家"与"文明"辨析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群体,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组织形式,政府是管理国家的机器.国家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组织,政府本来就是服务于国民的,但是当国家被皇帝用武力占为己有后就成了他的王朝,政府也就变成了皇帝的朝廷.改朝换代只是江山易主、政府换届,而不是国家灭亡.社会分层是自然存在的社会现象,人为划分的社会层次也并非只有按财产划分的阶级一种,形成国家不等于进入阶级社会.文化是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存在的形态,文明只是文化的精致形态."国家形成"不等于"文明起源",国家的起源的途径是多元的,文明的形态也是千变万化没有统一的标准.中国国家起源与演进的序列和华夏文明形成与发展的进程,都具有"中国特色".     

道德与理性的悖论

理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既与神性相对立,又超出人的自然本能。人的理性本质在于以理性为道德立法。道德与理性的悖论则在于道德的"理性化"过程,即误把工具理性运用在道德价值理性领域,导致了道德的非道德化。道德与理性悖论的解决需要以理性的力量与方式,强化人们对道德的尊重,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向善的指向。     

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之对峙及调和

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相互对峙,勾勒了刑罚理论中风格迥异的两大景观。报应主义强调刑罚的施加在于已然之罪的报应;目的主义强调刑罚的施加在于未然之罪的预防。报应主义与目的主义各执一词,难免片面,于是折衷主义崛起。折衷主义认为刑罚的目的既在于报应犯罪,又在于预防犯罪、保护社会。其实,报应与预防是相互兼容统一的。报应构成刑罚的基底,在此基础上刑罚也应当考虑积极的一般预防和教育改造罪犯的目的。在刑事活动的不同阶段,报应与预防又各有不同的侧重。     

科学的划界及其与伪科学的对立

科学划界是科学哲学中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还直接关系着对伪科学的认识。尽管科学哲学家在划界问题上还远远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但科学作为人类的一种活动,有其自身的规范和特征。符合这种特征的活动可以纳入科学的范畴,不符合这种特征的活动则可纳入非科学的范畴。科学具有客观性、理性、可检验性、可重复性、逻辑完备性和批判性等,在原则上是与伪科学对立的。     

康德关于直观和概念的区分

直观和概念是两种不同的先天认识形式.二者截然不同,但惟有结合起来才形成知识,由此给康德的认识论带来了难题.康德对二者的区分实际上是对西方哲学史上关于感觉和理智的区分的一种自觉继承,但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完整理解这两个概念及其关系,对于深刻把握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变革及其理论困境是十分必要的.     

后现代主义与儒学的对话

后现代主义对儒学表现出亲和的态度。两者在关于和谐的观念、关于伦理型社会理想、关于反理性主义等方面存在着相似与相契之处,但同时又存在差异。儒学要在后现代主义语境下谋得新的发展,必须从三方面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