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值与收入——劳动力市场相貌歧视问题研究

劳动力市场的外貌歧视现象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不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值得政府及广大研究学者的关注。利用2012年、2014年、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分析,可以得到外貌对劳动力样本工资收入有显著影响这一结论。通过面板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发现:相较于外貌较差的劳动力样本而言,外貌中等的劳动力样本工资收入高16.68%,外貌较好的劳动力样本工资收入高20.39%。进一步分析可知,外貌对劳动力样本工资收入的影响主要由劳动力市场外貌歧视现象导致,某些特定行业存在的消费者偏好现象及随时间变动的内生变量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劳动力样本的工资收入产生了影响。     

中国欠发达地区的教育、收入与劳动力市场经历——基于内蒙古赤峰市城镇地区的研究

许多学者认为 ,教育发展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中国西部地区的贫穷落后 ,由此他们开出的政策药方是政府应努力增加在教育上的投资。本文强调的则是这一问题的另一个方面 ,即如何使人力资本的生产力充分发挥出来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认为 ,根据人力资本的流动也遵循着从收益率低到收益率高的部门和地区流动的规律 ,通过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体制 ,消除限制人力资本生产力效应的各种障碍 ,人力资本的投资自然会达到最佳水平。本文即是通过对此类地区教育的收益率、教育与个体职业选择和劳动力市场绩效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为此提供一些佐证。主要结论有:在样本地区 ,教育的个人收益率还比较低 ,用教育来解释收入差距仍旧有很大的限制;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越高的部门或地区 ,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就越明显 ,同时 ,劳动力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相应地提高教育的收益率;大学教育的收益率最高 ,与初中相比 ,高中教育对收入的作用微乎其微;教育年限对个体职业选择有明显的影响 ,与工作满意度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中国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的根源与表现

基于中国特殊的经济制度环境,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廓清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所有制分割的三大特征:工资差异、流动障碍及代际传承,揭示了其根源和形成机制。研究认为,劳动力市场的所有制分割根植于国有企业的所有权虚置。虚化的剩余索取权使国有企业经理人的剩余控制权不能得到有效的外部约束,形成迥异于私有企业的特殊工资方程与畸高人力资本回报。同时,内生于国有企业特殊产权属性的"编制"制度阻碍了劳动力优化机制对优胜劣汰这一市场根本准则的执行,使劳动力资源无法在部门之间自由配置。此外,职位稀缺和人力资本的"不可测"在所有权虚置条件下激励了经理人的寻租行为,父辈的就业性质成为决定子女能否获得国有企业"进入许可"的关键,导致了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代际传承。     

出口技术复杂度、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中国的人力资本投资

本文结合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制度背景,首先从理论上论证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一方面会提高技能溢价水平,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城乡融合,从而促进人力资本投资。其次采用2007年的中国居民家庭收入调查(CHIP)、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世界银行的TPP数据库,检验了出口技术复杂度对中国城乡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不仅有利于中国城镇和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还有利于中国农村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同时,还有利于劳动者人力资本投资未来预期报酬的提高,促进劳动者子女教育投入和长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另外,随着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从事高技能职业的劳动者比其他劳动者更倾向于对自身及其子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农村劳动力流动对中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基于市场化进程中城乡劳动力分工视角的研究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在市场化改革、经济快速增长的背景下发生的,这也是其区别于国际移民最为重要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农村移民对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需要考虑市场化改革的作用。本文提出假说认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为统筹城乡劳动力资源配置提供了条件,城镇居民可以通过与农村移民的分工而获得农村劳动力流动带来的额外收益。但是,仍然存在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会阻碍这种作用的发挥。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农村移民可以对城镇居民的收入产生正向影响,但这严重依赖于市场化的进程。本文结论的政策性含义在于,要发挥农村劳动力流动在促进城镇居民收入增长中的作用,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打破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非常重要。     

重构“铁三角”: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改革、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

1996年既是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在第一个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人们职业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在第二个阶段,结构调整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就业状态上的分化。劳动力市场第一个阶段的调整保证了工资的低增长,而第二个阶段的调整加快了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些都使中国经济发挥了劳动力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劳动力市场改革也使得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面临着新的挑战。为此,中国需要调整发展战略,使劳动力市场改革有利于收入均等,从而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贸易成本、劳动力市场扭曲与中国的劳动生产率

本文在Eaton和Kortum(2002)的基础上,引入劳动力市场扭曲构建开放经济的多部门模型,研究了贸易成本、劳动力市场扭曲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1995～2013年中国农业和制造业贸易成本分别下降了0.65和0.60,消除贸易成本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改进空间由64.92%下降至23.12%。另一方面,消除贸易成本和劳动力市场扭曲对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存在相互影响,样本期间若同时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和贸易成本,加总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67.98%,要高于分别改革两个市场所得到的总效应(仅消除劳动力市场扭曲或贸易成本,加总劳动生产率平均可以提高20.51%或44.29%)。上述结果意味着在实际改革中,中国需要统筹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才能达到最优的政策效果。     

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安徽阜阳地区的实证探究

通过阜阳市2002-2011的时间序列数据并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得出:阜阳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城市化率和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和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地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和城乡收入差距负相关。     

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一个文献综述

技术进步会对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人工智能等技术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在创造新的生产力和新的产业模式的同时,也会对劳动力市场带来重大变化。文章从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就业均衡、劳动力市场结构、收入分配和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四方面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提出了为缓解技术进步、人工智能对劳动力市场负面冲击的相关政策建议。并针对已有研究存在的空白,对未来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进行展望。     

人力资本、制度与工资差别——对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上海市外劳及本地居民就业调查的有关数据,计量分析了外劳和本地居民构成的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结构,以阐明大城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本文的构成如下:首先,概要说明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的基本思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本文的理论假说和计量分析的框架;其次,简要说明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定量描述劳动力市场的基本特征;再次,援用Mincer的工资函数理论,计量分析人力资本、户口制度等因素与工资的关系,旨在说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性质,即外劳与本地居民的市场分割性和各阶层内部的竞争性;最后,总结实证分析的要点,指出近年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主要起因于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尤其是对农民工的就业和工资歧视。     

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民持续增收问题的探讨——嘉兴市农民收入情况的实证分析

嘉兴地处“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地带,距上海、杭州、苏州三大城市不足百公里。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迅速,目前所辖5个县（市）全部进入全国最发达县（市）前三十强。2005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8007元,比上年增长14．0％,已连续三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在10％以上,其中来自二、三产业收入及报酬性收入占80％以上,表明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增收渠道主要靠非农产业。在此情况下,如何实现各类农户持续增收,尤其是中低收入农户和纯农户（收入的75％以上来自农业,不计规模经营大户的持续增收成为各级领导和社会关注的热点。为此,我们以农经系统的部分定点农经记帐户调查资料为基础,就近两年农民收入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调查样本为平湖、桐乡两市和南湖、秀洲两区12个乡镇27个村306户农户。并在有关镇村召开了访谈会。     

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员流动及其决定机制——兼析大城市的新二元结构

本研究借用了劳动力市场阶层化研究的思路和方法,利用专项调查获取的大量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及其决定机制。本文的理论假说如下:第一,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劳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但这两部分从业人员所属的市场阶层以及在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是不相同的。第二,从非正规部门流向正规部门的上升移动会带来工资收入的增加,但本地居民和外劳,以及外劳中的民工与城镇居民实现流动的机会是不均等的。第三,在求职过程中选择什么性质的部门、以何种方式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主要取决于以户籍为代表的制度因素,而不是个人的教育水平、工作经历等人力资本。本文的结论是:通过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人力资本的利用状况明显改善,但由于还存在制度歧视,劳动力市场依旧是二元性质的。消灭城市内部的新二元结构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目标。     

市场向西、政治向东——中国国内资本流动方向的测算

地区资本与外来资本之间的竞争关系是研究地区资本流动的关键,外来资本对地区投资的挤入挤出效应既取决于外来资本的性质,也受制于地区投资结构。基于贝叶斯模型平均的方法,本文测算了我国1997~2011年间由外商投资与中央投资的进入所引发的地区资本流动。研究表明,反映市场力量的外商投资的进入会引起资本从我国东部流向中西部,而反映政治力量的中央投资的进入则会导致资本从西部流向东中部。我国东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比较高,外商投资的进入与当地的民间资本引发激烈的竞争,从而迫使部分资本从东部流向中西部;相反,西部区域的市场化程度相对较低,民间投资更多集中于公共项目,中央投资的进入抢占了当地资本有限的投资机会,从而导致部分资本从西部流向东中部。     

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周期波动——基于劳动力市场视角的分析与检验

本文旨在从劳动力市场视角分析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机理。首先,通过动态因子模型从各省份城镇单位人均工资变动和就业人数变动中提取全国经济周期波动,同时捕捉省份城镇单位人均工资变动、就业人数变动与全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协动程度,揭示出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周期波动影响的两条路径。然后,运用贝叶斯空间计量模型研究三次产业以及第二产业分行业通过上述两条影响路径对经济周期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产业对经济周期波动影响较为模糊,第二、第三产业在两条影响路径上对经济周期波动具有显著的非对称加剧作用,而制造业是第二产业经济周期波动效应的主要来源。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当前如何在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缓解经济周期波动下行压力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贫困减少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关系研究——基于时序数据

基于时间序列分析方法,以1981年～2004年贫困发生率、基尼系数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等相关指标,从时序雏度考察贫困人口的变动与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3个变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长期协整性:格兰杰因果检验发现,农村人均纯收入和基尼系数能够预测贫困发生率的变化,反之不能成立;误差修正模型显示,贫困发生率对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弹性系数为正,对基尼系数的弹性系数为负.且前者大于后者.由此认为,农村人均纯收入的提高是促进贫困减少的影响因素,收入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贫困减少,经济增长对贫困减少的积极效应大于收入不平等对贫困减少的消极效应.因此,在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时期,确保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努力缓解收入差距是贫困减少的有效途径.     

少数民族地区人口素质对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影响分析——以贵州为例

本文以贵州少数民族地区为例,从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分析入手,探讨人口素质和劳动力就业之间的关系,为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就业提出相关建议与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