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垄断行业高管薪酬问题研究与治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垄断行业高管薪酬问题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在我国股票市场迅速突起、公司高管薪酬体系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由于我国市场经济存在一些不足,公司的现代化治理机制不够完善特别是激励机制构建不合理、高管薪酬设计不合理、薪酬与绩效关联性不合理性等因素,致使垄断行业高管薪酬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关注。     

规范国有垄断企业高管薪酬的思考

我国垄断行业高管薪酬存在"薪酬自定"、薪酬标准不科学、薪酬信息不透明、缺乏执行力度等问题。规范我国垄断行业的高管薪酬制度,使之科学化、合理化,对于企业长远发展有重要作用。本文立足我国垄断行业高管薪酬现状,参考国外领先企业高管薪酬制度,围绕其设计理念、确定流程、薪酬结构、最低持股要求、信息披露等方面,对规范我国垄断行业高管薪酬进行了思考并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国有上市公司监督机制对薪酬机制的替代效应研究

降低代理成本的途径有薪酬机制和监督机制两种,这两种机制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即"强监督低薪酬,弱监督高薪酬"。对于股权较为集中的国有企业,来自监管部门的监督力度很大,因而不必过分依赖薪酬激励高管。论文利用803家国有上市公司2010年的数据,构造国有企业监督指数。实证检验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监督机制对薪酬机制确实存在替代效应,说明国有企业不必完全通过提高薪酬以降低代理成本,监督机制是有效的替代性选择。     

股权激励、高管内部薪酬差距与权益资本成本

高管薪酬激励已成为现代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伴随着中国股权激励机制的推行,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结构随之发生变化,最终可能影响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利用基于真实数据的混合截面模型预测公司盈余,在此基础上通过GLS模型、OJN模型和GGM模型估算权益资本成本,以股权分置改革后2007年至2012年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股改后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对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下公司权益资本成本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已成为高管内部薪酬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在股权激励作用下,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扩大增加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与非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国有控股企业中股权激励与高管内部薪酬差距的相互作用与权益资本成本敏感性更高。研究结论为高管薪酬激励制度的完善提供重要启示,也为投资者识别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效果提供经验证据。     

高管薪酬机制改善问题

金融危机的爆发让高管薪酬机制的合理性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一个合理的高管薪酬机制既能有效激励经营者,又能约束经营者的自利行为。反之,不合理的薪酬机制则会让经营者不顾公司利益去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本文主要讨论高管薪酬机制对公司发展的重要性,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找出其中我国高管薪酬机制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一些改进措施。     

地勘类企业薪酬优化研究

地勘类企业属于智力密集、知识密集且技术密集型服务型组织。企业内部实施的薪酬机制不但直接和员工自身利益挂钩,还直接影响着企业的经营成本与市场核心竞争力。本文主要分析现阶段地勘类企业在薪酬优化方面存在的问题现状,探讨深化企业内部薪酬优化的举措,以期能够强化薪酬的激励功能,提升企业市场核心竞争力。     

高管薪酬行业差异的实证分析

为什么高管薪酬具有行业差异,高管薪酬与哪些行业特征因素有关?本文以2001-2008年沪深两市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产品市场竞争、资产专用性、盈利性、企业规模以及财务风险是影响行业高管薪酬的行业特征因素,在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资产专用性越高、盈利性越好、企业规模越大以及财务风险越高的行业,高管获得的薪酬越高。成长性、经营风险、代理成本、技术水平等行业特征因素对行业高管薪酬没有显著影响。     

国企高管薪酬激励与约束机制的不足及完善

国企高管的薪酬问题一直是讨论的热点，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高管薪酬似乎没有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而有所降低，反而表现出逆势上升的趋势。本文针对当前高管薪酬现状，着重分析了当前高管薪酬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中存在的不足，对完善我国国企高管薪酬激励与约束的模式提供了相应的对策建议，希望能对当前国企高管薪酬机制中存在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从财政角度分析我国公务员考试成本问题

针对我国公务员招聘成本畸高的问题，首先要组织公务员考试成本核算，分析成本和效益；其次要通过多种渠道降低考生参加考试的成本；最根本的是改革社会收入分配制度，应逐步提高公务员正规渠道的薪酬水平，建立、健全国家公务员收入监管机制，逐步缩小社会平均工资水平与公务员实际待遇之间的差距。     

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

董事会治理是影响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关键,已有研究主要从董事会结构层面展开,缺乏对董事会内部运作机制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关系的具体分析。基于董事权威不平衡性的治理效应视角,系统考察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与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的逻辑关系及其作用机理,得出了一些具有重要价值的结论,主要包括:1.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且主要体现在业绩下滑的样本公司中,表明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契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公平性和风险匹配性方面。2.只有当最高层级董事身份为独立董事时,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具有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3.董事会非正式层级增强了高管薪酬的行业和地区薪酬敏感性,进一步验证了董事会非正式层级的社会公平效应。论文的研究为从微观运作层面理解董事会治理和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结论,对于优化董事会治理和提高高管薪酬契约有效性等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浅谈企业财务成本管理之薪酬制度建设

薪酬作为企业财务成本的一项重要内容,因其与员工自身利益的密切关联和长期性等特殊原因,成为影响成本控制和企业利润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对薪酬制度建设的重要意义、应达到的目标、应把握的方针原则和辨别优劣的途径等内容的阐述,希望能够有助于企业研发出既满足发展需求,又保证员工利益的薪酬制度,从而实现利润目标与成本控制的完美结合。     

基于价值创造和动态基础薪酬的经营者激励机制研究

目前,经营者激励机制研究通常以净收益为业绩标准,采用固定基础薪酬制度,且大多数局限于薪酬激励。本文以价值创造为业绩标准,采用动态基础薪酬制度,将薪酬激励与非薪酬激励相结合设计经营者激励模型,在传统委托代理模型基础上得出如下三点结论:第一,实行动态基础薪酬制度可以有效提升经营者努力水平;第二,经营者激励应采用薪酬激励与非薪酬激励相结合的手段,并依据非薪酬激励敏感度灵活设计二者的组合比例;第三,垄断行业经营者努力水平低于竞争性行业,需要引入竞争机制。     

知识型员工薪酬激励——以H勘察企业为例

知识型员工的需求是多维度的、复杂的,薪酬、培训学习、工作自主、发展前景等因素都是满足他们需求的重要激励因素。他们对薪酬的高需求不仅是其物质需要的反映,也是他们实现自我价值需要的反映。薪酬在一定程度上可衡量知识型员工价值大小和成就的高低。传统薪酬机制的市场竞争力未能充分发挥出来,使得知识型员工的心里预期与实际产生了较大的差异,他们对薪酬的满意度不高。如若薪酬待遇状况长期未得到改善,他们容易产生“跳槽”的念头。因此,有竞争力的薪酬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员工的去留选择。     

领导者激励员工的成本考量及优化思路

当前激励成本下造成激励不足的主要误区有:激励管理单一化,"治标不治本";激励机制缺乏灵活性,员工"身在曹营心在汉";激励机制缺乏内部公平性,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为此,成本把控下的激励效用最大化可以从树立全面激励成本观念,避免顾此失彼;通过薪酬机制的内部公平性实现有效激励;打好激励组合拳,注重非物质激励等实现。     

员工薪酬竞争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19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员工薪酬竞争力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员工薪酬竞争力的增加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且该效应在研发强度较大、信息环境较好以及产权性质为民营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员工薪酬竞争力促进企业风险承担的主要机制在于“激励效应”和“声誉效应”,具体表现为：企业员工素质明显改善,研发投入显著增加,外部融资成本有所下降。中介效应检验表明,员工薪酬竞争力的提升能够通过促进企业风险承担,进而提升企业的价值创造能力。     

高管薪酬影响企业绩效的运行机制研究

有关薪酬绩效关系的基本理论研究和相关实证研究,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视角。在分析这些视角的基础之上,可以从三个层面界定高管薪酬影响企业绩效的运行机制。在薪酬水平层面上,薪酬的变动不仅通过替代效应影响企业绩效,而且通过收入效应影响企业绩效;在薪酬结构层面上,锦标赛理论和行为理论分别提供了薪酬差距影响企业绩效的机制;在薪酬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层面上,薪酬分别与企业发展状况、企业所有权结构及管理者行为三个因素相结合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这一层面进一步表明了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力。     

非对称业绩基准与高管薪酬:基于代理成本视角

本文以2003-2010年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的机械、设备、仪表行业为样本,检查了高管薪酬中业绩基准的使用,发现存在非对称使用业绩基准的现象。当基准业绩较好时,高管的薪酬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也较高,存在"运气薪酬"现象。当公司业绩超过基准业绩时,高管的薪酬较高,薪酬业绩敏感性也增加。但是高管薪酬不存在"双重补偿"现象。高管的任期和两职合一自利特征会进一步强化"运气薪酬"和"超额业绩补偿"。本研究发现对于揭示高管薪酬制定中的代理成本,解释高管薪酬的棘轮效应现象具有重要意义。     

2009年CEO薪势——泡沫严重的房地产和金融业降幅最高可达30％

高管薪酬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是薪酬的市场连接性，即高管薪酬与市场上同类职位或者同类人相比是否具有市场竞争力；二是薪酬与绩效的连接性，即奖金部分与业绩表现挂钩的紧密程度。同时，企业的性质、宏观经济环境、企业文化都对高管薪酬有一定影响。2009年，对高管薪酬影响最大的显然是企业对当年业绩的悲观预期。根据高管薪酬与绩效的联动效应，我们预测，2009年企业高管薪酬将出现集体下滑。     

公平偏好下的多任务目标与国企高管薪酬激励

通过将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同时引入到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模型中,研究国企高管和政府主管部门均具公平偏好下的国企高管最优薪酬机制。研究发现,在企业经营任务目标激励方面,当多任务成本函数为独立关系、互补关系或者替代性足够小的,国企委托人和代理人公平偏好将通过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途径共同促进高管最优薪酬向公平工资回归,其中,间接影响表现为公平偏好先影响最优薪酬激励强度进而间接地影响总体薪酬水平;在此过程中,政府主管部门公平偏好和高管同情偏好对最优薪酬激励强度的影响,呈现出替代效应。在社会责任任务目标激励方面,显性薪酬激励不是有效的激励方式,因此政府应该借助于隐性激励方式来激励该任务目标的实现。研究还发现教育程度较高的高管具有更强的公平偏好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