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的限制与“边界”延展的困境——对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研究视角的思考

近年来,对于"民国文学"命名及其建构相应的研究视角的呼声,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新动向,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该学科学术深化的一种拓展趋势,无疑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重写文学史"思潮的一种持续深化。但是,这一文学史构想的限度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它所建构的是另一种二元对立式的文学史研究框架,还原的是一种无意义的文学史形态,失去了文学史建构的价值和意义;从整体上抽掉了现代文学的"现代"灵魂,模糊或者说从根本上抹去了中国新文学"新"与"旧"的本质界限和区别;剥离或者最大程度地遮蔽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及其命名的鲜活性、丰富性与动态性特征。对"民国文学史"构体进行反思的目的,在于从更加宽阔的学术层面寻找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新"生长点",而不至于使该学科在另一种"过度"阐释的层面或者"边界"的延展中陷入困境。     

遭遇“命名”——关于“文学命名”问题的初步思考

“命名”是文学的核心活动。提出“文学命名”研究课题,考察“文学命名”的历史与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到“文学命名”思维与文学史的建构过程的关系阐释,会对文学的研究深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主要从理论方面对“文学命名”的过程性、其与文学史整体的关系、“命名”自身指向与思维、与“语境现实”的关系及“命名”修辞策略的影响因素等方面,做一初步的探讨。     

文学的“现代性”与文学史观问题

"重写文学史"带来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的新发展,这些发展也促进了文学史观的改变和文学史理论的发展,其中关于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探讨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研究和文学史观变化的重要因素.对文学"现代性"的思考和文学史观探讨的深化,正在促使一门新兴学科的兴起,这就是"文学史学".     

从“世界外”到“世界中”——美国中国现代文学史观变迁的一个侧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受当时冷战格局影响,用当时流行的"新批评"方法来评价中国现代文学,其突出的特征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看作是在世界文学谱系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文学史强调从中国内部与文学价值等角度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近年来,美国中国文学史观念不断更新,文学史家打破整体历史观,采用跨文化研究方法,将中国文学看作是处于变动的"世界中"的文学,这有助于重新定位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     

早期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的日本影响因素

日本接受西方"文学史"的叙述体例,尝试对中国文学进行通史性质的研究,明治时期日本学界人士兴起了中国文学史撰写的热潮.在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模式影响下,20世纪初叶的中国出现了大量以日本的中国文学史为蓝本而撰写的文学史著作.日本文学史家的"文学"观影响到中国文学史家对"文学"的理解和定义,他们此期撰写的中国文学史呈现了这种文学观嬗变的历程.     

建构“文学史学”三维评判坐标——读《世界化视野中的现代中国文学》

朱德发先生近年对"文学史学"研究有两大理论贡献,一是使文学史学研究走向了"文学史哲学",这方面的成就在其<评判与建构:现代中国文学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版)中有集中表述;二是提出了"现代中国文学"概念,并以"现代化(或世界化)与民族化并举"为标准对现代中国文学史进行重新阐释.     

张资平：在“历史情境”与“历史叙述”中

在现代文学的"历史情境"中,许多研究者都将张资平与郭沫若等并称"创造社"四大金刚",而在文学史叙述中,张氏却始终无法摘去"三角恋爱作家"、"汉奸文人"的帽子.这之间的巨大裂痕,原因主要有三1.权力叙事干扰了文学史家的独立判断;2.道德至上的历史伦理观,影响了文学史家的公正评价;3.文学史研究未能把作家-作品-读者"三位一体"的文学生产、消费系统看做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我们还应该有一部全面考察文学接受的文学史.     

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8年11月,第四届"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师范大学召开.与会学者就中国文学古今演变与文学史理论及方法研究、文学主题或母题演变研究、区域文学与文化研究、社会历史演进与人文话语之流变研究,各体文学演变研究、古典文学的现代阐释研究等议题,多方面发掘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的学术价值,取得了可喜成绩.     

“集约性的现代”与主体性反思——顾彬与20世纪中国文学

"集约性的现代"是德国汉学家顾彬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命名。这一概念的提出,理顺了左翼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系,体现了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性。"集约性的现代"产生于现代民族国家确立过程中的现实需要,其中集体对个体的遮蔽制约着知识分子主体性的建构与张扬,二者的矛盾成为作者思考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基点。在对主体性的追问与反思中,作者的情感介入反映了一个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情厚意以及博大的人道主义情怀。     

论少数民族文学进入文学史的“隔”与“不隔”

少数民族文学能否进入文学史是当下一些文学史学家关注的问题.以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少数民族文学处于可有可无的边缘位置.究其因最根本的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之间存在的"隔"与"不隔"现象."不隔"是共通性,"隔"是在语言通畅表层意思"不隔"基础上存在的对作品深层意义的理解和把握上不可深进的精神状态.当纯粹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进入汉文学史时以汉文化视角去阐释就会出现深度理解上的"隔"现象,从而造成文学史编撰上的难度.     

"仁"、"生"、"理"三位一体的理学形上架构

理学家们把本来具有道德性的孔子之仁与<易传>的生生观念相结合,将此生生不息视为生意、生理,并与人的心性相结合,建立起了"仁"、"生"、"理"三位一体的形上架构,完成了"天人合一"的理论预设.这种建立过程包括了对孔子的同情、<易传>的阐发,包括有佛老的刺激、中医的启发,以及他们自我的体贴和思考等一系列工夫.对这一过程的分析和说明,可以更清楚地把握理学本体范畴的结构与含义,也有利于进一步了解理学的整个体系及其思想价值.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在“沉默“与“言说“之间——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

维特根斯坦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始终都在"超越"和"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即在"沉默"与"言说"之间:恰如其分地说出可说的,以显示不可说的.这一思路为后世哲学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一种区别于传统形而上学和现代科学的新的思维方式.认为哲学也并不意味着找到答案以求安宁,而在于根据不同的时代特征不断地提出新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作为人之为人的永恒追求,构成了人的价值意义世界,将与人类同在.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试论民族文化的"共振"与"合势"--从民族民间神话的多元一体谈起

文化传统既是一个民族社会发展的成果和积淀 ,又是该民族持续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因此 ,对少数民族社会未来发展充任着文化动力和文化制约的双重角色。本文从中国族群民间的创世神话、英雄神话、爱情神话、生产神话入手 ,探讨了我国多民族文化的本源与共振 ,以及由共振导致的文化趋合态势 ,进而说明民族文化的开放性吸纳和民族性自强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意识条件 ,中华民族在世界舞台的辉煌同样取决于文化的开放性和自主性的再塑造。     

论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

19世纪 5 0年代以后 ,中国军事后勤体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中传统粮台体制向近代粮台体制的转变是中国军事后勤变革的集中表现。曾国藩在创立近代勇营兵制的同时 ,对传统的粮台体制也进行了相应地改造 ,建立了勇营兵制下的近代粮台体制。本文通过考察近代粮台的产生背景、特点及兴衰历程 ,试图揭示晚清战时后勤体制在走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以及所取得的成就     

"兴"与"意境"形成之关系

通过对“兴”在“意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进行探讨,力求正确地、历史地把握“意境”形成过程中所蕴含的丰厚诗学内涵。“兴”在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情景交融、不尽之意、形象思维的特征以及佛教中“境”的介入,最终导致“意境”的正式形成。     

试析"隘"、"狭"、"窄"的历时演变

本文着重对“隘、狭、窄”三个词,从西周到元明清的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频率和原因进行考察,并结合它们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的分布,讨论了这三个词的历时替换及其原因。     

“讽诵涵泳”与“叶韵理论”——论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之二

"兴"恰好是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最具深远影响和意义的范畴,也是<诗经>的本质.对<诗经>的诠释基本方式就在于"讽诵涵泳","叶韵理论"的应用就有利于"讽诵涵泳"的落实 .朱熹美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对中国古典诠释学美学的创造性转进与拓展.     

论陶渊明的"真"

文章评述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指出其核心所在是一个"真"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