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曹的诗风看“建安风骨”的嬗变与发展——兼论曹植的文学史地位

当今中国古代文学史界,凡论及建安文学的风格,无不推崇“建安风骨”;论及建安文学时期的代表诗人,无不推举曹操、曹丕和曹植父子三人;而论及其中“最杰出”者,又无一不推举曹植。然而,若把三曹各自的诗风,分别与“建安风骨”这一文学时代风格作比较,却又发现不少难以协调一致的现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认为,结症就在于对“建安风骨”的认识与解释上。     

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

西晋文学与建安文学承传关系论（新加坡）王力坚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尽管西晋文学在时间上紧接着正始文学而来，但后人在论及西晋文学时，却很少讨论酉晋文学与正始文学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多地将西晋文学与前一阶段的建安文学联系起来：“曹子建、陆士衡...     

关于“论曹植”

“关于‘论曹植’”一文,作者与郭沫若先生讨论关于曹植的评价问题,作者不同意郭先生“建安文学抒情化民俗化的过程,在曹植手里又开始了逆流”的说法,而提出他自己的意见。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我们认为是一个复杂艰巨的工作,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讨论,才可能给曹植一个适当的历史地位。     

皎然建安文学观新论

学界评价皎然时,大多以为皎然对建安文学持贬抑态度,实际上,皎然是追慕建安文学的,这在他的高逸观、对谢灵运的评价,以及在他自己的创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他对建安文学的批评性意见,是建立在客观、公正基础上的。     

鲁迅“辞赋小道”解献疑

建安时期的著名诗人曹植在文学创作上特立文坛，度越数子，取得了“建安之杰”的殊誉，然而他在《与杨德祖书》中谈到文学的社会价值时，却表现出了轻视辞赋的态度，他说：“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杨子云先朝执就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著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曹植的这番言论，自然招来当时及后世许多人的批评。杨修（德祖）在给曹植的复信《答临淄侯筹》中就反驳了他的观点：“君侯忘圣贤之显迹，述鄙宗之过言，窃以为米之思也…     

"辞赋小道":关于曹植的一个重大误读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有“辞赋小道”的说法,后世人们一直据此认为曹植轻视辞赋。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读。曹植的说法要放到整篇文章的语境中来理解,它不过是曹植一时的谦虚之词,曹植在该文章中表达的不是对辞赋的轻视,而恰是重视,曹植在文论上的观点与曹丕是一致的。澄清对曹植的这一误读,对重新认识曹植在文学发生转型的汉魏之际的特殊作用、纠正传统文学史对曹植认识当中的一些评价,具有重要意义。     

鄂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存在

一、鄂华创作的独特性在回顾与论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时，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先生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勾勒出大致的框架①，即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是：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灵魂”为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思维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从内容与形式上看２０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但从这一评价角度去看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作家鄂华，此人则是这一时期文学的“独一个”。因为无论从鄂华的作品看，还是从其追求看，…     

经学盛衰与曹操诗歌革新

众所周知,文学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变化是文学上革故鼎新的最终根源。但是,为了更准确、科学地运用这一基本文学观点来审视、解释活生生的文学现实,我们势必还要研究社会生活影响文学的一些复杂的中介因素。就文学史的研究来说,从某些中介因素切入文学现象,往往会深化我们对文学史发展历程的认识。刘概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论述汉末建安文学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便已明确指出“世积乱离”与“梗概而多气”之因果关系。问题是,为什么汉末动乱会造成一个…     

论曹丕诗歌的生命意识

论曹丕诗歌的生命意识孙明君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新中国成立以来对曹丕诗歌的研究与乃父乃弟相比较显得冷冷清清。在论及建安文学时虽以三曹并称，可在具体论述时又往往回避或否定曹丕诗歌的思想价值，认为其诗“题材狭窄，内容贫乏，思想成就不大”。近年来，在突破僵化...     

建置在人生坐标上的价值取向——论曹植的文学价值观

文认为曹植的文学价值观是以其人政治理想为价值前提的,他的文学价值取向,取决于他人生坐标核心部位上的政治理想的价值选择．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并非政治方面失意时之作,相反,正是他政治生命最辉煌时期所作。文中将辞赋与功名抑扬对比,意在表明其理想不在于辞赋,写辞赋只不过是他能力中的“小道”,他所追求的乃是从事大业,在政治事业上立功扬名．他的“辞赋小道”一说,道出了他在特定环境下的真实想法,并非“违心之论”．曹植前后期文学价值观发生转变,是他特定身世命运变化的产物,仍取决于他的政治价值选择,并非基于文学的独立价值立论．综合他对不同艺术形式所作的评论,可以总结出他的总体文学观,是以艺术作品是否具有社会政治功能为其价值判断．曹植主张文学作品要客载社会政治内容,主张以文学去参与政治大业,这是一种政治功利主义的文学观．曹植对文学地位的轻视,是相对于建功立业的政治理想而言,并不说明他否定文学本身的价值,仅说明他的选择而已．     

悼时之悲与人格超越

魏晋文学中的悼时之悲是先秦两汉文学悼时之悲的历史延续。建安文学的悲时是在人的客体性与主体性激烈冲撞的历史情境中生发的,因此,以建功立业的方式超越有限的人生,是其人格上的终极关怀。正始文学从“道”的层面对时间进行审视,更富有哲学的深刻,尤其是阮籍所建构的“大人先生”人格体现了对时间的绝对主宰意识。陶渊明作为一个阅尽人世沧桑的文人试图以委运随化的方式消解由悲时引起的精神激荡,但时间的不可抗拒性又使他焕发出“金刚怒目”的情怀,因此,人生的悲剧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     

关于三曹的文学评价

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建安文学占有重要地位。建安是东汉献帝的年号(196——220),作为文学史上的分期,建安文学指的是建安时期和在这以前的初平、兴平及在这以后的曹魏黄初、太和、青龙等时期的文学,时间大体有半个世纪左右。这段时间虽不很长,但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天下分崩、风云扰攘、政治思想文化发生了重要变化的时代。作为这种变化的突出一环,建安文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而且无论题材内容还是形式风格比起两汉文学来都呈现出崭新的风貌,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一文学黄金时代的风云人物,计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蔡琰等人,三曹凭藉他们突出的政治地位、革新精神、文学才能和创作业绩,在其中占据着中坚地位。本文拟就三曹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和评价问题,谈一些粗浅的意见。     

建安时期思想解放与文学的发展

建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和建安以前的汉代文学相比,它有许多新成就和新特点。这些新成就和新特点对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曾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建安文学的发展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就意识形态领域来说,它的发展同当时的思想比较解放有直接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没有建安时期的思想解放,就不会有建安文学。     

曹植刘劭的唯物主义观点

曹植刘劭的唯物主义观点郑万耕曹植的唯物主义观点曹植字子建，（公元１９２—２３２年）。是建安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之一。原有集３０卷，已散佚。宋人辑有《曹子建集》，收入《四库全书》和《四部丛刊》中，近人黄节有注本。一、对天命、仙道观念的批判东汉时期，由于最高...     

文学的自觉与消沉——建安文学三题

建安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这主要表现为文学观念的转变,文学理论的产生和文学创作的自觉。正是有了这些变化,建安文学才引起了论者的高度重视。然而,作为建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宴、游仙、隐逸及其相关的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理由不外     

孔融论

<正> (一) 曹丕把孔融列为“七子”之一,看上去是很古怪的,因为其余六人都可算是曹氐集团的文学侍从之臣,而孔融则是一个反对派。鲁迅先生早已指出:七子之中,特别的是孔融,他专喜欢和曹操捣乱。曹丕在《典论》里有说孔融的,因此也被拉进‘建安七子’一块儿去。其实不对,很两样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更早的是明朝人杨德周,他辑印《汇刻建安七子集》,即剔出孔融,另加曹植以凑足七人之数。曹操在赤壁之战前夜杀掉孔融,跟后代某些帝王大兴文字狱随便杀戮文人不尽相同。对     

曹植之于屈子精神的承继与新变

屈子精神之核心在存君兴国、修身洁行,以此两个维度,结合曹植建安、黄初与太和时期的诗文与史实考察,发现曹植建安时不讲修身,黄初时被迫修身,太和时方与屈原真正契合,强调为国以德,而修身也内化为其血肉,其大我人格形成;其次,曹植具有强烈的功、名渴望,前者与其因血缘产生的责任感及其卓越的才华纠结难解,而后者则与其对战功与素王之业的追求密切相关。这一强烈渴望所突显的个体意识是对屈原存君兴国以成就至善人生精神的新变。而在忠而不用的历史处境及由血缘而来的进退无路的两难困境上,曹植与屈原悲怨痛苦的心境极为相似。     

由“游”而“记”的审美熔铸─—中国游记文学发生论

作为一种揭橥和展现人与自然关系的独特文体，中国游记文学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和博大深厚 的文化底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当今时代，随着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与旅游热的勃兴，游 记文学创作不仅日益兴盛．而且承负着更加多元、更为重要的文化使命。历史地看，中国游记文学恰好正 式诞生于人文觉醒的魏晋时代，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特定时代精神孕育的宁馨儿。同时，这一时代 精神之于游记文学创作，又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并且具有独特的互动方式、途径与结果。从“游”的审 美精神、实践活动到艺术创造；从赋、书、序的多元选择到最终于“记”的定型；从“文学游记”与“地志游记” 的两向分化到相互融合；从《水经注》由他志著作向地志游记、由地志游记向文学游记的依次转化并跃升为 初期游记的经典之作……都无不如此。魏晋人文觉醒的时代精神催生出了游记文学这一奇葩．同时游记 文学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和载体涵蕴、体现着这一时代精神．通过生命与自然的审美熔铸，赋予山水游历 的对象、主体与行为以生命、以哲理、以永恒．并由此开创了一个历久弥新的文学传统。     

曹植对屈赋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历史告诉我们,曹操,曹丕、曹叡三代对曹植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特定的环境氛围,使曹植生活明显分为建安、黄初、太和三个阶段。因此,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其思想与作品便明显地呈现出一个对屈赋的继承与创新的动态过程。 建安时期,这是曹植一生中最美好的“黄金”时代,在建功立业、慷慨任气的整体气氛中,曹植的特殊身份使他的生活明显分为两部分:一是在邺都“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名都篇》就是这种生活的反映;二是随父南北征战,其《失题》诗云,“皇考建世业,亲从征四方。栉风而沐雨,万里蒙露霜。剑戟不离手,铠甲为衣裳。”这时期共创     

试析陈确对“人性善”理论的修正和补充

“人性善”是我国思想界的传统命题，作者认为，适应我国明清之际反对程朱理学脱离现实、空谈心性、倡导所谓“实学”的需要，陈确进一步发挥“人性善”学说，认为“人性善”即人的“气”、“情”、“才”善。进而他指出，人性善恶之别，是后天“习”作用的结果；人性之善是建立在人知善行善的道德实践基础上的，从而赋予“人性善”以实践的品格和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