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对李商隐持否定的态度,把他看成有“毒”的“堕落的诗家”,嘲笑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但过了一年,即1922年11月26日,他在《给梁实秋的信》里说: 我想我们主张以美为艺术之核心者定不能不崇拜东方之义山,西方之济慈了。他又极力推崇李商隐,把他与西方一流诗人济慈相提并论了。但21年以后,他在《诗与批评》一文里说:     

试论“湖畔诗人”汪静之的诗歌

(一)在我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诗坛上,汪静之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诗人。他是较早作新诗的诗人之一,从一九一八年开始汪静之就学作新诗,一九二一年开始,在《新青年》、《新湖》、《小说月报》等主要杂志上发表新诗,一九二二年,汪静之与应修人,潘莫华、冯雪峰一起组织了我国新文学中最早的诗歌团体——“湖畔诗社”。湖畔诗社的诗人们“以淳朴的爱情诗开始走上文坛,他们的作品流露了青年的坦率的感情,对自由婚     

讀馬致远的剧作

一 馬致远是元代自树一帜,独具风格的剧作家,在艺术上影响較大。他的生卒年无法确指。据写于一三三○年的钟嗣成《录鬼簿》的“自序”,将他列在“前輩已死名公才人”里,推得他死于钟嗣成写自序之前。他自己写了[中呂粉蝶儿]曲,內有“至治华夷”句,知他在一三二一年至一三二三年尚健在,又推得他可能于一三三○年前不久。再据他的散曲,他的一生約可分为五十岁左右以前,基本上过死     

《天野海郊集》：唱给民族昨天与今天的歌

《天野海郊集》：唱给民族昨天与今天的歌高文升１８３１年，歌德在同爱克曼谈艺时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①。艾青在论述诗的美学品格时，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说：“一首诗是一个人格，必须使它崇高与完整”。他又在“诗人论”里说：“每个诗人有他自己...     

论冯雪峰的湖畔诗

冯雪峰的文学生涯,始于诗而终于诗。1922年,十九岁的青年雪峰迈向文艺殿堂时,所跨上的第一台阶便是诗歌。他曾和他的诗友一起,以“湖畔诗人”的美名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采的一页。但现今论及湖畔诗,人们习惯于将其与爱情诗等量齐观,这恐怕同朱自清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歌导论》所作的有关论述不无联系。朱先生在回顾“五四”时期诗坛情况时说:“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说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等那时“差不多”“生活在诗里”,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们的“心”和“志”是否都专致于爱神维纳斯,恐怕就不能一概而论了。至少,冯雪峰的湖畔诗就並不全是爱情诗。即使有,也与其他诗人的爱情诗的风貌不同。本文拟就这些问题作一些粗浅的探究。     

一首充满乡土气息的佳作——辛弃疾《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试析

<正>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公元1140年—1207年)的一生是抗金志士的一生。他的充满斗争的生活道路,使他的词以反映社会重大政治问题为主要内容,大都写得慷慨激烈、沉重豪放,但他也写了好几首清新活泼、充满乡土气息的农村词,这首《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首。“黄沙”,是指江西上饶的黄沙岭。据《上饶县志》载:“黄沙岭在县西四十里     

爷爷,我想您

照片上,和蔼可亲的老人,便是我爷爷——他生前深深地爱着我,我也深深爱着的老人。此刻,他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他那慈祥、温和的表情,爽朗、豪放的笑声令我不能忘却!我禁不住在心底呼唤着:爷爷,我想您!和您在一起时,您就像一棵大树,庇护着我。您从不让我走一丁点儿路,总是把我驮在您的肩上,或者到小河边散散步,或者到山上放眼四望……每次我都欢快地大叫:“骑大马了!”你却从不介意,我叫得越大声,您的笑声就越爽朗、越豪放。骑在您的肩上,我听着您一遍又一遍地教我读唐诗、宋词,读“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之类的句…     

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奠基人——试论徐特立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

(一) 徐特立的一生是矢志于教育事业的。一九四七年,他在《给小学教师的一封信》中写道:“从十八岁起到今年七十一岁整,一共五十三年没有离开过教育工作,所以我和你们是同一职业的朋友。”徐特立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历程,是他献身革命、探求发展中国教育事业的过程。随着革命潮流的涌进,在一生的教育生涯里,又有着如下几个时期。一,1895年至1919年,这是徐特立从事“教育救国”活动的时期。1895年徐特立开始教蒙馆。这时,正值甲午战争失败之后,中国社会进一步殖民化了,山河破碎,民不聊生。和所有爱国者一样,徐特立忧心忡忡,决心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1905年,他进入同盟会员周     

论范仲淹的佛禅思想及其人格精神

范仲淹的一生志在致君尧舜。《岳阳楼记》中他“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思想俨然带有佛家的意味。融合儒释思想的范仲淹为后来的士人树立了“宠辱不惊”的独立人格典范。他的一生都在追求和践行大乘菩萨道“悲心宏愿”的最高境界,为世人诠释了“有无之境”的完美统一。     

泥土的芬芳 璞玉的光泽——论苗得雨的诗歌艺术

世间的巧事何其多。著名诗人苗得雨的创作道路就象他的名字一样巧妙、自然,又那么耐人寻味。他是扎根在沂蒙山区的土地里的一棵幼苗,得到了共产党的阳光雨露的沐浴滋润。他说:“党把我拉得很紧,对我象亲生孩子一样关心,她时常在给我助劲,给我增长眼光。”(《庄稼歌·我怎样学习写作的》)三十多年来,他写了数以千计的诗篇,出版了十几个诗集。现在,苗得雨已经由一个“孩子诗人”变成了诗国中的明星。他的诗歌之树是从农村的生活土壤里成长起来的质朴,茁壮,散发着泥土的芬芳,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     

对周敦颐“圣人”人格的心理学思考

在对精神世界的探索中,一个永恒而令人困惑的问题就是: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古今中外,一代又一代的思想家为之苦苦思索。在中国哲学史上,宋明理学的开创人之一周敦颐,就是这样一位思考人生问题的思想家。周敦颐一生的著述不多,但他的两篇简短论文《太极图说》和《通书》,却几乎包容了他全部的人生哲学。其中,关于“圣人”人格的论述,蕴含着极为丰富和精深的人格心理学见解。     

丹青不知老将至

6年前,当我来到人世刚满55周年时,有一位爱好书法的晚辈,便书赠我两张条幅,其中一幅是杜甫的两句诗:“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我知道此诗是杜甫题赠“曹将军霸”的。曹霸一生酷爱绘画,视富贵如浮云。我不会“丹青”,又从来没有“富贵”过,大概只有“不知老将至”能与自己“对号”。这倒提醒了我:“黄昏”既已至,那就“迟暮惜光辉”,绝不可虚度余年。 记得杜牧的《汴河阻冻》里有这么两句:“浮生却似冰底水,日夜东流人不知。”我就是忘了岁月流失,不知自己已老之人。去年,当组织上通知我办“退休手续”时,我还觉得自己很“年轻”,像做梦一样便“居闲”了。     

闻一多早期的文化心态

1921年6月,闻一多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一文里说: 我想温飞卿、李义山这派人底思想根本上已经受毒了,所以他所见所闻的无往而非“章台舞絮,陌巷飞花”,这便是俗语讲的“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这种诗家究竟是时代底畸形的产物。有人说义山底作品是“美人香草”之遗音,未免污辱屈原的人格罢。     

金庸错了

金庸小说，我最爱《倚天屠龙记》。少时家里有部宝文堂翻印本，翻来覆去读了十数遍不止，纸页破碎，几欲翩翩而作蝴蝶。1994年三联正式出版金庸作品集前，宝文堂翻印的《倚天》、《天龙》、《鹿鼎》纸墨手感都属上乘，几能以假乱真，是一代人的温馨回忆。金庸笔下的众多主人公，我最喜欢张无忌。金庸自己在《倚天》后记中说自己喜欢杨过、萧峰、令狐冲，至于张无忌，他在指出其人格缺点后声称，“他可以作我们的朋友。”     

论冯雪峰的文艺批评思想

二十年代后半期,“湖畔诗人”冯雪峰文学创作方面的兴趣逐渐转向文艺理论。一九二六年他译著了《新俄文学的曙光期》,从《译者序》中可以看出,冯雪峰的文艺思想开始倾向无产阶级立场,这正是他文艺批评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在此后的文艺运动中,冯雪峰致力于中国无产阶级文艺的建设,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理论批评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创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靖难之役”前的燕王朱棣

明成祖朱棣生于1360年(元至正二十年,宋龙凤六年),死于1424年(明永乐二十二年)。他十一岁封燕王,二十二岁就藩北平,至建文元年(1399年)发起“靖难之役”时,已经四十多岁。尽管他一生的主要活动是在“靖难之役”及即位后的二十二年之中,但是以前的这四十年,不仅占了朱棣一生的大半时间,而且与他发起“靖难之役”及即位后的许多措施,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这一点过去却往往为人们所忽视,加上朱棣夺位后,对这段历史颇多忌讳,特意改窜《明太祖实录》,至使史实湮没,面目多非。我们从一些有关资料中搜集综合,分析他在这一段时间里的活动概况,这对于进一步研究朱棣是有帮助的。     

重论《棋王》的价值立场

阿城的《棋王》是新时期小说中的经典作品,在现代语境中对道家理想人格的塑造是小说的核心取向。棋王王一生从“吃”与“棋”两方面体现着无为超脱的生命之道,但是他的价值立场又是不稳固的,对现实之恶的纵容与主体精神的空虚终究会使其自我瓦解。     

名人与书的那些故事

刚刚出版的文化老人吴藕汀《药窗诗话》大可消暑。老人一生远离世事，将自己隐于书海，藏之笔端。先生去世前，许宏泉去嘉兴看他，见老人身边还堆放着《袁氏当国》等新书数卷。老人曾对秀州书局的范笑我说：“我死后，你们有了好书，帮我留着，放在我的书架上。”     

陆九渊"六经注我"的生命实践诠释学

陆九渊提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又说:“学苟知道,六经皆我注脚。”在他看来,六经乃圣人的“写心之书”。圣人之心与我之本心不异,如能照自己的本心天德去做,便是真能发挥六经者。堂堂正正地做人,是人生第一等的学问。因此人应致力于道德实践,成就完美人格。果能如此,六经便成为自己的注脚。陆九渊无一部经学注疏之作,他以生命实践为经典诠释的形式,相比之下,儒者注经成了等而次之的学问了。     

《忽必烈汗》与《梦天》——兼《谈艺录》论李贺读后初感

浪漫主义诗人皆重“感情”而恶古典主义倡导的“理性”限制。英国的华兹华斯(1770——1852),在1800年《抒情歌谣集》再版时,增加了一个被人誉为英诗浪漫主义宣言的“序文”,其中就说,“一切好诗皆强烈感情之自然流露”。感情的自由抒发,依仗想象力的驰骋,这是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共同特点。与华兹华斯同属“湖畔派”的柯勒律治(1772——1834),作诗和论诗都是如此。他在自己的《文学传记》里说:“诗才以良知为躯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