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视角看"十七年"小说的大众接受

媒介、受众和效果分析是传播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由这一视角来看,报刊、普通受众与作家的关系,折射的是文学的存在方式和更广泛的社会关系.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舆论环境中,编辑部在报刊的定位、宗旨、方针等方面,必须考虑普通读者的兴趣和需求,进而选择"大众化"的稿件.特定时代的文学体制和社会语境,把文本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融为了一个整体,他们彼此的文化心态、精神欲求和社会想象,都有着某种相似性.     

从流行走向"经典":大众文本形态分析

现代工业社会的大众文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经典文本,而是一种融合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特点的新的文本形态.由于得到了一个社会从权力机构、知识阶层到普通平民等各界的认可,大众文本正不断地被"经典化",也越来越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显示出大众文本的繁荣.     

现代社会的"恶"与现代人的"不思想"——阿伦特伦理思想研究之一

阿伦特指出了"恶的平庸性"与西方道德思想传统的冲撞,揭示了这一传统回避人类恶的困境。他通过对艾希曼这个典型的分析,指出现代社会的"恶"与现代人"不思想"的直接联系,因为艾希曼最重要的特征不是愚蠢、邪恶或者施虐本性,而是"不能思想"。"不能思想"导致了一个普通的人犯下了骇人听闻的滔天大罪。如此思想便是使人不作恶的条件,思想的破坏性会对判断能力产生解放的效应。判断能够实现思想并使思想在表象世界中彰显。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难得糊涂"思想

"难得糊涂"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生存方式.其所标的的核心内涵,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糊里糊涂,也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忍让与避就,而应该是一种对自然、社会与人生的积极的思索与进取,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一种痛苦与彷徨、无奈与感伤;从哲学意义上看,其所标的的核心内涵,又应该是一种对人的生命存在状态的深刻理解与认同.封建社会后期,"难得糊涂"思想所体现的,则是一种封建社会及文化对人性的压抑性.在广泛流行的过程中,"难得糊涂"思想的核心内涵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其积极进取的思想成分逐步丧失,而其消极、退让意义上的思想成分却得到了强化."难得糊涂"思想的产生,乃中国文化发展之必然,而它的变异及广泛流行,则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悲剧,这一悲剧的产生,肇始于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封建社会及文化的压抑性,以及封建专制王权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恣意践踏与摧残.     

走出"消释"困境:对后现代主义"消释观"的批判

当今西方社会虽然已经现代化,但这种现代化与启蒙思想家所宣扬的美好社会相去甚远,社会外表的繁华不能掩盖自身存在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科学理性并不能实现其早期对人的承诺,现代性问题使人对现实产生怀疑,人们对现代社会和现代观念产生了厌倦和否定的情绪.后现代主义(尤其是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试图通过对"哲学"、"人"和"真理"的消释来回应现代性问题,其结果必将滑入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泥沼.     

先秦"正名"学说与礼仪称谓的意义生成

命名是万物意义的显现,是人和世界的出场.由普通名称进入到礼仪称谓,并不是一般意义上语辞的修饰和转换,而是人文精神的觉醒、哲学思想的突破和文化秩序的构建,礼仪称谓具有特别意义.先秦诸子时代的名、实大辩论和儒家的"正名"学说,是对前诸子时代制名实践的理论探索与总结,礼仪称谓意义的生成与扩展显示出这一理论成果的重大影响.从语辞角度而言,礼仪称谓是语言艺术,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具有文学语言的示范意义和理论意义.     

公民意识与社会领域内"合法性"的建构

从社会领域的角度来看,"合法性"问题指代的是社会制度、规范与秩序本身的正当性及其社会认同程度,其基本范畴包含五个层面的内容;公民意识的培育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现代意识形态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来看,公民意识的增强对其社会领域内诸多"合法性"的建构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为其提供思想基础与民主实践的动力.     

试析"社会矛盾簇"

本文首次提出"社会矛盾簇"概念,并用于我国社会矛盾的分析与研究。为对此新概念确定一个定义,界定其内涵与外延,以及基于此概念衍生出的社会矛盾簇分类及社会矛盾的分析思路等进行剖析。本文认为,社会矛盾簇具有集聚性、相关性、相似性与根源性四个特性,基于此概念可以将社会矛盾簇分为:参与簇与对象簇两大类别,并对每一个社会矛盾簇进行细分,然后建立了社会矛盾的社会矛盾簇分析框架。     

"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理论轨迹述评

在"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研究视野中,区分社会问题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定义"是其重要的理论基石,对价值观的强调则成为其突出的本质特征,而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也以其独特的分析路径实现了二者的联接,这些思想在理查德·富勒和理查德·迈尔斯不同时期的研究成果中都得到了充分的阐述."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的提出可以看作是他们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合乎逻辑的必然结果.     

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公共性"整合

米尔斯将社会问题界定为"公众论题"而非"个人困扰"的观点已经被社会学界广泛接受,它也是社会问题"公共性"的重要根据,而公共政策的"公共性"则表现为其突出的"群体抗争"和"团体诉求"的特点。"社会问题自然史观"研究了社会问题从产生、发展到解决的过程,它将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并在"公共性"的共同本质下实现了二者的联接和整合。     

"虚假意识"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精髓

通过释析一名西方普通学者视角中的"虚假意识"概念,文章试图对意识形态与"虚假意识"概念进行再解读,揭示"虚假意识"概念的历史唯物主义精髓.     

离"家"出走的道家政治哲学

从"家"这一视角来看,道家是离"家"出走的学派,道家政治哲学是离"家"出走的政治哲学.道家离"家"出走与"社会下降运动"有关,也与"家"中之累有直接关系.因此,道家政治哲学是隐居以求其志的自然主义和自治主义的政治哲学,他们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也是根据"家"外社会进行的.     

曾布"奸臣论"辨析——立足于北宋中后期党争的考察

曾布生活在北宋新旧党争最激烈的时期,其一生荣辱与北宋新旧党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反映出强烈的时代特征.元代史官将曾布与蔡京之流同入<宋史·奸臣传>,后人对此存在争议.如果脱离党争的成见,用专制社会普通官僚的标准对曾布进行评价,则曾布有才干,德行亦不至于如<宋史>所言的那样不堪,虽有弄权行为,但还不至于达到祸国殃民的程度,象他这样的官僚在中国历史上何止千万.在此事实面前,所谓的"曾布奸臣论"当不攻自破.     

网络分析:对"关系"的分析到"关系"分析

中国的"人际关系"在中国社会变化过程中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现有研究存在不足,而"关系/网络分析"(guanxi/network analysis)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和理论,它独特的视角与方法可以中国现实分析提供一种崭新的认识.本文将以一些网络分析的研究成果为例来说明其特征与优势,并认为它的研究视角与契合中国人的社会心理特征与行为特征.     

"民族主义"与"大陆主义"——论加拿大传播技术思想的两种取向

加拿大特定的国家历史致使传播技术的发展与其国家政治历程、社会文化的演变互相交织,"技术主义"这一独特的加拿大思想传统呈现出技术"民族主义"与技术"大陆主义"两种取向,二者分别对传播技术持批判与肯定态度,对于传播技术与社会进步、与国家身份确立、与文化认同等系列问题,均做出了迥异的回答.     

"革命",非"革命家"--论林语堂的知识分子立场

林语堂与"革命"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他所坚守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以及他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理解.林语堂从"语丝"时期激进的社会批判转化为"论语"时期社会批评和文化建设并重,其态度的变化标志着评判知识分子价值体系的重建,他在原有的道德-政治尺度之外,又增加了文化的尺度,社会角色也由单一变为双重.在这双重角色中,林语堂更看重知识分子的思想文化创造功能.     

埃尔斯特"现实矛盾"思想解析

埃尔斯特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逻辑与社会>和<理解马克思>等著作中对"矛盾"范畴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现实矛盾"概念,并探讨了其与"逻辑矛盾"的关联.我们认为,埃尔斯特关于"现实矛盾"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他所说的社会矛盾是客观存在的辩证矛盾的一种特殊形态,为分析现实矛盾提供了重要模型.     

从"命名识物"到"辨物劾物"——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观念

中国古代博物学强调"物"的善恶祯祥,认为"物"皆有吉凶妖祥之性,人只有知其名、识其形、明其性才能趋利避害.因此,围绕着"物"以及人与"物"关系的整体认知,一系列"名物""辨物""劾物"等知识技术逐渐形成,并构成早期方技数术的重要基础.这些知识技术和思想信仰进一步维系着人们的生存信心与生活秩序,并为逐步构建的伦理社会、礼仪社会带来心理凭借.     

马克思"实践哲学"视域中的"平等"问题

以往国内学界对马克思"实践哲学"思想的理解中,比较多地关注其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把马克思的思想变革阐释为一种"实证科学"意义上的社会发展理论.这一理解方式严重遮蔽了马克思"实践哲学"的道德内涵.我们认为,只有从伦理和正义视角,才能把握马克思批判现实社会、构想未来社会形态的真实思想旨趣.也因此,马克思"实践哲学"包含有丰富的"政治"意蕴.本文通过重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平等"思想,呈现其"实践哲学"的思想实质.     

对中国模式的挑战:"纵向民主"与中产阶层发育问题

当前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挑战了世界历史发展的经验,而且引起全球的极大关注.然而中国模式也面临着问题与挑战,尚待成熟.其关键在于如何使纵向民主与现代社会中坚力量--中产阶层的发育、发展相互适应、相辅相成.当下中国中产阶层发展已出现"亚健康"状况,高校问题丛生、中介组织腐败日益严重、"体制内阶层"腐败泛滥等,已成为社会秩序"亚稳定"的动因.同时,中产阶层作为社会舞台中矛盾与冲突的主角,如果没有执政党与政府正确的引导、扶持与培育,没有健全的制度生态环境,其社会功能将呈现负面作用.为此,执政党与政府必须采用"制度优先"模式,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积极扶持社会团体与组织,发挥其作用;建设制度化渠道,促进中产阶层政治参与以及构建"一元主导,多元共生"的社会价值观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