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氏春秋》及其历史作用

<正> 《吕氏春秋》是怎样一部书?它在我国哲学思想史上占何等历史地位?古今学者历来评价不一。从历史记载看,《吕氏春秋》也曾有过黄金时代。司马迁在其著名的《报任安书》中,曾把它与《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相提并论。但是后来,特别在班汉把它列入杂家著作之后,它的身价大跌,几乎到了隐迹的地步。究其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该书系秦相吕不韦招集门客所撰写,而吕不韦在封建统治者的眼里则是一位名声不高的人物。其人名声不高,其书也就受影响。二是《吕氏春秋》被列入杂家,而杂家在     

《吕氏春秋》与墨学

《吕氏春秋》与墨学修建军《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秦相吕不韦主持编写的一部“杂家”著作。清人卢文曾经认为：“《吕氏春秋》一书，大约宗墨氏之学，而缘饰以儒术。”他的根据是，“其《重己》、《重生》、《节丧》、《安死》、《尊师》、《下贤》，皆墨道也，然君子犹有...     

《吕氏春秋》历史观析论

《吕氏春秋》一书,为战国末年秦相国吕不韦延揽士人“集论”而成。从该书撰述旨趣而论,属“《春秋》家言”。它是要通过“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从中把握和揭示天人共通的历史运动法则,总结历史治乱兴衰和政治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吕氏春秋》所体现的历史观点是糟粕与精华并存,对后世政治历史和思想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人法天地的天人合一论《吕氏春秋》观照和诠释历史,是从探寻天人关系入手的。在《有始》篇中,作者依据当时人的天文地理知识,对天地进行了一番描述:“天有九野”,即有九个星域,分别为钧天(中央)、苍天(东方)、变天(东…     

《吕氏春秋》的思想主旨是“王治”

《吕氏春秋》一书 ,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为杂家著作。但许多学者却认为杂家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主导思想。其实 ,杂家就是杂家 ,“王治”是《吕氏春秋》的学派宗旨 ,取各家之善、形成一个新的统治理论模式就是其理论体系。不应用另外一个学派的思想来解释《吕氏春秋》。     

论吕不韦——驳罗思鼎《评<吕氏春秋>》等文的奇谈怪论

吕不韦是什么人?是封建官僚大地主还是“大奴隶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研究的问题。“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罗思鼎,只是凭着司马迁《史记》一书中关于吕不韦有“家僮万人”和“徙卫于野王”的记载,就武断地把他定为“大奴隶主”。(《评<吕氏春秋>》)这完全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属性,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看它“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列宁:《伟大的创举》)如何来决     

《吕氏春秋》释名

一《吕氏春秋》及其篇次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又《吕不韦传》:“吕不韦以秦之     

从《呂氏春秋》到《淮南子》——论秦汉之际的新道家

<正> 一不是杂家是新道家《汉书·艺文志》把《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两部书列为“杂家”是很不恰当的。首先,“杂家”这个名称就不太恰当,既“杂”何以成一家之学呢?这是早已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其次,从诸子百家的发展来看,“杂家”之名也不确切。本来,从春秋到战国的所谓诸子百家,开始一个人就是一家,正如《墨子·尚同下》所曾说过的:“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逮至人之众不可胜计也,则其所谓义者亦不可胜计”,因而“国之为家数也甚多”。《庄子·天下篇》根据相同的理解,因为“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所以有“百家之学”的说法。《荀子·非十二子篇》列举六种邪说,非难了十二个人,     

论《淮南子》对《吕氏春秋》推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宋高似孙认为《淮南子》一书“殆出于”《吕氏春秋》(见《吕氏春秋·附考》),此说虽有夸大之嫌,却道出了两书之间的承继关系。两书的共同点之一是对推类理论都有研究,那么《吕氏春秋》的推类理论具体内容是什么?《淮南子》的推类理论又包括哪些内容?在此问题上,后于《吕氏春秋》百年有余的《淮南子》继承了《吕氏春秋》哪些东西?又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吕氏春秋》的推类理论?本文拟就上述问题作一考察。     

《吕氏春秋》的认识论思想

秦相吕不韦主持编写的《吕氏春秋》,是一部体系严整、内容丰富、哲学思想深刻的重要著作。在认识论方面,它主张“去宥”、“疾学”,注重主体修养,认为认识是个由“观表”到“熟论”的深化过程,强调“审名实”,“察传言”,别“疑似”,对如何判断是非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见解。     

《吕氏春秋》的大一统宇宙系统论

《吕氏春秋》的大一统宇宙系统论李祥俊公元前２４１年,在秦相吕不韦的主持下,由他的众多门客集体编撰了一部《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朝统一中国的前夕,编撰目的就是“将欲为一代兴王之典礼也”,即自觉地顺应政治统一的时代潮流,为即将到来的大一统国家...     

《吕氏春秋》“王治”思想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

针对春秋战国"礼崩乐坏"、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诸子各家都曾把"王道"思想作为经世的根本道理。秦商鞅变法后国富兵强和兼收并蓄的历史现实改变了六国士人的文化偏见,同时吕不韦把握了由霸而王的历史转折并集众编书,从而形成了《吕氏春秋》的"王治"思想。秦始皇虽然没能像吕不韦希望的那样把《吕氏春秋》的"王治"主张付诸实践,但把其中的圣王说、五德终始说和现实政治运作结合起来,从而深深影响了秦朝的历史命运。     

《吕氏春秋》天文史料与《史记·天官书》比较探析

战国末期吕不韦集合门人所成的《吕氏春秋》作为先秦杂家的代表著作而保存了大量史料,作为重要内容之一的天文史料无疑在其中扮演了非凡角色且对后世产生了相当影响。此外,同样相关内容亦集中反映于中国上古天文史料之集大成者《史记·天官书》中。两者相较不仅对探究上古中国天文学史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而且对后人解读与爬梳早期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大有裨益。     

论《吕氏春秋》农学思想与《周易》及《老子》

《吕氏春秋》倡导重农的政策思想主要是对《老子》“圣人之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体现在：“朴”的政治哲学,“不尚贤”的政治主张和老子“小国寡民”的政治情怀。《老子》与《吕氏春秋》之间有两条主轴贯穿始终：一是以老子政治哲学为主的道家“无为”思想,《吕氏春秋》将其浸透在重农政策中;二是《周易》、《老子》思维方式在《吕氏春秋》中的体现,具体表现在《吕氏春秋》的言说方式和言说内容具有正反相合、注重“天地人”三者融通与和谐的整体性思维特点。而《周易》、《老子》的流传与演变,为《吕氏春秋》的思想内容、思维方式和言说特点提供了方便之门。     

秦汉时期杂家作品对“九州说”的改造

《尚书》首倡的九州说影响深远.先秦时期的“九州说”所涉范围限于中土,理念性较弱、中心观念不突出;而两汉时期的九州说所涉范围扩展至海外,理念性更强、中心观念更加明了.前后差异明显、演进痕迹清晰.在这一演进过程中,作为秦汉时期杂家作品的《吕氏春秋》和《淮南子》有着关键的改造与引领之功,表现出“杂家”独有的理念性和处理方式.     

重评《吕氏春秋》

对《吕氏春秋》这部书,汉代高诱曾说“大出诸子之右”。但是近代以来,不少人认为它仅仅保存了一些哲学史的资料,从思想方面看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地方,冯友兰就是这种看法的代表。在“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时,《吕氏春秋》和吕不韦,更被罗思鼎等人强加以种种政治罪名:什么美化分封、反对统一,攻击法家、反对改革,等     

不抑富商大贾 力主自由放任──《吕氏春秋》的商业观

《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八年，是秦相国吕不韦招集其门客编纂而成的。吕不韦（？－前２３５），战国末阳翟地区大商人，《战国策》记载为濮阳人，家累千金，当时秦国正是昭襄王当政，吕不韦以非凡的商业眼光，进行政治投机，千方百计营谋，使在赵国做人质的子楚返回秦国，并最终登上了秦国的王位，即秦庄襄王。他聘吕不韦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子楚也只执政三年，死后十三岁的太子政为王，即后来的秦始皇。他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当初，吕不韦在邯郸独具慧眼相中的“奇货”，果然给他带来了丰厚的名利双收，这个…     

《吕氏春秋》的政治伦理思想

《吕氏春秋》是公元前240年秦相吕不韦与其宾客集体所著书。为给秦王朝提供治国平天下的方略,吕不韦等集腋成裘,采先秦百家之长,建立了自己的一套以儒学为主的完整的政治、伦理思想系统。它是古人在面临新时代曙光时,以取长补短的文化综合主义,所建立新文化的第一个较成功的尝试。故研究《吕氏春秋》的政治、伦理思想对我们今天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实行文化的综合创新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会有启发和借鉴作用。     

嫪毐姓什么?

嫪lao(?)ai,今人读为涝矮。钱大昕引《史记·正义》“音纪虬反”又引《汉书·南越传》“婴齐取邯郸摎氏女”,《史记索引》“音纪虬反”。摎姓出邯郸,古摎嫪通用?萸纤祴??)应读jiuai(鸠矮)。今天认为嫪lao 是姓。是姓,就得有同姓的人,可是谁能找出第二个姓嫪的人呢?吕不韦和赵姬固然是邯郸人,而嫪(?)是吕不韦在秦时物色来的,怎么证明他是邯郸人     

试论《吕氏春秋》的修辞观

《吕氏春秋》是秦相吕不韦（？～前235）与其门人共同完成的一部著作。全书杂陈各大流派的学说思想而又自成体系,这一特点也体现在修辞学研究方面。《吕氏春秋》的修辞观以儒、墨、道、法为主,也吸收了先秦其他学术流派的思想。其修辞学思想来源于社会,受到社会的制约,又反作用于社会。     

《应同》篇与邹衍、后期墨家新论——兼论战国后期学术之演进问题

《吕氏春秋.应同》篇通常被今人视为引自邹衍五德终始思想的断片,这种流行已久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应同》篇本意。从《应同》篇与邹衍、墨家之思想比较看《,应同》篇的五德终始学说可能是后期墨家根据吕不韦需要所改造的结果,讲五德终始的在战国后期也不止邹衍一家。这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五德终始说在战国后期发展的多向性问题以及后期墨家的思想发展性问题做出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