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掉祖国”：伪满国史教科书研究

伪满国史教科书是为了配合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而建构出来的一套叙事,强调伪满有三千年独立史,“日满一体”,丑化中国,将伪满虚幻成“王道乐土”,这是日本政学两界共谋的产物。伪满国史最初是为了对抗中国史而存在,其使命是暂时的,日本最终目的是以日本史扩张为伪满历史教育的中心,令伪满国史形同虚设,借此规训东北中小学生形成日本认同意识,而不是为了达成伪满国家认同。伪满国史论述不仅改造东北青年的历史认识,而且对后世影响相当深远。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

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中国史占绝对多数。回顾东洋史研究,是按王朝和地域确定研究范围;文学的两大中心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有着不同的治学风格;对中国各时代的研究都有代表性的学者涌现。最近证实个别问题的研究较多,题目多种;人们关注新发掘的资料;中日历史学界考察、交流情况越来越多。日本除了在大学增设东洋史专业教育外,还拥有专门的研究机构,刊载东洋史的学术刊物陆续涌现。     

“吉林大学日本侵华史研究中心”成立

正2014年初,吉林省档案馆首次发掘整理并对外公布了一批日本侵华时期遗留下来的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731细菌战"等战争罪行的历史档案,引起中外各界的强烈反响。这批档案的发掘整理和公布,对进一步做好日本侵华历史资料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吉林大学在日本侵华史研究、中日关系史研究方面拥有雄厚的专业力量和丰富的档案文献,有一批优秀的日本问题     

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有一个特殊现象,即在西方学界思想史研究渐渐衰落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却仍然充满活力,这是由于中国的特殊背景使然,它也呈现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的趋向。回顾这些年来有关中国思想史研究的种种争论,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什么才是"中国的"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的"或者"欧洲的"思想史?这一问题不仅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思想与历史的差异,涉及到各个文化区域的政治、宗教、社会环境的差异,更涉及到的是,如果试图确立思想史研究的"中国性",必须思考这一思想史研究能否在历史讨论中保持对中国现实的针对性,能否在对传统观念的梳理中回应当下中国的思想问题。     

“历史”的荧屏书写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有人伦品目焉”。由此可见,在中国的主流观念中,历史一直有着崇高甚至近于神圣的位置。“春秋笔法”也是中国文人在政治高压下指陈时弊的惯常手法,因此历代统治者对历史的写法也就极其敏感。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历史悠久丰富,充满惊心动魄的故事,因此连村夫野老闲下来都喜欢谈古论今,种种稗官野史又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传统戏剧很少与现实生活有关,几乎都是“历史剧”,所以老老少少对历史又都有着浓厚的兴趣,“历史”成为重要的休闲物。显然,“历史”在中国向有“精英…     

满铁对满鲜历史地理 “调查”及实质

日俄战争后,日本对华殖民政策进入新阶段。这种殖民政策核心是通过满铁为支点,攫取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情报,控制交通,掠夺资源,以此达到对华殖民统治目的。满铁第一任总裁后藤新平的文装武备论是该殖民政策研究的肇源和基础。在此殖民思想指导下,满铁成立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对以中国东北地方史为中心的满鲜历史地理进行调查和研究。本文根据日文原始档案资料,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考察其调查内容,揭示满铁进行满鲜历史地理调查的真实本质。     

从“诠释”走向“激活”

丰子义指出,论从史出,马哲史的文本研究始终是“论”的研究的一项基础性工作;但马哲史研究不能是呆板的诠释学,必须以论带史,以问题方式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强化“论”的点击以激活马哲史的研究。杨学功强调,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必须走出趋史避论的“客观历史编纂学”的误区,只有史论结合,双向互动,互相促进,才能走出马哲史研究的困境与低谷。聂锦芳结合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创作史的具体分析,指出马克思在理论与理论史的关系问题上最具有自觉意识,而这正是今天的“历史阐释学”需要进一步关注的话题。仰海峰通过揭示克罗齐的“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命题的方法论意义,认为在马克思文献的现代阅读中,马克思的文献是需要重新激活的对象,而这种激活与当代的历史与思想情景有着无法割舍的关系。     

中国当代抗战口述史学的发展和研究内容

文章首先对中国内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抗战口述史研究发展的表征进行了分析;其次,对这一时期抗战口述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即日本的侵华暴行、中国军民的抗战、抗战历史人物和抗战时期的教育等方面的口述史研究开展的情况及其成果作了概括和分析。     

“地方政治史”研究杂想

这里所记只是思维的碎片。王毓铨先生认为：“不论搞经济史或其它什么史,政治史总是研究历史的主干和基础,研究其它史不能没有政治史的基础知识。”深有同感。何况研究中国历史,政治史有特殊的重要性。     

日本“中国明清史研究”新特点: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

20世纪中期 ,西方年鉴学派传入日本 ,引发了史学观念和方法论的大变革 ,日本的中国明清史研究由此取得了显著成果 ,地域社会论随之正式登场。本文尝试探讨地域社会论与年鉴学派的相关性 ,以期把握日本明清史研究的新趋势     

从东亚学视域看日本的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

历史上涉及东亚的倭寇事件,既是倭寇对中国和朝鲜的掠夺行径,也构成东亚古代海洋史、战争史、经贸史的重要环节,进入20世纪后更是成为东亚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并进一步延伸到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领域,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较大规模的倭寇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鉴于倭寇事件的东亚区域性质,打破国别研究的局限,站在东亚学（东亚区域研究）乃至东方学研究的立场上对日本倭寇史研究及倭寇文学加以剖析,并与中国的倭寇研究及倭寇题材的文学进行比较,就可以看出东亚区域意识与日本民族主义两种倾向构成了日本倭寇史研究与倭寇文学的一对矛盾体,反映出当代日本普遍的民族文化心理。     

明治维新与中华民族的觉醒——近代中国人“明治维新观”的考察

对历史的认识往往反映民族觉醒的程度并反射到现实。在近代中国,对明治维新的认识清楚地反映了中华民族觉醒的历程。一、可贵的历史洞察力——洪冯的反应若把“尊王攘夷”和“幕末改革”看作明治维新的前奏,则中国最早注意日本这一动向者,据小岛晋治氏等所编《中国人的日本观100年史》,应为太平天国领导人洪仁玕。185     

自我规训的“中国政治思想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作为一门在中西思想-学术交汇之际出现的新兴学科,是需要经过规训来获得学术尊严的.它的学科自我规训有四个基本维度:国别辨析、学名定位、历史归类及理论尊严.这样的规训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在模仿“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基础上,开拓出“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空间;二是在挣脱范式约束之后,“在中国的”政治思想史被扭转为“中国的”政治思想史;三是凸显中西“政治思想史”之间的共性和个性.然而,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其中包括过分强调国家价值或地域范围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仍无法成为具有世界性意涵的现代学科;历史还原主义与反历史主义的阐释冲动,一直是妨碍“中国政治思想史”在自我规训中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当在恪守普世价值的前提下,重新奠立这一学科的规范理论根柢,使“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中国人建立起理解人类共同政治生活的理论纲领.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既是全球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中外文化交流史学科发展的内在理路。在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基础上引入新的理论方法,从长时段、大范围考察多文明互动的历史格局,通过超越狭隘的"中国中心观"考察多文明互动过程,以及互动双方或多方"中心-边缘"观念的变化,有意识的摒弃"中心"意识和"我者"意识,以一种"鸟瞰者"的姿态观察"我者"和"他者"在多文明互动中的历史,重视"他者"在"我者"历史发展中的作用。通过宏大叙事与微观考察的结合,依托中外文化交流史差异化的微观历史个体,来折射宏大历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中的"全球史"转向对以往许多问题可以作出重新阐释,从而进一步拓展对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理解和认识。     

“南陈北李”的留学日本经历及其影响

陈独秀属于近代中国第一代日本留学生,并通过1901年到1915年间先后四次的日本留学,完成了由"康党"到革命党的转变。陈独秀在回国后无论是发动新文化运动还是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等活动,都与他的留学日本经历密切相关。李大钊从1913年到1916年间实际只有一个完整学年的早稻田大学留学生涯,但却对他接受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此后历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留学日本经历,可以说是"南陈北李"日后成为共产主义者乃至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建者的一个重要历史起点。从东亚近代历史相互关联与互动的视角来关注这一问题,将有助于有关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与提升。     

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正> 佛教于两汉之际从印度逐渐传入中国内地,经过五个多世纪的传播与发展,于6世纪初经朝鲜传入日本。中国佛教的主要宗派——法相唯识、华严、律、天台、密、禅、净土相继传入日本。在日本经过六、七个世纪的传播与发展,大约在13世纪以后,佛教与日本的民族信仰和习惯相结合,形成了一些民族化的日本佛教宗派——净土真宗、日莲宗。历史上,日本曾向中国派遣了大量的“学问僧”,也有不少中国名僧去日本。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史上,佛教占有重要的地位。佛教曾对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发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研究佛教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的历史,对于研究日本思想史与中日文化交流史都有重要的意义。     

东北“易帜”探析

东北“易帜”作为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指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东三省由悬挂五色旗改为悬挂青天白日旗。它是中国现代史、中外关系史上的重要事件。一、东北"易帜"的历史背景（一）日本"满蒙"政策及日与英美在东北的较量。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走上了扩张军备和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确定了一项对中国、朝鲜等邻近国家进行侵略扩张的政策,即后来所说的大陆政策。它把侵略扩张的矛头首先是对准与最邻近的朝鲜和中国东北,其中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原因在于东北地区不仅是日本涉足最早、下赌注最大…     

蒋廷黻与“清华历史学派”

"清华历史学派"是清华大学历史学科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相似研究理念与研究方法的学者群体,其主要特征是:"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考据与综合并重"。在"清华历史学派"建构与发展的关键阶段中,蒋廷黻在立言著述和治系行政两个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清华历史学派"和蒋廷黻之间的良性互动,缘起于诸多深层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接续传承"清华历史学派"的学术精神,对于当前中国史学的发展,具有一定借鉴及参考价值。     

试论中国当代文学“史性”研究的生成与发展

中国当代文学的“史”的研究,不是与其“即时批评”的发生结伴而行的产物,而是中国当代文学在被“学科化”的进程中逐步完成了其“历史形态”的塑形.。半个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史”的研究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第二阶段;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可视为第三阶段;80年代末至今属于第四阶段。在每一个阶段里,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时段划分、经典指认、现象选择、历史叙述等方面,不仅与时代的修辞语境关系密切,而且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复杂变化的典型“镜像”。     

“重绘中古史的可能性”:《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暨第十二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纪要

<正>2019年8月23日至25日,由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主办,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协办的"《文史哲》青年学者工作坊暨第十二届中国中古史青年学者联谊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日本、美国等地20余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近40位青年学者,参与了本次会议的发表和评议,并共同就中国中古史研究的成就、趋势和瓶颈等话题展开讨论。此次工作坊得到了校内外广大师生的积极参与和澎湃新闻等媒体的全程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