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澍发现西夏碑相关问题的再探讨

张澍发现了西夏碑,但其《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序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载互异。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由于《书西夏天祜民安碑后》一文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离他发现西夏碑的时间仅相隔六年,故其时他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得非常清楚,而《偕同游至清应寺观西夏碑》诗及《诗序》并非作于嘉庆十五年,而是作于他晚年编辑《养素堂诗集》之时,由于事隔太久,故对发现西夏碑的时间记忆模糊,以致二者对西夏碑发现的时间记载出现了矛盾。张澍发现西夏碑是对西夏学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激起了他对西夏历史和文化探索和研究的热情,对西夏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河湟流域基督教传播与民间信仰的互动

本文对清中后期至民国时期天主教、基督教在河湟流域传播历史进行了梳理,并就河湟流域民间信仰与基督教间的互动情况进行了分析。天主教、基督教在乡村社会传播须植根于民间信仰这一文化土壤,与此同时,依托宗族、村落、部落等民间信仰祭祀圈、信仰圈具有一定自我保护封闭功能,对基督教等外来宗教的传播产生了一定的排斥力。     

信仰、个人信仰与社会信仰的关系

通过对信仰、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之间的关系几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的分析,文章得到一个基本结论:信仰包括个人信仰和社会信仰,尽管个人信仰具有自身独特的个人的信仰体验,但是,从根本上看,个人信仰是在一定社会信仰基础上的个人信仰。信仰问题的实质在于社会信仰问题。     

黑龙江流域土著居民的原始信仰

黑龙江下游广大地区居住的土著居民包括那乃、乌利奇、尼大赫、涅基达尔、乌德盖、奥罗奇、埃文基等民族。他们的传统信仰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那么原始社会的宗教是怎么产生的呢?那时候,原始森林中和海上狩猎、捕鱼、养鹿和采集都保障不了人们稳定的生活。在原始社会中,     

河湟流域道教信仰与多元文化互融研究

河湟地区是青海乃至全国多民族共生、多元文化共融的典型区域。据文献史料,按照中国历史发展纵轴五个节点,耙梳青海河湟地区道教信仰历史脉络,并以微观个案为基点,立足多元文化视角研究河湟地区道教与多元宗教文化互融的表现特征。     

一项河湟藏族民间信仰研究的硕果——《村落·信仰·仪式——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研究》读后

《村落.信仰.仪式——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文化研究》一书,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青海河湟流域藏族民间信仰中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遗俗,以及灵魂观念、占卜术的产生及其类型,巫术及其展演、苯教信仰遗俗等进行了阐述,在藏学研究领域独树一帜,读后让人耳目一新。     

西夏法律与西夏社会——基于《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畜物”条文的观察

了解西夏的法律与社会是我们研究中国十至十三世纪法律与社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从当时的两份文契切入,这两份文契的标的物均涉及"畜物"之内容,它们都应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调整社会生活之产物。该法典中规定了大量的关于"畜物"内容的条款。历史地考察西夏社会及民情,不难得出"畜物"对当时西夏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故"畜物"成为该律令调整的重要对象。因此,大篇幅规定调整"畜物"之西夏法律与西夏社会的基本是一致的。在讨论二者关系的基础上,得出一些有利于我国法制建设的有益思考。     

信仰的缺失与重建

信仰重建是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基础工程,信仰缺失与动摇的根本原因是理论和现实的双重误解,是认识和实践的多维扭曲,是基本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深层错位等三个原因造成的。重建信仰主要抓三项思想建设工程: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共产党的根本宗旨。通过信仰重建,促进党的建设,通过党的建设检验和巩固信仰重建的成果。     

响彻信仰高地的晨钟——从《西藏的战争》综观杨志军的理想主义写作

《西藏的战争》是杨志军理想主义写作的集大成,他从渺茫的历史中探掘到西藏曾经有过的悲壮往事,在遥远有限的史料中省思西藏战争所具有的精神价值,以奇绝的想像力、宽宏的悲悯心、深厚的藏学功力以及在高原藏地上生长出来的自由放达,智慧而形象地描绘了这场战争昭示的西藏真相,从而把他关于藏地书写的全部理想和上下求索的信仰思考引向终极,在真实独特神秘博大的西藏高地,观照遥远的历史战争之于今日世界的现实意义,为理想和平世界的建设提供了独特的神性启示。     

台湾的福州移民与民间信仰

在方兴未艾的闽台文化研究中,作为省城的福州与台湾的历史关联,至今仍论述不多。本文试图从福州人移民台湾、福州地区民间信仰在台湾的传播及其社会功能等方面对福州与台湾的种种关系作一初步的探讨,指出福州历史上虽不曾有过大规模移民台湾的浪潮,但也有各种类型的人员———工匠、幕友、教职、商人、游宦等不断地进入台湾,在台湾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民间信仰,这些民间信仰在台湾的福州移民日常生活中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     

西夏档案机构及管理制度探索

本文利用西夏法律典籍和考古资料探讨了西夏的档案管理机构,证实西夏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比较完善的档案工作机构“库中”;通过分析得出西夏主管档案的官员是“主簿、司吏”,兼有都案和案头等与文书相关的官吏;探讨了西夏的档案管理制度,并对其制度如确保档案完整与安全、专门档案的管理制度、查阅制度、立卷制度、副本制度等特别是立卷制度进行了详细阐述和分析,得出西夏档案立卷制度的内容非常丰富,因此才能为后人保留比较完整的档案资料,成为我们研究西夏的宝贵财富。     

论西夏法典中的拘捕制度

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涉及拘捕的条文有51条之多,对拘捕主体、拘捕运行、拘捕赏罚进行详细规制。拘捕运行遵循效率原则、保护原则。既有对唐宋律拘捕制度的继承,也有因时立法,缘俗而治的特色,是中华法系的组成部分。     

农村宗族势力抬头的原因及控制对策

农村宗族势力抬头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也是农村社会控制系统难于解决的棘手问题。文章分析了农村宗族产生的历史原因和宗族势力抬头的社会基础,说明其落后性及危害性,进一步探讨对农村宗族势力抬头问题的有效控制对策:一、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强化基层组织对农村社会的控制功能;二、加强农村法律建设,维护法律在农村的严肃性;三、搞好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素质,淡化狭隘的小农意识和宗族意识;四、加快农村现代化进程,改变宗族赖以生存的血缘、地缘、利益关系。     

晚清秘密教门与近代社会变迁

晚清秘密教门大多数是从青莲教和八卦教派生出来的，基本上属于罗教系统。步入晚清社会后，由于近代社会变迁，秘密教门的发展出现了相对的停滞。晚清的秘密教门从其宗教色彩、组织结构和与会门的关系来看，应该处于由民间秘密宗教向民间秘密结社的转变期。晚清秘密教门的活动虽然触及到一些时代主题，但从本质上而言是对近代社会的一种反动。     

必须重视宗教和宗教哲学研究

宗教研究在我国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领域,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和世界的一体化进程必定加快,不了解世界各国宗教的最新进展,就不可能了解各国的文化进展,在此背景下,加强宗教和宗教哲学研究是势在必行的。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军婚问题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实行了婚姻制度改革,其中军婚不同于普通婚姻,处理军婚问题时既要考虑到保证前线战士的抗战积极性又要照顾到因丈夫长期不在而产生不安情绪的抗属,若处理不当极易影响边区政权稳定。边区政府为解决军婚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措施并取得了良好效果。这一时期的军婚改革实践推动了边区民主建设进程,为现代军婚的确立和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美国"冷战"政策与日苏领土问题的形成

战后日苏领土问题的形成,与美国"冷战"政策有密切关系。美国因"冷战"政策而转变对《雅尔塔协定》的态度,使苏联获得有关领土的法律依据缺少说服力,同时也给日本收回领土提供了口实;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要求日本放弃有关领土,但又不规定其最终归属对象;美国对日苏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谈判的干涉,表面上支持日本方面主张,实质上阻止日本方面妥协而使领土问题成为遗留问题。美国国际"冷战"政策是造成战后日苏及日俄领土问题形成最重要的外来因素。     

《孙子兵法》的哲学思想与美伊战争

孙子是我国春秋末期三大思想家之一。其所著的《孙子兵法》 ,因为包含了丰富的军事学内容和精辟的哲学思想而影响深远。从《孙子兵法》与美伊战争的相关联系出发 ,运用《孙子兵法》中孙子哲学思想 ,可以分析出《孙子兵法》对美伊战争中交战双方的作用和影响     

先秦兵家和平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先秦兵家和平思想的基本内涵:一是以禁暴除乱和安国保民为战争的终极目的;二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战争获胜的理想结局;三是以“修道保法”和赢得人心为战争获胜的坚实基础;四是高度重视智谋的作用并以之作为克敌制胜的重要手段;五是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常备不懈为和平的可靠保障。先秦兵家和平思想有着久远而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首先,爱好和平、追求和平和维护和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点,中华民族在战争理念上赞成并支持反抗侵略的防御战争而反对向外扩张的侵略战争;其次,批判不义战争、谴责滥杀和破坏是历代贤哲的一致做法。兵家和平思想在今天仍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价值:第一,它为世界人民追求和平、反对不义战争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有力的思想武器;第二,它为我国和平崛起、民族复兴和国家安全提供了可资借鉴的重要理论。     

《共产党人》与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教育

抗战时期党的干部教育是顺应革命形势的发展和干部队伍自身建设的需要而广泛兴起和发展的。《共产党人》是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主办的专门研究党的建设理论和实践的党内刊物,刊登了大量党关于干部教育的决定和指示、研究性论文和干部教育通讯,有力地推进了党的干部教育的政策制定、理论解读和实践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