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藏高原的岩画与本教

本教是佛教进入西藏之前普遍流行于青藏高原的土著宗教。本教,藏语称之为“Bon-po”。艾利亚德(M·Eliade, 1975, pp. 428—440)和内贝斯基(R·Nebesky-Wojkowitz, 1993, pp.633—654)曾明确地将本教归属为萨满教;许多中国学者亦持此说(张云,(?)988)。9世纪以后,尽管佛教取代了本教在藏区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但本教及本教文化仍深深根植于民间。直到今天,许多民间的宗教活动都带有浓郁的本教色彩;即使在藏传佛教中,也有诸多的本教因素。所谓“喇嘛教”就是指西藏地区带有本教色彩的佛教(王尧,1980)。 把岩画与萨满教联系在一起,并下是一种普遍认识,中国情况亦然。不过许多学     

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社会互动的个案研究——《贡本贡本措周——塔尔寺与塔尔寺六族供施关系演变研究》评介

历史上安多藏区寺院林立,现存藏传佛教寺院以清代寺院为主,有格鲁派、宁玛派、噶举派、萨迦派和觉囊派等.寺院类型也较为复杂,有一般性寺院,也有形成区域性政教合一统治的寺院.形成过区域性政教合一统治的藏传佛教寺院与地方信众通常结成牢固的供施关系,在“供”与“施”的交换模式中将社会生活编制在一张无形的权力文化网络中,对所在地区的宗教、文化、政治、经济产生深刻的影响.     

寺院——历史上藏族文化的中心

藏族地区的寺院文化,是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佛教影响的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当15世纪初宗喀巴创立的俗称黄教的格鲁派继藏传佛教各派之后而勃然兴起时,其他教派的寺院、教徒就大都先后归顺于黄教。黄教由于得到当时中央政府和藏区各地封建主的支持,受益于政教合一制度,从而在藏区的统治地位得到了加强与巩固。因此,在这一时期的寺院文     

后弘期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发展有一个雏形、定型、完备、衰亡的过程,就其形成而言,后弘期时西藏政教合一制处于雏形阶段,出现了家族式和教派式两大政教合一制类型。这一时期西藏政教合一制的形成,主要是各割据政权纷立及藏传佛教各教派兴起这两大因素的必然结果。当然,其间也有着吐蕃王朝时期僧人预政制的影响。     

嘉木样二世生平及其在拉卜楞寺的历史作用(下)

建立寺院集团建立寺院集团,从宗教而言,就是扩大教派教义的覆盖面积,形成精神控制网络,从政治意义上讲,则是以本寺为主体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由小到大、从弱变强,逐步促成区域性的政教合一的统治集团。嘉木样一世于拉卜楞寺在位仅十二年,又由于我     

试论固始汗对西藏的统治

一、利用宗派矛盾 公元17世纪上半叶随着西藏地区各教派势力的形成,西藏的政治形势处于一种混乱的割据局面,藏传佛教内部各教派间相互倾轧纷争不已,有些教派得到享有政治权势人士的支持或联合地方实力形成了政教合一形式的特殊体制。另有一些教派由于势力微弱而被其它派系所合并或自身黯然消失。     

人之历史与历史之人——评《我的阿爸多吉巴桑(苏永和)》一书

<正>引言在高山峡谷、四面环山的嘉绒地区,以嘉绒十八土司为主,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文化体系。从作为象雄文明符号的琼鸟信仰,到墨尔朵神山崇拜,从赞普赤松德赞(755-783)时期的毗卢遮那大师流放到嘉绒,到11世纪从阿里邀请赞普后裔统治嘉绒,这一藏文明的边缘地区始终保持着极具特色的文化属性。因其独特的地理条件及人文环境,嘉绒文化多元,教派齐全,开放包容。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这一特色从象雄的琼部落迁     

瞿昙寺衰落原因分析

瞿昙寺是明朝在西北地区支持、利用藏传佛教的典型,明王朝不仅封授了其许多很高的头衔,还确定了其区域性政教合一的统治.然而到了清朝,瞿昙寺的势力渐渐被削弱,并最终被取缔其政教合一的统治,其在这一地区的影响也日趋下降.笔者拟从五个方面分析瞿昙寺衰落的历史原因.     

关于政教合一制度废除后藏传佛教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

西藏政教合一的社会制度已经废除了半个多世纪,但其残余的思想观念在一些人的精神领域依然存在,并成为干扰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建立健康良好的发展秩序的障碍。文章试图从多层面分析政教合一制度废除后藏传佛教的生存发展问题,提出当代藏传佛教要彻底清除政教合一制度的残余,必须进行必要的改革。     

传承与变迁:青海湖祭海会盟及其政治功能述论

青海湖祭海会盟制度在清代正式形成并完善,清代的祭海会盟具有宗教与政治的双重效能,是追求神权统一与政权一统思想的产物.相比较来说,民国时期的祭海会盟制度虽得以保留,但其维护神权统一的作用已消失,其政治功能也分裂为两种,即青马集团把它作为地方割据的工具,中央利用它来增强青海少数族群的国家认同感.而祭海会盟制度在民国得以承袭的根本原因,仍是中央及青海当局,在青海蒙藏地区政治统治力量的薄弱.     

本教文献及其集成

在本教文化的研究中,它大量的传世文献是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其内容之庞杂和数量之可观皆出乎人们意料。因此,这些文献就成为研究本教文化之最基本和最重要的资料。但在我国藏学界对这些文献本身的研究尚无人进行,更谈不上利用这些文献来研究藏族史、藏族宗教史、藏族思想史等。而这项工作又是整个藏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本文试图从本教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一下现存本教文献的形成、发展及其集成。     

政教合一体制与西藏石刻文化

西藏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治体制,作为一种制度文化,曾对西藏众多的器物文化表现了全方位的决定意义。石刻文化是西藏众多器物文化中的一种独特表现形式,呈现出不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典型特征。西藏有大量的、辉煌灿烂的石刻文化遗存。人类在自身的发展进化过程中,都几乎一致地首先选择了石头,作为自己加工利用的对象。自从原始的石器工具诞生以来,石     

清朝的民族宗教政策与喇嘛旗的设置

清代,曾经在蒙古族地区一些地方实行局部的政教合一统治,即设置喇嘛旗以加强对蒙古族地区的控制。本文以内蒙古的锡勒图库伦喇嘛旗为个案,就喇嘛旗设立的原因、建制、管理方式、实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说明喇嘛旗的设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王朝的民族宗教政策。     

略论藏传佛教的传承制度

藏传佛教各教派的传承方式大致可以分为师徒传承、法嗣传承、嗣代(家族)传承和活佛转世传承四种.本文对这些不同传承制度的形成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对于一个教派、一个寺院、一个经院来说,其传承系统是综合运用,错综复杂的,很难在一个教派内把它的传承系统完全分开.     

果洛地区的宗教和宁玛巴文化

公元631年(唐太宗贞观五年)、松赞干布率领强大的军队征服了今果洛地区,随后佛教传入到该地区,但当时佛教在果洛并没有获得多大的发展,因为松赞干布之后的两个赞普(芒松芒赞和都松芒波结)在位时,都是由信本教的贵族噶尔氏家族当权,而且传入的佛教基础很薄弱,影响也小,无法与强大的本教抗衡。到了赤德祖赞即赞普位(公元704年—755年)后,     

西部地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研究——以271家上市公司为例

西部地区是我国民族文化的主要发源地,众多江河源地区,文化和自然生态功能重要且独特。因此,该地区企业发展循环经济需要处理和利用民族文化的积极作用以及区域生态功能定位带来的机遇,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符合西部地区人文特点的约束激励机制。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西部地区271家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企业利用上述因素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对策和措施。     

木里大喇嘛兼土司统治的由来、特点及终结的缘由

通过认识旧木里藏区社会的个案,揭示有无"私有"对政教合一统治的特别作用。"喇嘛王国"曾是清代民国木里的概括,喇嘛不能组建家庭,"无私有"是构建当地政教合一统治的凭借。大喇嘛兼土司是旧木里的最高统治者,土司由清朝册封、权力由中央政府授予;喇嘛是维系其统治的阶层,大喇嘛只是他们的首领,为了稳定,他也不能组建家庭。分析"土司政权的行政区域"、"土司衙门的职官"及"三大寺职官"三表,可知土司兼大喇嘛是以寺庙、僧人为基础实行政教合一统治;特殊的婚姻限制及传承规定,使得"无私有"的大喇嘛统治得到延续。20世纪初,清朝终结,环境变化,影响木里的传统统治;重要的是因"私有"的引诱,大喇嘛及个别喇嘛为有家庭而还俗,经营庄园,"庄子"(农奴)服役,占有并增加私产。"庄子"分化"百姓",影响喇嘛;"私有制"损害土司兼大喇嘛的权威,极大加重"百姓"的负担,建筑在"无私有"的喇嘛统治逐步走向终结,印证了家庭、私有,导致统治的改变。     

略论门巴族藏族宗教文化交流

门巴族和藏族的历史关系源远流长,在政治、经济、宗教、习俗等领域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其中宗教文化的交流,在门藏文化交流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和渗透。但是,从总体上看,由于门巴族社会生产力发展落后于藏族,人口少,居住地域小,因而在门藏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处于强势,藏族文化对门巴族文化的影响远远大于门巴族文化对藏族文化的影响,门藏文化交流呈现出不平衡状态。在门藏宗教文化交流中,藏族的本教和佛教文化先后传入门巴族地区,对门巴族的宗教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门巴族在接受本教和佛教的过程中,并非仅仅照搬照抄和被动接受,而     

论甘青彩陶纹饰中卍形等符号的演变

甘青彩陶是我国广大西北地区彩陶文化的重要一环,是构成我国炎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真实地代表着古代江河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进程,它反映着新石器时代我国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西向延伸的中原文化的共同风貌,更全面地反映着江河源地区远古文化的特点。甘青彩陶纹饰繁缛,构图精美,技艺高超。它包括马家窑文化石岭下、半山、马厂等类型。以及金石并用的齐家文化、辛店文化、卡约文化和     

论中国早期国家王权政治理论的发展

＂天命＂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源点,纵贯中国历史的王权政治理论就发端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天命观。虽其实质在于确认王权统治的合法性,但天命观的产生与演变尤其是王权政治对其改造的过程都伴随着神权色彩的淡褪和历史的进步,并对中国历代的政治制度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