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氏注《说文》 重韵不重声

在充分肯定段玉裁韵部研究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他把《说文》形声字的“某声”单理解成韵，给每个字划归古韵部，却不讲声母，因而在注《说文》时造成许多问题。《说文》“某声”，应包括声和韵两个部分，段氏只说“谐声必同部”，偏而不全，其实谐声亦必同声或声近。以此观点研究《说文》及段注则可疏证许多谬误。     

《广雅疏证》声转特点与王念孙古声类思想

对《广雅疏证》训诂术语“一声之转”“之言”“声近义同”“犹”表现的声转情况进行梳理,探讨王念孙古声类思想在具体训诂实践中的分合情况,进而深化对王念孙古音学思想和“就古音以求古义”这一因声求义理论的认识。研究表明,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基本遵循了他的古声类二十三纽的划分格局。     

胡澍《素问校义》发微

胡澍《素问校义》发微施观芬胡澍，字甫，一字甘伯，号石生，绩溪人。生于道光五年（１８２５年），卒于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享年４８岁。胡氏著有《释人疏证》、《左传服氏注义》、《通俗文疏证》，惜皆不存，唯《素问校义》一书传世。《素问校义》乃是清末三部研...     

郝懿行《尔雅义疏》考论

清代是雅学的全盛时期,郝懿行的《尔雅义疏》是清代《尔雅》注疏的代表著作之一,是继邵晋涵《尔雅正义》之后的又一雅学巨著,在中国雅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尔雅义疏》现存足本和删节本两种.《尔雅义疏》在疏证文字、考释名物、阐明体例、校勘经注文字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其注疏的主要特色为注重目验、因声求义、引证方言俗语等.当然,《尔雅义疏》也存在疏于声音、误引误解古书、蹈袭而未注明等不足之处.     

清初考据学巨著《尚书古文疏证》

《尚书》是中国最古老的历史文献，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其篇卷、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宋、元、明三代学者对《尚书》中的二十五篇古文持怀疑态度，并有所论证。直到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出，才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古文二十五篇是魏晋时人伪造的，从而解决了这桩千年疑案。《尚书古文疏证》对今天的历史文献研究仍有很好的借鉴意义和指导作用。     

《五经正义》引《说文》考

《五经正义》为经学义疏的结集。这部著作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孔颖达的疏(以下简称孔疏)中引用 的《说文解字》原文，所用的体例主要有全引、节引、叙引等三种。本文对《五经正义》孔颖达疏中所引《说文》各条进行了 穷尽式辑录，所辑引文285条，与今通行大徐本(陈昌治本)进行了逐个比对，对有差异的条目，参考有关文献，力求考得 是非；对一致的条目在附录中逐一列出，以求对《说文》的使用和研究有所帮助。     

李调元及其《郑氏古文尚书证讹》

郑玄《古文尚书注》亡佚，现存辑本主要有五种，其中《郑氏古文尚书证讹》是清代李调元纂辑并付梓刻印的一部《古文尚书》注本。《证讹》在引用字书解释字词、兼采诸说解释句读、据己学识解释名物、比勘他书校脱讹误方面较为突出。     

郑玄《尚书》训诂的谶纬化

郑玄是汉学的总结性人物,其《尚书》训诂,是东汉《尚书》学之代表。郑玄《尚书》训诂,融古文、今文、谶纬于一体,是两汉《尚书》学谶纬化范围扩大的最好例证。通过郑玄,我们可以知道,古今文《尚书》学的对立并不妨碍双方对谶纬的吸收,谶纬在郑玄手中变成整合古今文《尚书》学的桥梁。     

《广雅疏证》对同源词的揭示

《广雅疏证》因声证义的过程,往往就是揭示同源词的过程。作者确认同源词的主要根据是声纽。扩充于《广雅》之外的同源词揭示往往具有词族研究的性质。对于同源词的揭示,是《广雅疏证》为现代语言科学的建立所作出的一大贡献。     

“互文”用法初探

互文,又称互文见义,这是一种典籍中常见而又常被人忽视的修辞手法。它在古今汉语中大量存在,经常出现,散体文中有,诗文中尤多。对互文的正确理解和把握,有助于我们学习古今汉语,避免错会文意。 互文辞格,古人早就注意过。唐人贾公彦在其《仪礼义疏》中说:“凡言‘互文’者,     

《尔雅义疏》增附式释义疏误略说

《尔雅义疏》增附式释义疏误略说李亚明《尔雅义疏》，清郝懿行撰，属《尔雅》整理著作中较精善者，一直为世所推重，郝书的最大优点，一是以音声为本，二是注重目验，其疏误之处，王念孙在手批《尔雅义疏》写本（即节本）①刊误案语中、肖璋在《王石删订＜尔雅义疏＞声韵...     

高邮王氏研究《尚书》的成就与方法

高邮王氏的家学,以《尚书》研究为其发端。考证《尚书》文字,不是拿不同版本来互校,而是以小学为依据,判以义理之是非。解读《尚书》经义,没有采用传统的注疏或章句的方式,申述成说,而是针对前人的误释,另立新说。研究《尚书》虚词,除了分析句式,以例求义而外,因声求义之法随处可见。王氏能够超越前人,原因无他,在于其研究方法的科学性。     

谈《说文解字》的声训

声训在《说文解字》中(以下简称《说文》)所占的比例很大。黄侃先生说,《说文》列字九千,以声训者十居七八而义训不过二三。他着重指明了声训的重要性:“文字之训诂,必以声音为之纲领”;“完全之训诂,必义与声皆相应”;“凡‘也’字上说解字与声音有关者,皆不可忽略。”因此,本文拟结合习见的古文句例和熟语,谈谈声训,特别是《说文》声训的体例问题。     

《说文解字注》和《广雅疏证》的右文说

右文说起于晋杨泉《物理论》,宋王圣美承其说。到了清代,由于古音学的发达,右文说的合理部分得到清儒的吸取利用。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王念孙、段玉裁在右文说的运用和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段玉裁的右文说主要表现在他的《说文解字注》(下简称《说文注》)中。段注《说文》,倡“以声为义”,认为古人先有声音后有文字,是故九千字之中从某为声必同有某义。据沈兼士先生统计,《说文注》解说右文的地方共有六十八条。王念孙的右文说主要表现在他的     

浅谈黄侃对“声近义通”现象产生原因的认识

“声近义通”作为一种训诂学上的术语,涵盖了有清一代乾嘉学派的一种学说,即“声近义通说”.这种学说的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乾嘉学派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把文字当作语言的符号,彻底冲破字形的蔽翳,自觉地运用声义互求的办法进行训诂,“这样,古代经史子集中许多难懂的字都讲清楚了.……他们的贡献是很大的.”(王力《中国语言学史》第三章)乾嘉学派之所以提出“声近义通说”,是由于他们在总结前人训诂经验的基础上,发现了不但同声符的形声字往往义通,甚至字形毫无联系,只要音同或音近,也每每同义.首先提出这种见解的是戴震.戴氏在《六书音韵表序》里说:“训诂音声,相为表里.”又在《转语二十章序》里说:“各从乎声,以原其义.”“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而其义亦可比之而通.”其后他的学生段玉裁、王念孙继承其师的学说并有所发展.段氏在《广雅疏证序》里说:“学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     

《广雅疏证》在同义词研究上的贡献

《广雅疏证》在同义词研究上具有重大的贡献,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以"义同"说为理论建构了一个同义的意义网络;规范了前人的综合辨析同义词的术语"对文"和"散文";撷取了经史子集中同义词训释、辨析的精华。     

“声旁有义”与训诂校勘

“声旁有义’作为汉字的一种构字法，历代学者多有阐述，日见其精。本文就声旁有义在训诂与校勤的运用上，试作探讨．“声旁有义”历史观声旁有义源远流长，不仅宋代王圣美创“右文说”，乃传于世。其实，早在许慎《说文解字》中，已见端睨。综观一部《说文》，从A从P、B亦声的字，不可胜举。如：“亦声”之“亦”，段玉裁《六书音韵表》中说，“谐声之字，半主义，半主气凡字书以义为经而声为纬，许重权《说文解字》是也，”又云，“凡言亦声者，会意兼形声也。”王筠在《说文释例》中进一步阐明，“言如声者，凡三种：会意字而兼声者，…     

《段注》与《广韵》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引用《广韵》中大量训诂资料,求证《说文》本字本义,纠正今本《说文》的讹误,力图恢复古本《说文》的原貌,同时用历史的眼光审察《广韵》,把《说文》释义与《广韵》释义进行比照,以《说文》本义为主线来贯通《广韵》中的引申义与假借义以及古今词义的差异,纠正《广韵》的释义之误。     

高邮王氏是正《说文解字注》失误例说

高邮王氏念孙、引之父子之治段氏《说文注》,要以宗段为主,不妄立异,亦未敢苟同。其称褒段氏注解之功而外,亦于段之专辄臆断处特为措意,且力为辩驳。《读书杂志》《广雅疏证》《经义述闻》《段氏说文签记》随文说之,闳通深肆,胜义层出。王氏之论固非完璧,千虑一失,抑扬失当,在所不免。至其以意窜改而误、拘泥传本而误、过信他书而误云,则其乖失。今权王氏正段之功过,盖有不相掩者。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的假借理论和实践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是清代学者研究《说文解字》的名著之一。和以研究《说文》本身为目的的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