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的秘书

三、汉代秘书工作内容 (一)文书工作 决策和谋议 刘邦在起义过程中和建立汉王朝之初,都比较重视谋臣的作用,制定大政方针注意采纳各种有益的意见。如听取郦食其计取陈留的建议,娄敬提出入都关中与“和亲”的意见等。 汉代对政事的谋议主要是大夫的责任,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等,武帝元狩五年初又置谏大夫,太初元年更名中大夫为光禄大夫。大夫、议郎皆属光禄勋,大夫的级别比博士要高。主莽时增置中散大夫,与谏议大夫,议郎同级。“凡大夫、议郎皆掌顾问应对”(《百官志二》)。光禄大夫地位最高,仅略     

汉代乐府《陌上桑》中的官制问题

对乐府诗《陌上桑》中的“十五府小史 ,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 ,四十专城居” ,以往学者把“朝大夫”释作朝廷上的列大夫 ,把“侍中郎”释作“侍中” ,把“专城居”释为刺史、郡守 ,然而这三个解释全部都是错误的。作者认为 ,“朝大夫”是指郡府大吏 ,“侍中郎”是郎官 ,而“专城居”是指县级长官 ,即县令长相。这样方与汉代官制及汉代官僚一般仕历相合。     

刘几与花日新的郊游--兼论北宋中期教坊乐和雅乐之改革

雅乐主要负责宫廷祭祠音乐,教坊乐主要负责朝廷宴饮音乐,从北宋初期至中期,二者乐律不同,乐器有别,歌词体制相异,泾渭分明。这一情况至神宗时发生了一些变化,其中花日新和刘几,一为教坊副使改造教坊乐,一为太乐修定官改制雅乐。二人一前一后的改乐,体现着雅俗的互动互补。花日新主张教坊乐去噍杀之声,“导中和之气”,俗中求雅,更将新乐施之于雅乐殿堂,另一方面,刘几等人在太乐的改造中也自觉地吸收了当代教坊俗乐成分,将教坊乐主动的“拿来”,以至雅乐中出现“郑卫”之声。而刘几的改乐显然于花日新改乐有着很强的承传关系,其“律主人声”的制乐观与花日新要求的歌者之声与乐律之和协配合前后非常一致,体现着共同的音乐主张。从刘几等人和花日新的交游中,宋代乐工与词人的合作情况亦可略见一般。     

汉人名楚辞漫议

汉人名楚辞漫议■田宜弘楚辞之名始于汉，最早出现在西汉司马迁《史记·张汤列传》里，其文云：“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时当汉武帝时。《春秋》为孔丘所著史籍，乃儒家之经典，不会歧解，“楚辞...     

洛阳太学与东汉经学教育

洛阳太学的设立促进了经学教育的空前繁荣。光武帝刘秀对洛阳太学博士官的选拔非常注意 ,并不断完善对博士官的选拔制度。太学的发展 ,使京师洛阳形成了浓厚的经学文化氛围。东汉末“风俗之美”的形成、党锢之祸中党人的种种表现和太学生的政治参与意识等 ,无不体现了洛阳太学经学教育的社会效应     

《旧唐书》勘误一则

《旧唐书·职官一》在列举“从第六品上阶”官名时,有如下记载:起居郎、起居舍人、尚书诸司员外郎、八寺丞、大理司直、国子助教、城门符宝郎、通事舍人、秘书郎、著作佐郎.(第六册1797页)遍查古今,我国历史上不曾有过“城门符宝郎”这一官职,而唐朝却分别设置过“城门郎”和“符宝郎”,隶属门下省管辖.“城门郎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启闭之     

陆贾思想三论

陆贾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陆贾者,楚人也。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诸侯”。曾官至太中大夫。在灭秦和楚汉战争中,是刘邦的重要谋事之一。在汉初,他秉刘邦授意“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     

司馬迁生年考

<正>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这段话,后人有两个重要的注。“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这是考查司马迁生年的两条宝贵资料,可惜从两条资料得出的生年却不一致。据《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自太初元年(前104)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从之,后之治《史记》者多从其说。但据《索隐》,“三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八”;自元封三年(前108)逆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从此说者亦不     

郎咸平成长路线图

1956年郎咸平出生于台湾,然后尿床到12岁。初中学习成绩不好,临近毕业被分到了放牛班,好不容易考上了一所高中,为了和小流氓打架,还练就了一身功夫,被人叫做“西门町之虎”。中学毕业后,郎咸平考入了台中的东海大学读经济。     

德性如何“成于乐”——基于先秦乐教演变史的考察

自西周礼乐之治开始,即出现了旨在培养个体德性（政治德行）的乐教。“乐”与“礼”之规范性相辅相成,具有使不同身份的个体行为符合规范的教化功能,谓“礼、乐,德之则也”。随着诸子学说在春秋末年的兴起,德性的内涵从政治德行范畴深化为内在的道德品格,但乐教形式的自觉性价值亟待建构。孔子于礼乐制度规范失效的情况下挖掘了“乐”的自觉性价值：将由“乐”引起的情感视为个体作出道德行为的主要动力,以西周传统乐教的形式内容作为道德教育与道德实践的对象,并设置了理想人格作为德性实现的现实形态,建立了一条凸显个体内心自觉的德性修养路径,谓之“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至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是这一德性修养路径的方法论提纲。孔子“乐”论被孔门后学与荀子所继承,德性修养变为以人性、人情为基础的讨论。而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强调“乐”的规范性价值,与孔子强调“乐”的自觉性价值互为补充,使“乐”的德性精神留存于儒家教化思想中,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气质之一。     

“他者”到“自性”的流变及其悖论——上古至六朝时期“乐”定位轨迹考辨

从上古经春秋战国、两汉,直至魏晋六朝时期,中国音乐美学观念在“他者”与“自性”之间徘徊,历经从被神规定的音乐、被人规定的音乐,到被“自然”规定的音乐的自身定位的历史流变,完成了从作为娱神或礼制与伦理等审美意识形态工具的“他者”,向作为音乐自身的“乐之为乐”的转化。作为转变核心的“自然”的意义,则由外在自然逐步转化为主体内在性情之自然。同时,“乐”的回归悖论性地导致了其边缘化的历史命运,具体表现为有明显娱乐性质的宫廷音乐、配合文人主观情感抒发所需的文人音乐,以及仅为装饰宗教仪式的宗教音乐这三种类型。     

北朝乐府民歌的南流及其对南朝文坛的影响

北朝乐府民歌的最早著录,见于南朝释智匠的《古今乐录》,标名《梁鼓角《横吹曲》。智匠由梁入陈,可见在他以前,北歌已经传到了南方。但是,北朝乐府民歌究竟在何时传入南方的问题,却历来不曾明确过。北魏建立乐府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魏书·太祖纪》和《魏书·乐志》均载:“天兴元年(398)冬,诏尚书吏部郎邓渊……协音乐”。下诏协音乐,显然标志着其乐府已经初具规模。其时之所演奏,即“后魏乐府始有北歌,即所谓《真人代歌》是也。大都时,命掖庭宫女晨夕职之,周隋时与西京乐杂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关于《真人代歌》的内容,《魏书·乐志》曾有说明:“凡乐者乐其所自生,礼不忘其本,掖庭中《真人代歌》,上叙祖宗开基所由,下及君臣兴废之迹,凡一百五十章。”看来,《真人代歌》者,乃是鲜卑民族的史诗和传说,论其性质,庶几近于《诗经·大雅》中之《生民》、《公刘》诸篇,不应该认为是民歌。它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更远不及民歌。     

《备胡》注译

【原文】大夫曰:“鄙语曰:‘贤者容不辱。’以世俗言之,乡曲有桀,人尚辟之。今明天子在上,匈奴公为寇,侵扰边境,是仁义犯而藜藿不采。昔狄人侵太王,匡人畏孔子,故不仁者,仁之贼也。是以县官厉武以讨不义,设机械以备不仁。”     

唐太乐令丞的任职条件和职责新论

在全面考察唐代太乐令、太乐丞的任职情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唐太乐令和太乐丞均必须由精通音乐者充任.岸边成雄以为任太乐令不必通晓音律之说与史实不合.太乐令的职责是亲自参与朝廷的各种音乐活动,并负有管理乐籍、管理校定乐器、整理歌词之责.     

论西汉谏大夫

谏官沿革源远流长,舜时有"纳言",商朝设"司过之士",周朝立"保氏"。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纷纷设立专职谏官,齐设"大谏",楚设"箴尹",郑设"司直",赵设"司过",均掌谏王恶。秦朝设立谏大夫,但没有发挥其谏诤作用。西汉初制度疏阔且极少兴革之事,直到武帝时,重新设立谏大夫,职掌议论及"诏令所使",选任方式多种多样。谏大夫为无印绶的散官,由于长伴君前,往往受君主赏识而给予其兼官,兼官职掌具体而广泛。从西汉谏大夫到东汉谏议大夫的转变,其经历一个过程,并非由光武帝直接设立谏议大夫而实现其转变。     

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对两汉五德制度史的一项新阐释

两汉德制,曾经历过准火德制———水德制———土德制———火德制的变化过程。《后汉书》所记建武二年(公元26年)光武帝“始正火德”事,向来被注家认为是汉朝实行火德制的开端,古今鲜有异辞。该文以无可置疑的史实证明,光武帝并非汉朝火德制的始作佣者;汉为火德说在西汉成帝时就已经产生了,而火德制亦于西汉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4年)取代了土德制。所谓“始正火德”,是针对新莽的土德“伪统”而言的,意为东汉始循西汉传统,以火德制为正统制度。     

《易林》援引《左传》大夫家臣林辞考论

焦延寿所著《易林》一书大量援引了《左传》中的典故和词语，其中有不少林辞涉及到《左传》中的大夫家臣。对这些林辞一一考证后发现，这些大夫家臣一类为贤臣良辅，“忠”在他们心目中永远是处于第一位，另外，他们能知礼乐而守之；另一类为乱臣贼子，他们或敢于随意废君弑君，向君发难，或具有强烈的权欲、无厌的贪欲和龌龊的情欲。可见当时的宗法制度和君臣观念已经遭受巨大的冲击，而焦延寿援引这些林辞是借古讽今、以史为鉴。     

扬雄的逻辑辩说思想与数的演绎逻辑

一、扬雄及其《法言》、《太玄》 扬雄,一作“杨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郫县)人;生于公元前53年(汉宣帝甘露元年),卒于公元18年(王莽天凤五年),是两汉著名古文经学家、辞赋家、语言学家。 据《汉书·扬雄传》说,扬雄“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他家境清贫,“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但他“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泰然处之。在成帝时,他已年过四十,才由车骑将军王音推荐,任给事黄门郎;历成、哀、平三世未晋升官职。王莽称帝后,扬雄曾校书天禄阁,官为大夫,因事被迫自杀,未死;后病终。     

从礼文化的视角论“乐”之魂

“乐”源于人的情感而又与情感互动,通向伦理道德而又以善德为评价标准;它以“中和”为美又有和谐社会之功能,既是提高个人修养之手段又是治国安邦之大柄。因此,“乐”之灵魂是情感、道德与和谐的统一体。     

与其怨“不思蜀”不如让“蜀地乐”

后主刘禅在司马昭家里面对蜀国歌舞,嬉笑自若的一句:“此间乐,不思蜀”,被人遗笑至今。从此,“乐不思蜀”成了“乐而忘返”,甚至“乐而忘本”的代名词。其实,如果刘禅非蜀之君主,他的回答,不能说没有道理。杰里米·边泌曾告诉我们:人类天然为两种威权所统治——这就是快乐与痛苦。既然,左右抉择的根本在于是否“快乐”,那“此间乐,为何要思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