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文学”观论析

在章学诚的文论思想中,其"文学"观是非常独特和复杂的.其中章氏释"文"为字(或属辞),"学"为学问,文词(辞)或文章乃"学而有得发之于辞".因此,他主张文与学"非二事也,""立言者,必于学同先有所得."这种特殊的"文学"观既与他对儒家重学问传统的承传有关,也与乾嘉学风的影响和其学术贯通的思想有关.     

探析元代理学家许衡的文学观点

许衡的文学观点主要散见在他的"语录"、"书状"及"鲁斋心法"中。他以"体用"一词论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主张"不期文而文"的创作观,认为文与德、文与理、文与行要相统一;他概括出的"文质循环"规律,是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文质关系较为准确客观的总结。     

陈亮视域中的佛教--陈亮佛教观的双重结构及其检讨

陈亮对佛教的认知、理解和评价具有鲜明的双重性.一方面,陈亮在物质领域为佛教的发展做了一系列有益的事;另一方面,陈亮在思想领域对佛教"万法皆幻"、"出世离家"等主张提出了批评.陈亮对理学受佛教影响的性质也提出了颇具启示的看法.透视在结构上具有双重特征的陈亮佛教观,不难发现:陈亮佛教观的基本形态是"经权相交",陈亮佛教观的基本性质是"儒体佛用",陈亮佛教观的主要偏失是对佛教的误读和对理学受佛教影响把握的欠完整性.     

吴宓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

吴宓文学观中最核心的思想是"道德".他深受儒家文化和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形成了新人文主义的"道德"的文学观,这一文学观的形成有其深刻的思想理论基础和哲学背景.这一文学观贯穿在他的文化思想和文学批评论著中,涉及了文学与人生的关系、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人生与道德的关系、文学的道德功用等方面.吴宓文学观有很强的前瞻性和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文学转型期,研究吴宓文学观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价值重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主体、反映与个性化的自然

这里要讨论的文学,仅指语言艺术作品.但文学不是"学",而是"艺".它也不同于美术、音乐、舞蹈这类需要持殊技艺直接呈现于审美欣赏的视听艺术,而首先是诉诸阅读和理解的"文".所以,称它为文艺才适当.但文艺一词在我国已约定俗成用来统称文学和艺术,故这里仍按习惯使用文学一词.说文学理应称为文艺,便包含了对"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文学的多样统一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需要作进一步的查考:它统一于什么?由这一统一性为何必然地生出多样性?探讨这个问题,有多种途径.但普泛性的艺术思维推及文学,特别是长篇叙事文学时,便遭遇到许多难以解     

论舒亶词

舒亶是北宋词坛重要词人,然其词长期以来却被文学史"遗忘".他的词在内容与题材上深化了苏轼开创的"士大夫化"抒情道路,形式上亦显出打破诗词界域,扩大词之表现功能的努力.而他参与制造的北宋"乌台诗案",也间接影响了宋词演进的轨迹.     

苏轼与中国诗学"活法"说论考——从以文为诗、以文为赋等说起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轼"以文为诗","以诗为词","以文为赋","以赋为文",从而使"旧体"别开生面,"新体"更加成熟,使同一部文学作品众体兼备,使不同的文学体裁在句式和风格上相互借鉴和融会贯通,从而实现大象无定形,大道无定名,大文无定体,好诗无定法.苏轼的这些学说和实践,对中国诗学史上的重要学说--"活法说"的完善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综合考论,苏轼实为"活法"说的完善者和集大成者.     

从"无须做伪"到"文学是个人心灵的表达"——论林语堂人生观和文学观的关系

故乡秀美的山水既陶冶了林语堂的情操,也养成了他观察人事万物的独特方式--"高地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使他在现实生活中时时把大自然作为他处世的参照系,无论是做人还是为文,都自觉追求真与诚,希望无愧于心灵,从而形成了他观照人生与观照写作的独特方式.本文旨在探索林语堂人生观与文学观形成的地域和文化诱因,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     

儒学精神在宋代词论尊“雅”观中的映射

宋代是儒学全面发展的时期,儒学精神渗透到宋代词论中,尤其是深深地映射在宋代词论的尊"雅"观中,其中儒学的诗教原则、复古与崇正思想、修辞立诚的观念等成为了尊"雅"观的重要哲学渊源。在儒学精神的影响下,尊"雅"观中出现两种性质不同的中和之美,即诗教影响下形成的特定艺术风格和复古、崇正思潮影响下的艺术辩证法,而尊"雅"观中文质之间的关系由重文轻质、重质轻文发展到文质并重。     

朴齐家的“味”学观与中国诗学的关系

朝鲜朝后期著名的北学思想家、诗人楚亭朴齐家的"诗味观"与中国文学有着重要的关联,他的文学观中最过人的见解之一便是和诗学观相连的"味"学观."味"学观就是以开放性的美意识为基础,积极吸收中国诗学的精华,创造性地应用于创作实践中而总结出来的美学理论.     

法度去前轨 天下耳目新——浅谈苏轼对词坛的革新

苏轼主张词应像诗一样表现庄重而严肃的内容,词与诗应该有同样的职能地位和作用。这是苏轼词学观念的核心。他认为形式不能妨害辞意的表达,在乐曲音律和歌词文意发生冲突时,更偏重于词的文学属性,对协律问题持的是“不以文害辞”的观点。     

"宫体"缘起考辨——兼论徐擒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吏载徐摘"文体既刚,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但此"官体",非官体诗,而是广义的"宫体"之文.其一,从"徐度体"可知徐摛的文学才华在文不在诗.其二,永明文体之"新变"既是诗又是文,可证徐摘"文体既别"不见得一定是诗.其三,梁武帝闻徐摛"宫体"而怒的原因,不在其为描摹女色之艳曲,因梁武帝本人就多有艳曲,而在其讲求音韵声律,在于"教命军书"之类文字以艳丽且局促音律出之,也可能"怒"以"宫体"在政治上的"立朋党".因此,"宫体"起初之义为广义之"文",然后在萧纲的提倡下才是狭义之"诗",徐搞非宫体诗开创者而是"今体"的倡导者.     

词世界里女性形象的正面与侧面

把人的性欲冲动与创作动机联系起来研究,是20世纪弗洛伊德的新观点.就中国古典词的创作来看,在早期,女性成为花间派的写作重点,但并不关注"两情相悦";到柳永时期,他正面描写男女双方的欢爱,完成了词世界里文学与情欲的正面交集.此后,"文统"与"道统"的思想意识促使文人创作的重点转向"情致"、"诗韵".最后,在辛弃疾的词里,男女恋情成为表现他"高格"人品的佐证,从而使早期宋词关注人性的焦点渐渐向人品道德方面转移.对这种线索的梳理,不仅能够清晰地看到词世界的人文生发历程的本源与流变,还能够挖掘出词世界中女性形象正面与侧面嬗变的文化动力,其重要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郑振铎与"世界文学"

作为成长于五四时期的一代学者,跨民族、跨国界的文学接受使郑振铎倡导"为人生的艺术",并提出了"血与泪"的文学主张,也使他认识到文学的情感、表现的审美特性以及人类文学的相通性,从而形成了"文学统一观".由此,他不仅积极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和理论,并在<文学大纲>中率先提出在中国实践世界文学的构想.     

论两汉的"歌诗"与"诗"

汉代诗歌的发展明确显示出从"歌诗"到"诗"的演进轨迹,而文人五言诗是脱离音乐独立存在的文学样式.一、汉代人有作歌言志言情的传统,歌是汉代歌诗的早期形式,其后则为乐府歌诗.二、西汉和东汉前期可称四言诗为"诗".因四言是<诗经>的主要形式,而五言诗及其它诗式不能称为"诗".三、五言诗的起源与新声杂曲有关,故称五言为杂诗,南朝王融、江淹杂体诗也是指五言诗.四、文学史认为第一首文人五言诗是班固的<咏史>诗,其实此诗初无题名,只是"歌诗".五、文人五言诗大约起源于东汉桓灵之际.     

论奥登的文学思想

奥登不仅是二十世纪的重要诗人,同样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批评家.他的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戏谑观"与"祛魅论".在奥登看来,艺术的本质是戏谑,艺术的唯一功能是祛魅.奥登致力于维护文学的独立性与自由性,为文学划定了恰切的界限.他的理论是对审美主义与道德主义的反驳.将奥登放在整个西方文艺批评传统中加以审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理解奥登文学思想的意义.     

论苏东波词的情思品位

东波词新变的实质是对词的审美品位的提升,而东坡提高词品的本质方面,是对词的情思品位的提升.他不仅拓宽了词的表情领域,扩大了词的情感容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情感的质量和品格.他以深刻的情感内蕴、博大的情感气度、清旷的情感格调以及高卓的情感智慧,为词体更好地发挥抒情功能指出了"向上一路".东坡词在审美品位上的独立高标,为词体文学地位的提高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与"文学":文学观念的确立与诗学谱系的转型

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与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谱系.可是在晚清至"五四",中国传统文论中的"文"却和西方现代诗学的"文学"交织在一起,并最终"大河改道"式地确立了现代汉语语境的"文学"观念,实现了由中国传统文论之"文"向西方现代诗学之"文学"谱系的全面切换.在"文"向"文学"转换的进程中,阮元、刘师培、章炳麟等国学大师完成了对中国传统文论"文"的总结;而梁启超、王国维等则分别建立了功利主义政教型文学观和超功利的审美型文学观,对当时和后世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诗为词:诗学内涵的历史演变及其相关论断评议

"以诗为词"本是陈师道对苏轼词的贬抑之辞,胡仔、王灼、王若虚虽为苏轼辩护,但也是力图说明苏轼并未"以诗为词"。由此可见,"以诗为词"在宋人心目中基本被认为是贬斥而非褒扬,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晚清。在现代论著中,"以诗为词"普遍被视为苏轼对于词史作出的贡献,同一批评术语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改变。宋人曾以"寓以诗人句法"来评价苏轼词,得到较多认同。总体而言,出于尊体观的考虑,"以诗为词"和"以词为诗"在古代都招致了批评家程度不等的指责。     

论萧统、萧绎对"文质彬彬"论的认同与超越

在文学观念趋于激进的魏晋南北朝,萧统、萧绎一方面继续倡导儒家"文质彬彬"的文学观,崇"雅"重"质",并以"中和"作为实现"文""质"完美结合的基本手段,另一方面,他们对"文"、"质"及"彬彬"质文和谐状态的理解又融进了新的质素,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内涵。这种对儒家诗教的超越与文随时变的文学发展史观当有内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