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与东北民族关系

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密切联系着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在地区民族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卢龙—平刚"道的盛衰与汉匈关系变化有关,汉族和乌桓、鲜卑曾在"白狼水—渝水"谷道展开激烈纷争,辽西"傍海道"是中原政权处理东北民族关系的"高速路"。辽西走廊是中原民族与东北各族交流的通道,民族人口、特色鲜明的民族物质文化借此南来北往,甚至在此碰撞融合,对走廊内外民族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论辽西走廊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辽西走廊位于辽宁、河北和内蒙古三省区的交界地带,是沟通中原与东北重要的民族-经贸-文化廊道.辽西走廊是历史形成的多元经济、文化和民族交融之地,在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多元一体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当今"一带一路"背景下,辽西走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成为辽宁开放合作的西门户和新增长极,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辽西走廊地带民族三交的环境基础及其过程研究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中国疆域发展过程中,辽西走廊发挥着重要的榫卯作用。自燕秦汉以来,中原农耕民族与东北游牧渔猎民族、蒙古高原游牧民族以辽西走廊为交流、交往、交融纽带,通过自然凝聚与政权整合,完成从多元到一体、从分立到一统的过程,而独特的区位和地理环境为辽西走廊及其辐射地带诸民族三交提供了重要的地理基础。辽西走廊地区诸民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地方证据,是中国诸民族通过自然凝聚、政权整合实现大一统的历史见证。     

武陵民族走廊及其主要通道

武陵民族走廊是沿武陵山脉和沅水等5条水系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一条民族迁徙流动的地理通道和文化通道,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历史上的武陵郡和今天的武陵地区。它是我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过渡的地带,自古就是中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汇地,今天是我国中西结合部、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分水岭。武陵民族走廊主要由沅水、酉水、澧水、清江、乌江等几条通道构成。     

辽西走廊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以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为中心的考察

北镇医巫闾山是辽西走廊上的重要标识,集镇山文化与廊道文化等多重要素于一体,是中国古代胡汉民族共享的文化符号与空间。中国古代北方各民族与中原汉族对北镇医巫闾山的共同崇祀,促进了胡汉民族的交汇融合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形成,体现了北方诸族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诠释了鲜卑、契丹、女真、蒙古、满族等这些肇兴于中国东北的古代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本身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进程中的重要一员。通过对北镇医巫闾山祭祀文化的考察,表明辽西走廊不仅是重要的“历史的地理枢纽”,同时也是重要的“历史的文化枢纽”,兼具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功能与中华民族共同性的知识生产功能。辽西走廊将在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持续发挥重要的作用。     

武陵走廊散杂居民族的文化特征与研究价值述论

武陵走廊是位于我国内陆腹地的物资与文化通道,伴随着散杂居民族的迁徙、流动与定居,武陵走廊逐渐形成了散杂居民族和自治主体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历史场景。蒙古高原南迁的蒙古族及其先民、云贵高原东迁的白族及其先民和华南北上的侗族及其先民共同构成了武陵走廊人口数量最多、分布也相对集中的散杂居群体。在民族交往交流与文化互动的恒久过程中,散杂居民族体现出文化变迁与文化固守并存、文化认同与边界意识明显、文化寻根与文化重构交融的重要文化特征。强化散杂居民族的走廊研究视角,对推动建构有中国特色民族学学科体系、促进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走廊学”学科体系建设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陇西走廊”的概念及其内涵

＂陇西走廊＂是费孝通先生1985年提出的一个历史地理概念。这个走廊中古道纵横、四通八达,从古到今,既是民族迁徙、通商贸易的重要通道,也是战争频发、大军鏖战的重要战场,体现出国家权力的变换更迭,形成了藏传佛教、伊斯兰教和民间信仰三大宗教文化类型,是我国著名的民族走廊之一,发挥着连接河西走廊与藏彝走廊的重要作用。     

多民族共有符号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以河湟民族走廊牡丹景观为例

河湟民族走廊是我国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中原农耕文化和蒙古高原游牧文化的交汇地带。诸多民族在这里迁徙、交汇、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走廊”地带。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作为本地自然物种的牡丹得到各民族的共塑、共享、共赏,并被构建为一种“多民族共有符号”,提供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个现实案例和参考路径。     

关于藏彝走廊中的纳文化

“藏彝走廊”是费孝通先生在1980年前后提出的一个历史-民族区域概念,主要指今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民族走廊,是藏缅语民族活动的重要历史舞台。我认为,由于藏彝走廊里分布的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存在着频繁的迁移,在迁徙中又有分化与重构等情况,可能今天划定为某个特定民族的族群,仅仅是根据后来民族分化组合的情况而识别的,并不能囊括历史上这个族群的地域分布、社会组织、宗教、人口、民族迁徙等历史状况,如果缺乏一种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和研究该地区,便不可能对走廊…     

推进"辽西走廊"研究助力东北文化振兴——评《燕秦汉时期辽西走廊社会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在《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一文中提出了"民族走廊"的学术概念.李绍明先生对此概念加以阐释,认为指的是"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学界围绕"西北(河西)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这"三大走廊"展开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形成了精干团队和丰硕成果.     

元明清时期武陵民族走廊的民族格局

元、明、清三朝是武陵民族走廊民族格局的最后形成时期,由于中原统治者实行"汉不入峒,蛮不出境"的政策,居住在武陵民族走廊的土、苗、瑶、侗等各民族相对固定下来.这一时期,因为军事、政治上的原因,蒙古、白、维吾尔等族也相继迁入这一地区,民族分布格局更为复杂.改土归流后,民族分布格局又一次发生变化,一是区域内苗、土、侗等民族迁徙流动,有的世居民族被强制性外迁;二是汉人大量迁入,民族格局再次发生变化.     

河湟民族走廊与中原“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以明清时期为中心

作为“中心”与“边缘”的过渡地带,河湟民族走廊是将中原与青藏高原、蒙古高原等亚区域连接在一起的关键,而该走廊与中原的“一体化”成为其发挥连接作用、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作为“走廊”,河湟经济文化交流的繁盛和大量汉族移民的迁入,成为推动其与中原“一体化”的重要力量,而河湟更具包容性的“性格”特征成为该走廊与中原“一体化”进程的催化剂。当我们看到中原王朝利用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优势对周边地区进行整合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周边地区通过制度、礼仪、传说、信仰等主动建构周边社会对国家的认同,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与此同时,由于河湟民族走廊内部社会经济文化复杂而多元,又形成了其与中原“一体化”进程中的特殊性。     

论东北文化区及其前沿

以筒形罐的主要特征的东北渔猎文化区,是全国考古学文化区系中经常起主导作用的三大区系之一。辽西地区处于东北文化区面向中原文化区的前沿,是东北渔猎区与中原农耕区的交汇地带,长期以来担当了中原文化向东北和东北亚地区的传播的使者。东北文化与中原文化在辽西地区结合的成果,以红山文化表现最为典型,使西辽河流域成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汉藏羌彝走廊多民族共源神话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汉藏羌彝走廊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是多民族生存、迁徙、交往的重要区域，区域内诸多民族的大量文化也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共存。其中，走廊内多民族的同源共祖神话是积淀着多民族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最直观的叙事文本。走廊内的诸多民族的同源共祖神话体现出:多民族对同根共源的认同，多民族对区域共生的认同，多民族对文化区分的尊重；同时，结合大量历史文献的记载，可以挖掘和提炼出汉藏羌彝走廊多民族自古以来便存在的且以神话形式口耳相传的神话中彰显和传扬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及其特点。     

人类学视阈下的河湟民族走廊——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河湟民族走廊地处中国地理几何的中心,是我国北方蒙古高原游牧文化、青藏高原游牧文化圈和中原农耕文化的交集重叠地带.它丰富的多样性表现在生态、经济、民族、宗教、语言等方面,尤其多元民族与多元宗教文化共构了河湟民族走廊文化的表里结构,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嵌入式的区域文化特点,是我国文化多样性最为丰富、积淀最为深厚的一个独特的文化区,更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的缩影.     

藏彝走廊与丝绸之路

藏彝走廊的南北方向有着漫长的延长线.在藏彝走廊的北方,由甘青高原向东延伸,并越过北方草原地带,直到俄罗斯;藏彝走廊的南方,由横断山向南,一直伸展到中南半岛.因此,藏彝走廊是一条国际走廊,或是具有国际性和国际意义的走廊.藏彝走廊的形成,与古代族群的迁徙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在古代族群的迁徙中,除为学术界所熟知的北方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大批向南迁徙而外,为学术界所极少讨论的南、北方族群向中央亚细亚和中南半岛的迁徙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起了重要作用.藏彝走廊的南北东西方向,都有对外联系的通道,尤其是它的南北两端,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的进出口.藏彝走廊的北方出口,就是北方丝绸之路;而它的南方出口,就是南方丝绸之路.实际上.出口同时也就是进口,古代南北东西的文化以至族群的交流互动.就是通过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进行的.经由丝绸之路,中国西部的族群和文化与南亚细亚、中央亚细亚、西亚细亚以及东亚细亚南部即中南半岛进行互动与交流.先秦秦汉时期中国的西方文化因素,和同一时期西方的中国文化因素,就是通过藏彝走廊两端的南北丝绸之路进行传播、交流和互动的.藏彝走廊在沟通南北丝绸之路,进行中外文化互动和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是一条极其重要的东西方国际走廊.     

走廊文化与辽西旅游规划开发

现有的辽西旅游规划开发存在着种种问题,主要是零散肤浅、有序性差;主题不清,形象模糊;缺乏协作、各行其是。这一切根源于没有找到一个现实、合理的旅游规划开依据,使现有的“圆卷”开发说和“中心”开发说顾此失彼。辽西旅游规划开发应以走廊文化为最终依据,其旅游形象宜定位为“走廊文明,山海家园”;其旅游资源、旅游产品、旅游解说系统等,应系统规划、协作开发;并且应把吸引关内、外两大目标市场作为辽西旅游统一市场营销的中心工作。     

制度变革与藏彝走廊人群迁移——对四川省甘孜州九龙县的田野调查

本文通过对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九龙县的调查,对藏彝走廊近百年来的人群移动特征进行探讨.认为:近百年来制度因素的变化,导致藏彝走廊的人群移动加快,族群空间变化.表明藏彝走廊近百年来仍然是各民族迁徙流动、族际互动非常频繁的区域,仍然保持着作为民族走廊的活力.     

基于游客视角的辽西走廊旅游开发策略

笔者经抽样调查发现,辽西走廊旅游的游客以中青年为主,游客的文化水平较高,以散客为主体;但游客对辽西走廊各旅游要素的整体评价不高,特别是娱乐和购物要素的评价较低。通过SPSS统计分析发现,娱乐、购物、住宿、餐饮是影响旅游消费满意度的主要因素。辽西走廊在旅游开发中,要依据游客个性特征,注重游客的消费感受,优化服务项目和旅游设施。     

探讨北方民族关系走向的新视野——评王志清《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

正冀蒙辽交界地区是通往东北平原、蒙古草原和华北平原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就是北方游牧部族、东北渔猎部族与中原农耕部族的必争之地。王志清博士《语言民俗与农区蒙古族村落的文化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9月版)一书,以辽西地区一个蒙古族村落为个案,考察该地区民族文化变迁问题,开拓了探讨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