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的注释学思想初探

<正> 儒家历来主张“述而不作”。古代以“作者曰圣,述者曰明”。“圣人”当然只能是少数,而历代的明白人阐述自己的思想,又往往是通过给圣人作注。名为作注,实际上是讲述自己的学术主张,甚至借注释前人而创立新的学术体系。如乾嘉硕儒戴震著《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以疏证为名,系统地阐述自己“理存于     

惠栋与汉学

惠栋在继承家学的同时 ,明确地倡扬汉学宗旨 ,积极反对宋学 ,转而研究遗存的汉代学说 ,惠栋也因此完成了研究范式的转换。他的追随者们将他的方法又运用到其他领域 ,成为“吴派”。由惠栋及其弟子们立“汉学”这一名目以后 ,才真正地出现了乾嘉式专守汉学的考据学研究——虽然乾嘉学术远不是“汉学”所能概括的     

评价乾嘉学派应消除历史成见

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学,因其于“乾隆、嘉庆两朝,正达于高潮,学术界几乎都被他占领”,故以乾嘉学派名之。由于乾嘉学派是乾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流派,又是有别于其它历史时期的学术,足以反映清代学术特点的学术思潮,因而也有人以“清学”称之。惟其如此,欲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特别是要研究乾嘉道时期的学术文化,必然应着重研究乾嘉学派。近年来的清史研究中,乾嘉学派也的确引起学界的关注。但是,乾嘉学派产生形成的真     

明代反传统的《诗经》研究

一反传统的《诗经》研究,是指摆脱传统研究《诗经》的套路,如尊诗教,着重于考订训诂等,而单纯从文本出发,体味它的艺术审美特质。明代反传统的《诗经》研究与明代社会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有密切关系。程朱理学是末、元、明三代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它作为封建社会后期兴起的新儒学,援佛入儒,重义理而轻事功,有很强的内省倾向,对封建文人的思想起着重大影响。到明正德年间,鉴于理学的末流已支离庸弱,不足以振起人心,王守仁提出“致良知”之说。他认为“心即理”,“吾性自足,不假外求”,这就是心学。作为理学的分支,心学把一切都解决在纯主观的心理活动之中,认为“此心目太古,何必生唐虞;此者苟能明,何必多读书”     

论龚自珍的语言哲学思想

以戴震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实际上开启了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而与乾嘉学术有着内在联系的龚自珍则是促使这一"语言学转向"发生新的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龚自珍将历史演进观念引入"语言哲学"的思考之中,对乾嘉以来的透过本字、本义研究而把握上古历史真相的历史还原主义思想提出了质疑;以"众人创造文字、语言"的新思想颠覆了传统的圣人创造历史的观念.在名实关系问题上,他坚持循名以责实的观点,就语言与思想类型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的探索.     

从阮元的经学诠释思想看乾嘉汉学之变新

面对汉学在乾嘉后期遭遇到的学术窘境,阮元提出“以新知为主,不惑于陈言”的口号,试图让乾嘉学术发生革新与易帜,以改变清代经典诠释的纯考据化面貌。他申明考据与义理并重的重要性,通过考证明义理以推动乾嘉新义理学的发展。在其带动下,社会中支持治经以客观化诠释义理者越来越多,知识与价值关系重新被定位,并最终使理学在义理学领域内的长期独尊地位发生松动。以阮元治经为中心管窥乾嘉汉学的变新运动,是明清早期启蒙思想的继续与深化的结果,是“汉宋之争”的产物,更是中国近代人文学科发展的先导。虽然该运动也存在局限性,但其在经学传统中开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人文知识发展新思路,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

排拒佛释：乾嘉考据学风形成的一个新视角路新生引言乾嘉考据学与宋明理学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个观点的提出，首先肇始于钱穆。他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清初诸大师“皆于宋学有深契焉。……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     

《说岳全传》:《水浒》的特殊续书

宋朝大名鼎鼎的民族英雄岳飞（公元１１０３—１１４２年），是位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抗击异族侵略者的英雄业绩以及“莫须有”的旷古奇冤，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时间的洪流未能冲刷分毫。这一切当然得力于详尽刻画的历史演义小说《说岳全传》。《说岳全传》是一部英雄传奇，论其艺术成就并不算高，但它的影响却令人刮目相看。可与《三国》、《水浒》争夺读者，正因为如此，遂引起异族统治者的恐惧。书于清康熙２３年（公元１６８４年）刊行，半个世纪后的乾隆时代，即遭查禁。但禁而不绝，《说岳》仍然流布于民间，始终发挥着彰忠烛奸的作…     

论清圣祖倡导学术及其影响

近代学术大师王国维在总结清代思想文化发展时曾对清代学术的特点有十分精辟的概括 ,他说 :“国初之学大 ,乾嘉之学精 ,而道咸以来之学新”① ,这已为学者所熟知。如果进一步考察 ,国初的断限就不好划定 ,我以为大致应划在康熙三十四年(16 95)黄宗羲谢世为止 ,此前代表国初之学大的顾炎武、王夫之等已相继谢世 ,一代遗民陆续凋零殆尽 ,清廷统治也进入了稳定发展的时期。乾嘉学派一般均提惠、戴 ,惠栋于乾隆二十三年谢世 ,戴震因在四库馆积劳成疾而于乾隆四十二年病故。以此来观察清代学术发展 ,可以看到在“国初”与“乾嘉”之间的数十年间 …     

略评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正> 梁启超(1873——1929年)在我国近代史上是一位具有多方面影响的人物,在近代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本文仅就他在中国近代史学思想上的开创之功及其严重缺点和弱点谈些意见。清初的史学家们多治明史,其间每每寄托着他们的故国之思。后来清王朝加强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屡兴文字狱,把大多数学者赶到远离社会现实的考订古代文献的道路上去,形成所谓汉学,或曰朴学、考据学。汉学鼎盛于清代乾嘉时期,所以又称之为“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此时,汉学已经衍变为太平盛世的点缀,完全丧失了明清之际一些进步学者们那种启蒙思想的光芒和经世致用的精神。到了近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打开了中国紧闭着的大门,中国史学家的注意力逐渐由远离现实的繁琐考据的道路转移到广阔     

乾嘉“吴派”新论

章太炎先生在区分清代中叶学术流派时说:“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吴、皖是指清代学术思想发展到乾嘉时期产生于江苏苏州地区和安徽徽州地区两个研究汉代经学的学派。对吴、皖学术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清学史论者的热点。但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吴派”的总体考察仍属少数,而对它的评价也未能越出章太炎、梁启超等人的论断。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有关新发现的材料,对“吴派”试作新的探讨,或许对推进乾嘉汉学的研究有所补益。     

乾嘉朴学与乾嘉诗派的递变

任何诗歌流派的形成与发展,有其自身的渊源,但其契机的深沉因素无不源于特定时代的特定学术文化背景。乾嘉朴学形成的同时,正是清代诗学发生蜕变的时期。乾嘉朴学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受其影响,乾嘉诗坛的“格调”说、“肌理”说和“性灵”说,先后入主诗坛,它们随着乾嘉朴学的历史轨迹的演进而递变,体现出各自的独特追求和审美理想。学术研讨与文学流派的互动是这时期的一大文化景观。     

乾嘉幕府对清代文学之影响

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一批提倡风雅的幕府,这些幕府成为诗人、学者的聚集地.乾嘉幕府学术气息浓郁,以卢见曾、朱筠、阮元等人为代表的幕府,倡导学术研究,一度成为学术基地,乾嘉学术由此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同时,乾嘉幕府的文学活动,对清代文学创作产生了较大影响.乾嘉幕府的文学活动,使清代诗文创作渐至兴盛.作为沟通“朝”“野”的纽带,幕府体现官方意识与布衣意识的冲突与融合.     

顾炎武与乾嘉学派

顾炎武从学术规模、治学门径、为学宗旨等方面对清代学术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而在顾氏之后 ,乾嘉学派则接踵继起 ,对顾炎武开创的清代学术进行了专门而精深的研究 ,那种认为乾嘉学者只能算得上“半个亭林”的观点值得重新考虑     

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语言学转向——评《审美意识形态的文本分析》

“语言学转向” (ｌｉｇｕｉｓｔｉｃｔｕｒｎ)是 2 0世纪世界文化领域里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使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文艺学和文化学等各个人文学科都产生了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就文艺学而言 ,“语言学转向”为文学理论研究带来了一系列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 ,催生了一大批崭新的文论流派与形态 ,从而造就了文艺学领域中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但是 ,全面评价 2 0世纪西方文论的语言学转向 ,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语言学转向 ,并且将此语言学转向与发展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起来的学术成果尚付阙如。最近 ,冯宪光教授和…     

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之关系新论

学术界对于陈寅恪的学术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这两大学术传统的渊源关系的认识,大体而言,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多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或“陈氏一生治学,以朴学方法为主”的看法;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先是有人尖锐批评上述看法“尤其无根”,认为陈寅恪“继承并发展了宋人的长编考异法”,近来又有“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寅恪先生之史学不可能出自清代经学或清代考据之学,亦可确言也”的论断,强调的重心完全转到宋代史学的影响,而乾嘉朴学的作用似乎被忽略不计了。然而陈寅恪与这两大学术传统的关系的实际情形却非如此简单明快,一个基本的事实是,陈寅恪著述中既存在着大量可称为“准长编考异法写成”的部分——持“宋贤史学乃陈寅恪先生史学的主要渊源”说者的重要依据,也同样表现出了对于考据的自始至终的重视、擅长和偏爱——持“陈君治学一贯承乾嘉朴学之家法”说者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有必要破除那种简单对立的认识框架,对陈寅恪与乾嘉朴学和宋代史学的关系作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关于“读书必先识字”

“读书必先识字”是我国古代经学、文字学、训诂学乃至古典知识论的核心主张与基本纲领。在它背后,蕴含着一个完整的古典知识论体系。建构训诂阐释学必须对这一标识性命题给予全新辨析,而对它的质疑,则与对伽达默尔的误读相关。语言学与语文学技能至今依然是整个西方古典学大厦的核心,同时内在于哲学阐释学的系统当中。“读书必先识字”意味着文本阐释须以语义理解为先,意味着语义与文本的密切关联,意味着经典文本的指向,意味着一种特定的思想建构形式,意味着一套完整的语义阐释规则,意味着教师在古代学术传承中的知识传递作用,还意味着“改变世界”的实践指向。“读书必先识字”深刻反映了汉字文化的特质,不仅不违反阐释循环原则,而且在对“看”与“写”的尊重中,蕴含着识字活动对于文字限制的突破。     

章学诚对戴震的学术评价

章学诚对戴震学术的评价,有一定的阶段性。伴随着自己学术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他在乾隆五十四年、五十五年集中点名攻驳、评价戴震学术,一方面是针对当时学风病痛而发,另一方面,则有着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推扬自己学术主张的目的。他与戴震学术主张中某种契合的主张,正是为乾嘉主流学术所摒弃之义理。戴震以训诂明义理的新学风难以拓展和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在当时难以引起共鸣,皆可见乾嘉学术风气影响之深刻。     

“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论中国训诂学的阐释学方向

“训诂通义理”是中国训诂学的核心理念,形成了贯穿汉宋的历史脉络,在乾嘉之学达到历史高峰。乾嘉学者对训诂的过度推重导致了汉宋门户与“训诂—义理”的脱节。在训诂学“语言学化”的现代转型中,“训诂通义理”的传统不断失落。与此同时,现代训诂学明确了自身的学科定位,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上的重大推进,为“训诂通义理”的新开启奠定了坚实基础。立足现代训诂学的高度,可以对经典义理进行语义确证、语境显现、主旨厘定、训诂阐释史、意象探求五个层面的学术拓展。在以中国阐释学为中心的跨学科碰撞中,“训诂通义理”的现代之路获得了更为充沛的生命力。     

论魏源的语言哲学思想

"乾嘉考据学实际开启了中国哲学的语言学转向",龚自珍是"使这一语言学转向发生新的历史转折的关键人物",而与龚自珍有较深学术渊源、且为莫逆之交的魏源有着较丰富的语言哲学思想,其精髓可以概括为"经世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