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文本中的隐喻

德里达认为哲学家在阅读传统文本时对它们的修辞复杂性没有足够意识,他以隐喻为突破口,来解构哲学与文学这一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本文试图区分原根隐喻、修辞隐喻和论证隐喻.从而说明德里达的观点使我们充分注意到文本中的隐喻.并力图表明.由此不应导致把哲学文本中的隐喻与文学文本中的隐喻混为一谈.在哲学文本中.语言的另一种基本力量——逻辑在起主导作用.如果说隐喻是为了说得好.逻辑则是为了说得真.在追求真理的哲学以及其它各门科学中,隐喻自然要服从于“说得真”这个最终认知目的.所以.哲学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并不因隐喻而被解构.     

颠覆中心 消解对峙——论《八月之光》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及二元对立论的批判

从古希腊至20世纪初,西方意识形态一直是由逻各斯中心主义以及由此派生的二元对立存在论所主导。人们习惯于用二元对立存在的思维模式和心理常态来看待世界,规范社会,因而使得＂主—客＂二元对立观念无处不在。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福克纳透过《八月之光》的光谱照显出了美国旧南方社会机体里一切弊病的深层病灶及其＂病原体＂——逻各斯中心主义及其衍生而来的白人至上主义和男性中心主义在社会成员之间所形成的不同形态的＂主—客＂群体结构对峙,动摇了逻各斯中心主义千年堡垒的根基,为西方文坛和思想文化领域构筑起了一幢人文主义的宏伟大厦。     

论《与狼为伴》中二元对立的颠覆与女性的自我觉醒

安吉拉卡特认为,传统的西方童话是男权社会的缩影,在童话中女性形象被严重扭曲与边缘化。通过对文本中两组二元对立的颠覆,卡特展示了女性摒弃传统观念的必要性以及由此带来自我觉醒的可能性。通过运用法国女权主义者波伏娃的观点来对《与狼为伴》中的自然主义和二元对立进行解读。     

《春郁太太》中华人形象的多维塑造

水仙花的短篇小说集《春郁太太》写于白人／非自人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盛行时期,但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水仙花却选择了从华人的视角多维度塑造宽容、善良、追求进步的华人男性形象。这充分体现了她在排华甚嚣尘上对弱势族裔——华裔的深切关怀和同情。     

沟通——开启和谐大门的钥匙——《现在是你敞开心扉之际》中的妇女主义解读

爱丽丝·沃克是美国当代著名的黑人女作家之一。她提出的＂妇女主义＂理论在女权主义研究中独树一帜。《现在是你敞开心扉之际》通过人物不同的人生遭遇揭示出沟通与交流的重要意义,似乎表明只有用平等和爱的交流才能打破白人与黑人、男人与女人及人类与自然的二元对立,走向和谐共存。     

结构主义遭遇了怎样的德里达

在20世纪60年代,法国的结构主义承续传统的二元对立的形而上学,形成完整系统的结构模式,成为一时的显学.但不久即在内部出现像罗兰·巴特和德里达这样的解构理论家,特别是德里达,抓住了结构主义认为结构是在以无意义的各部分重建客体并由人制造意义的破绽,以结构主义重建的客体无始源意义为突破点,展开对形而上学一切领域对立模式的颠覆活动,进而一概否定文本的固有意义,建构了以挑战传统权威、消解逻各斯中心主义为能事的解构主义.但德里达解构二元对立只不过是颠倒对立结构项中的主次地位,并不能真正消除矛盾关系,原本的二元关系仍然存在.所以德里达所反对的二元分立,不论在实际关系中还是在他的思维中皆仍如其旧.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中国艺术美学基本问题的相关讨论

如何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框架,是21世纪中国艺术美学创新的基本问题。在这一基本问题的探讨上,我国出现了后二元对立和前二元对立两种超越模式,后一种超越模式主要源于海德格尔终极构成的境域论思路。按照这种划分,我国学者过去讨论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天人合一基本思路仍然属于在二元对立基础上加以整合的后二元对立框架,尚未达到在二元对立发生之先敞开的前二元对立的境域论高度。其实,中国传统哲学美学探讨的恰恰可能是前二元对立的世界,所以,海德格尔的前二元对立思想与中国传统艺术美学的基本思想具有会通之处,这种会通探索拉开了中国传统艺术美学思想当代转换的深层帷幕。     

本真与伪存——完美人格塑造之理论与实践二元性的哲学思考

人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话题,人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力求将自己塑造成完美的主宰,而理想的理论述求总是跟现实的实践体现发生着激烈的对抗,于是对现实的不满便由于反思性的思考而上升为理论上对完美人格的理论论证。以求在理论和实践的二元对立中找到一个平衡点,从理论与实践的二元对立中对如何塑造完美人格作一哲学思考。     

论鲁迅《野草》中二元对立思维的生成及其超越意义

散文诗集《野草》中蕴含最明显的一个思维特征就是贯穿于24篇散文诗中的二元对立思维。充满悖论的逻辑矛盾,对否定的否定、对矛盾的抗争,以及归于虚无同时抵抗虚无的情感,体现出极其沉重的终极痛苦。其对立的精神苦痛生成于佛学、尼采哲学以及启蒙思想的多重影响。而鲁迅在长期精神斗争中实现了二元对立思维的超越,这对于其人格的铸造和文本的塑成具有重大意义。     

非传统对立情节模式在话语层面构成的审美阻距——论张爱玲小说女性话语的言语

张爱玲不仅将边缘意义的女性群体带进了文本的中心舞台,而且其文本也同时成为了女性表现其欲望、身份、语言和文化的剧场,张爱玲文本的女性话语是如何突破父权制男性"逻各斯"中心得以言说的.其写作策略是在其文本中建构反传统的情感--理性二元对立情节模式,从而在话语层面上造成审美阻距,其文本中的女性角色因迥异于传统而陌生化,审美主体在阅读过程中产生求知欲,因而得以认知被历史所遮蔽的女性话语.     

大众化、民族化语境下的人性写作——沈从文与他的小说世界

文章以大众化、民族化语境为背景,从人性视角切入,对沈从文小说世界的人物形象、牧歌属性和文化隐喻进行了全面剖析,并试着在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格局中走近沈从文本人,进而触及其小说的民族内涵和象征隐喻。     

论戏剧翻译中的杂合问题——兼论《茶馆》的两个英译本

戏剧翻译的目的有两个:作为文学文本和作为演出文本.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导致译者们采取的翻译策略显然也是不同的,即产生了剧本翻译应向剧作者靠拢还是向目的语观众、读者靠拢的争论.本文突破戏剧翻译中这种二元对立的翻译思想,指出杂合思想的运用有助于在英语国家弘扬中国经典文化.     

认同焦虑与疾病的空间隐喻——以丁玲《在医院中》为例

<在医院中>是一个多义性文本,多数研究者从预设的问题出发从而陷入二元对立的模式之中,本文试图以知人论世的态度,从文本出发、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及其作家的生命体验出发,深入探讨文本的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文本的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及其文本形式建构与创作主体心态的隐喻关系,揭示一个始终为意识形态所遮蔽的视觉盲区:小说客观反映了丁玲与延安知识分子在革命认同过程中存在的认同焦虑.     

《大地》中“土地”象征的二元对立解读

赛珍珠的《大地》描写了以王龙一家为代表的中国农民奋斗一生而发家致富的兴衰史。在小说中,"土地"被赋予了多重象征意义。如果把这些象征意义进一步解构,就可以得到一组组二元对立的结构,生和死、安定和漂泊、贫和富、兴和衰、高尚和低下、美和丑、善和恶、人和神(鬼)。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这些二元对立项在不断交替转换重复,构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循环,生命就在这个循环中延续下去。因此,"土地"的多重意义不仅具有二元对立的结构,更因为二元对立的交替而产生了循环的结构,这对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两极划分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弥补。     

大众化、民族化语境下的人性写作--一沈从文与他的小说世界

文章以大众化、民族化语境为背景,从人性视角切入,对沈从文小说世界的人物形象、牧歌属性和文化隐喻进行了全面剖析,并试着在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格局中走近沈从文本人,进而触及其小说的民族内涵和象征隐喻.     

超越二元对立创建辩证和谐

“主客二分”不等于二元对立,也不能因为辩证思维承认矛盾的对立而将之说成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辩证思维承认矛盾的对立,也认识到矛盾双方的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和谐统一。随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一方面创造了彻底解决和超越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现实基础,一方面又开创了辩证和谐发展的大时代。     

莫里森小说中二元对立的消解与解构——兼论《柏油孩子》的人物塑造

《柏油孩子》是托妮·莫里森创作的第四部小说。这部小说塑造了表面看去体现植根于基督教和西方哲学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的类型化人物形象,但是小说的发展使得这种二元对立的疆界逐渐消解,莫里森通过这种方式体现了自己超越二元对立思维的诉求。     

哲学、美学中主客二元对立与辩证思维

主客二分并非二元对立,辩证思维也并不是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在差异、矛盾的不同形式、“杂多”与“对立”的本质差别、矛盾的对立性与统一性的关系,以及解决矛盾对立的观念、态度、方式、方法等四个方面,主客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都有着本质的差别。     

俄国形式主义接受中的思维问题与当代文论转型

俄国形式主义融入中国文论的过程,也是中国文论转型中克服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思维的过程.俄国形式主义在中国最初遭到拒斥及随之的全面接受,都受到中国当代文论转型中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而20世纪90年代对俄国形式主义的综合性解读,则标志着中国当代文论对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超越的开始.不过,中国当代文论的重建还远远没有消除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的影响.本文认为:只有缩小文学本质的逻辑内涵,扩大文学本质的逻辑外延,文论转型与重构中的二元对立与本质主义思维才可能被超越.     

艾丽丝·沃克对基督教传统的批判与修正

基督教是美国人信奉的主要宗教,但以西方白人文化为主导的基督教宣扬的种族主义、男性霸权和自然歧视等观念对美国黑人,尤其对黑人女性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和摧残,对自然的肆意掠夺已对人类的生存构成威胁.沃克在中后期几部小说中对基督教二元对立的种族、性别、自然观予以有力批判,并从关心全人类完整生存的状况出发,对基督教危害社会和谐发展的观点做出修正,从而建构了积极健康的种族观、性别观和自然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