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事既判事实之预决效力

民事既判事实是指人民法院民事生效裁判文书中所确认的事实.预决效力是指前诉判决与后诉案件的审理具有先决关系时,后诉法院应当以前诉判决既判事实为基础来审理后诉的效力.既判事实具有预决效力的主要依据在于其已经达到法律意义上的真实程度.既判事实的预决效力与裁判程序所适用的证明标准、判决的种类、判决是否具有特殊性、举证期限制度的运用等因素紧密相连.另外,民事既判事实在刑事诉讼程序、民事诉讼程序和行政诉讼程序中所生的预决效力是不同的,需要作具体的分析.     

论法院裁判预决事实作为民事诉讼免证事实的非正当性

法院裁判对后诉案件具有预决效力,进而使得当事人免于举证的理论基础——既判力,在我国尚未完全确立,且从既判力的角度审视,我国现行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做法都存在诸多不当,故法院裁判预决的事实作为民事诉讼免证事实存在正当性方面的欠缺。     

论刑事既判事实的预决力

既判事实是人民法院已生效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基于刑事判决较高的证明标准，其既判事实预决力有特殊的效力范围和效力程度。我国证据立法的相关规定非常薄弱，应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予以完善，同时加强配套制度建设。     

免证之免证:前诉免证事实于后诉预决效力的类型化研究

《民事证据规定》保留并限缩了预决事实免证规则,其合理性根基在于先前裁判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在前诉中已经被正当证明程序所查明。然而,预决事实并不完全是经历过证明程序的事实,除此以外,我国民事诉讼中尚存在八种法定的免证事实。前诉免证事实在后诉中的预决效力面临着合理性危机。依据效力来源和作用机理,可将八种免证事实分为三类：不证自明的免证、无需确然的免证和无需再证的免证。不证自明之免证来源于知识或经验,其效力具有绝对性且能够反复适用,在后诉中依然能够免证但不适用于预决效力规则。无需确然之免证生成于当下的诉讼程序,系因辩论主义或者诉讼效率的考量而对某些事实的认定只要求接近真实,其效力具有场域与主体的限定性。无需再证之免证是先前法律程序的产物,其拘束力与确信力来源于最初生成的证明程序,在后诉中依旧具有免证效力,但免证依据应当溯源。     

论法院调解的既判力

关于法院调解的既判力,各国家和地区立法不尽一致.法国和日本的立法肯定了法院调解的既判力,而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则作了否定的规定.我国现行法律关于法院调解既判力的规定不明确.在学理上,对于法院调解的既判力有肯定说、否定说、限制说、部分既判力说和既判力限缩说五种不同的学说,其中部分既判力说是相对合理的观点,法院调解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但不能产生预决效力.     

民事诉讼的裁判:形式与效力

民事诉讼的裁判作为推进程序的手段和通过程序形成的实体性结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功能。我国的民事裁判包括判决、裁定、决定、命令等形式。判决是通过程序而形成有关实体权利义务的安排,能够带来既判力、执行力、预决效力等法律效果。其他裁判形式则主要用于处理程序性事项、推动程序的展开。本文运用新的文本体例对我国民事诉讼的裁判种类及其效力等知识点加以重述,旨在进行一种法学知识点叙事的方法论尝试。     

论司法确认裁定的既判力范围与程序保障

与普通裁判相比,司法确认裁定的既判力范围具有诸多特殊性,但立法对该问题的规定确尚未明晰。司法确认裁定的既判力在主观范围层面,应对当事人、法院和调解组织等相关主体均产生拘束力;在客观范围层面,裁定的主文和理由均应具有既判力效力;在时间范围层面,既判力基准时应为裁定作出时,既判力确定时应为裁定送达时;在效力范围层面,应包括再诉禁止效力和遮断效力,但不包括预决效力。基于以上认识,立法应对司法确认裁定既判力损害的主体设置相应的程序保障措施。     

论民事证据制度的缺陷及立法完善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核心部分。法治化建设的进程,推动了我国有关证据制度的立法及发展,但其仍有缺陷及需要完善之处。《证据规定》中存在缺乏固定争点及固定证据制度、证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有关证据规则不完善、预决事实规定笼统、司法机关的“证据突袭”等存在诸多缺陷,应当完善举证期限制度,增加拒证权及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完善证据排除规则,细化预决事实以及增加法官的中立性,防止司法突袭。     

行政判决既判力之基准时

行政诉讼判决既判力仅就诉讼过程中某一时间点（基准点）之前的被诉行为或状态具有遮断效,对该时间点之后的事项不具有拘束力。与民事诉讼以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之基准时不同,行政诉讼中应以被诉行政行为性质为标准,结合判决类型对既判力的基准时进行划分。对积极行政行为、显失公正行政行为判决的既判力基准时应该是行政行为成立时。对消极不作为行政行为的履行（或给付）判决的既判力基准时为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而对其做出确认判决的既判力基准时是行政行为成立时。对行政法律关系和行政事实行为诉讼之判决既判力基准时均为事实审口头辩论终结时。     

民事合同效力先决案件的诉讼形态

民事合同效力先决案件的圆满解决需要探求其特定的诉讼形态。合同效力作为实体性先决问题具有“偏本土性”,其在我国民事程序中有着独特的角色承担。合同效力先决案件的传统处置,是根据合同效力之程序角色对应采取不同方式。当前,既判力客观范围的肆意扩张与诉之合并形态的疏漏,是传统处置模式积弊丛生的主要根源。对此,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拉回至“诉讼标的—既判力”的认同之下,在对合同效力作“诉讼标的化”改造的同时,进一步根据实体法权利体系明确完整的诉之合并形态,是一条较为可取的模式重构之路。由此呈现的合同效力先决案件之合理诉讼形态,即是一个确认之诉与两个真正的预备合并之诉的搭配组合。这一诉讼形态本质上乃诉的合并制度的功能发挥,是对现有诉讼制度的“挖潜”。     

论刑事既判力原则的例外

作为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刑事既判力原则存在已久,其基本价值在于对诉讼效益的提高和人权的保障。法理分析证明,刑事既判力原则不绝对排斥刑事再审程序的启动,但我国的刑事再审程序应从既判力原则出发进行重构。刑法的溯及力与刑事既判力存在价值上的暗合,我国刑法的溯及力应扩展到既定判决。     

困境中的思考:刑事判决既判力浅析

既判力是现代诉讼的基础性理论之一。它不仅在保障判决的确定力和约束力方面承担着重要的使命,而且在维护司法权威、法的安定性和秩序的稳定性方面,以及在保障基本人权和实现诉讼经济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我国,刑事判决的既判力并没有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充分重视,致使判决既判力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应当根据当前的状况进行分析和研究,使刑事判决既判力从目前的困境中得以解脱。     

邓小平“实事求是”思想的当代诠释

邓小平把"一切从实际出发"与"实事求是"并列,这里的"实际"、"实事"要理解为"事实",并且事实具有直接性和可靠性,由此"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事实是"实事求是"的出发点。事实包括客体事实和价值事实,价值事实在"实事求是"中更为重要。从价值事实中求"是",这个"是"就集中体现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事求是"的最终标准。人民利益标准是"三个有利于"标准中的最高标准。由此人民利益标准就成为"实事求是"的最高标准中的核心。人民利益标准既是"实事求是"的最高标准,又是"党的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因而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高标准的核心。只有坚持人民利益标准,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论坚持“举国体制”的历史自信

以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坚持和充分发挥"举国体制"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独特优势为基础,以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以更加自觉地认识、把握和运用"举国体制"的历史为准则,提出了当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坚定"举国体制"的历史自信.     

论当代中国农民教育的"双重"动力

当代中国农民教育的“双重”动力主要表现为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从内生动力来看,这是农民自身发展的需求;从外生动力来看,这是党和国家对农民发展的要求。这两种动力的启动与有效运作可以促进农民教育朝着有利于农民个人发展、有助于国家整体发展的良性方向发展。     

论原初事实与制度性事实

＂事实＂是一个重要的框架性概念。凡能够使得某陈述为真的任何东西都是事实。对事实的表达离不开陈述,但事实并不是陈述;事实也不是事物自身。原初事实是独立于人类制度而存在的事实;制度性事实的核心要素是集体意向性。集体意向性并不能为其所指向的对象增添任何物理的、化学的或生物的特征,它唯一增添的是地位功能,而这种地位功能又必须要有原初事实作为其载体。虽然任何事实都是客观的,但原初事实与制度性事实的客观性却有所不同。     

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在“庚申年大讨伐”中的作用及其罪行

日军在延边地区进行的“庚申年大讨伐”中,日本外务省所属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扮演了特殊角色,他们向日军提供有关朝鲜族反日运动方面的详细情报、直接为日军充当向导并单独进行“讨伐”,又担负警备任务、从事“归顺者工作”等,对朝鲜民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领事馆警察机构同日本军部指挥下的日军一样,在对延边朝鲜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方面同样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     

“分类”与“解释”——两类疑难案件裁判规范证立的比较研究

＂分类＂和＂解释＂两类疑难案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逻辑区别,它们紧密相关又不容易区分。通过比较可以探寻出这两类案件裁判规范证立的不同思路。在＂分类＂案件中,法官对裁判规范的证立应当尽最大可能陈述逻辑的展开步骤。在＂解释＂案件中,法官可以对案件事实与相关法律规范之间在事实与价值上的双重判断进行论证,以证明对法律规范的解释选择。     

文化建构、认同与“古苗疆走廊”

历史上的“古苗疆走廊”,不仅是连接西南边陲云南与内地之间一条交通大动脉,并且也是由国家权力强力主导开辟的一条“国家走廊”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空间,对曾系“苗疆腹地”的贵州省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方面都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通过对历史上“古苗疆走廊”的形成过程的回顾．探讨了其“国家化”特征、汉族“移民文化”与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间的“整体性”与“多样性”之关系;并对贵州文化的“主体性”缺失和建构、文化的“族界化”现象、文化的“地域整体性”等问题也进行了若干反思,并就今后展开“古苗疆走廊”研究提出一些初步建议。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