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晚年对中国文明的反思

汤因比早年与晚年的中国文明观大相径庭。早年他在《历史研究》中得出了中国文明已经僵化走向死亡的论断,而在晚年变为对中华文明极度赞誉。汤因比晚年改变对中国文明的认识,源于他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忧虑,主要表现在为对以西方文明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给人类带来全球性困境问题的真切痛思。汤因比晚年中国文明观是以价值判断为基础的,他认为中国文明有利于对全球性问题的解决,主要表现在:中国模式对"世界国家"的建立,儒家思想对新政治哲学观的确立,佛道思想对当前生态问题的解决。     

汤因比晚年思想中的生态伦理学意蕴

生态伦理学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汤因比晚年思想与生态伦理学有许多共通,这主要表现在扩大伦理学的边界,对伦理学重新定位,强调生命的平等性以及敬畏自然等4个方面。因此,对于汤因比晚年思想中的生态伦理学意蕴深入发掘,对当今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诸多的启示。     

汤因比晚年思想中的生态伦理学意蕴

生态伦理学在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背景下应运而生,汤因比晚年思想与生态伦理学有许多共通,这主要表现在扩大伦理学的边界,对伦理学重新定位,强调生命的平等性以及敬畏自然等四个方面,因此,对于汤因比晚年思想中的生态伦理学意蕴深入发掘,对当今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诸多的启示。     

从汤因比的中国观看中西文化融合的前景

本文通过对汤因比中国观的剖析，旨在说明中国传统文明和文化在救治现代西方社会发展危机中的重要作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收纳西方科技文明的必要性，以及中西文明和文化在面向未来中走向融合的必然前景。     

池田大作整体主义文明观论析

池田大作根植于东方文明的土壤并立足于佛法的普遍性生命观,提出了万事万物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而存在,因此他认为:要解决现代人类面临的时代危机,必须以整体主义来协调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精神与肉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发展科学技术离不开整体思维;要解决人类的全球性问题必然要求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并且世界的一体化离不开"世界公民"的培养。池田先生的这一整体主义文明观颇具东方特色,是东方思想家对21世纪文明发展的一种重要贡献。     

从工业技术文明批判到新技术革命——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必由之路

近代工业技术文明强大的主体效应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伴随而来的还有反主体效应的“全球性问题”凸显。马克思主义哲学高度重视对于近现代工业技术文明的“人与自然关系观”和“科学技术观”的反思与批判。这种反思、批判与审视,为当代人利用新技术革命合理解决全球性问题,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崭新的启示,也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十个坚持”的哲学意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十个坚持”的基本命题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和深厚的哲学意蕴，其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识论和实践论三个基本维度进行思想体系构建。其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观为思想原点，解决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的元哲学问题；以生态历史观、生态发展观、生态民生观等为逻辑展开，从文明形态、发展道路、价值立场等方面进行了“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的理论建构；以生态政治领导观、生态系统治理观、生态法治观、生态全民行动观、生态全球共赢观等为方法论指导，回答了“怎么建设生态文明”现实问题，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总的遵循，为建设美丽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     

汤因比文明史观中的宗教根源分析

宗教在汤因比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不但其文明形态史观流露出浓郁的宗教色彩，而且强烈的宗教意识渗透于他的整个历史思想体系。他在文明史观中所涉及到的宗教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有所不同，他把宗教当作文明的核心和灵魂，并以其作为拯救文明和人类命运的最高手段。     

天人迷思——泰戈尔与冯唐的文明观比较

中国当代作家冯唐因其对《飞鸟集》争议性的翻译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但其翻译选择显示了他与泰戈尔之间思想上的共契。冯唐与泰戈尔的思想联系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文明与自然的思考,即两人的文明观上。泰戈尔的文明观主要表现在针对个人和针对人类两个向度,他要求在个体和群体的层面克服对权力的迷恋,皈依自然神性。冯唐的文明观主要通过他的小说创作体现出来,他将文明视为同时容纳欲望和仰望自由的存在形态。两位作家文明观的异同集中在对待融通自然和人工智巧的态度上,二者都有着对自然的强烈追求,泰戈尔将其发展为对人工智巧的排斥,冯唐则将其与人工智巧整合为内在统一的整体。泰戈尔与冯唐文明观的分异,源于他们不同的历史时代语境、家庭成长背景和创作本位观念。阐明泰戈尔与冯唐跨越时代和民族的文明观对话,有助于从更深的层面理解泰戈尔的思想体系及其对于当代文化建设的意义。     

汤因比神学史观初论

汤因比的历史哲学往往被称作“历史形态学”。因为他同《西方的没落》的作者斯宾格勒一样,确认文明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并根据某种生物学模式,断定一切文明都处在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的某一个阶段。他以文明与文明之间以及文明内部各阶层之间的“挑战与应战”为核心的一系列范畴和术语描述各文明的具体形态。在我国学术界开展的文化研究中,汤因比的上述思想曾几度引起重视,“挑战和应战”不仅被当作理解汤因比     

张学良口述历史中的日本观

在考察张学良晚年口述历史基础上,对其日本观进行了梳理与探讨。早年,他通过赴日考察加深了对日本政治、军事特性的认识;主政东北后,在与日本进行外交斡旋的同时,以敌为师的观念占了上风;经过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从欧洲归来,＂抗日观＂最终形成;晚年,他特别关注日本将侵华战犯移入靖国神社一事,提出了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忠告。他的日本观既富有对历史回望时散发出的沉重,又充满着因企盼中日友好而萌生的放心不下。由于他的日本观来自于和日本的直接接触和长期思索,因此,他的回望是有分量的,他的放心不下是值得沉思的。     

理性与价值——试论殷海光精神世界中的矛盾、冲突与融合

自视为“五四后期人物”的思想家殷海光是20世纪后期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青年学子的精神导师。他的精神世界中存在着强烈的矛盾和冲突，最后又从冲突走向融合。此一过程尤其反映在理性与价值这两个维度上。首先，殷海光的主要研究旨趣不在自己的专业逻辑与分析哲学上，他的思考重心是人类文化普遍性在中国文化中如何实现，但其全部运思进路却又是从逻辑与分析哲学出发的。其次，殷海光的自由主义带有浓厚的道德意识，他认为自由民主观念有特定的道德内涵，包含有普遍性的道德价值，如个人尊严、个人人格的完美发展、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等。在这方面与英美传统的立场不同，保持了五四传统的特色。第三，殷海光生命前期的治学方法严守着逻辑实证论，在晚年时走出了逻辑经验论的限制，开始讨论属于心灵层面的价值、信仰、道德理想等问题。第四，殷海光早年坚持自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西化派激烈反传统的立场，到了晚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这与他的视野主要转向了人的心灵问题及价值问题有关。殷海光内心蕴藏着强烈的价值意识，却以理性的追求为企向，在他的晚年这两个维度走向了融合。     

论赵世炎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赵世炎是一名土家族籍的思想家，但他并不只是把自己置身于土家族一个民族的语境中，他是一个具有全球性现代性视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赵世炎哲学的理论特征是以全球性视野思考中国问题，其哲学的时代特征是以现代性定位中国革命问题，其哲学的实践特征是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为目的。     

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

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文明发展与不同文明间关系的基本观点和根本看法。它继承了中华传统“文明观”,批判了现代西方文明观,是对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化道路探索经验的积累和提炼,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当代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包括“五大文明”协调的文明形态观,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交往观,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文明价值观。它从文明观的维度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人文基础,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思想指引。     

全球治理视域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三维审思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深刻反映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的时代产物,它的提出紧扣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现实需要,彰显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中国智慧。从理论逻辑看,它以唯物史观为理论基础和认知参照,推动着全球治理的理论创新;从历史逻辑看,它顺应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趋势,立足中华文明基底和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在新型文明观构建中推动全球治理向着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方向演变;从实践逻辑看,它注重全人类共同价值对全球治理的价值引领,培育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全球治理机制。澄清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的统一,对于理解如何摆脱全球治理困境、变革全球治理秩序大有裨益。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

唯物史观与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之间密切相关,新时代挖掘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应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研究特别的着力点。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预示了民族史向世界史的转变,今天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证明世界历史的趋势已经形成。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代相比,无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纵向脉络中还是在人类社会整体格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面临新的境遇,既面临定位中国式现代化在历史脉络中所处阶段的新问题,又面临应对不同文明在同一历史平台竞技的新局面。社会历史境况的转变要求唯物史观自觉应对今天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文明观的提出是继“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文明新形态”之后又一重要论断,以唯物史观的共时性展开回应了人类社会历史的新境况,同时,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是彼此契合、互相成就,赋予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以独特内蕴。故而,只有立足于唯物史观,才能明确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文明观的深层意义和价值。     

斯宾格勒、汤因比、梁漱溟文化史观之比较

斯宾格勒、汤因比、梁漱溟是现代思想史上极其重要的历史哲学家。他们立足全人类,以文化为主题探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未来走向,从而形成别具特色、影响深远的文化史观。他们在文化主体、文化走向上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以各自深刻的内涵开拓了历史哲学新的研究领域。本文拟对斯宾格勒、汤因比和梁漱溟文化史观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等深入比较,以期寻找他们在此问题的共通性。     

近代日本学人的中国观察——以小林爱雄的《中国印象记》为中心

在近代日本学人的中国认知谱系中,小林爱雄对中国的观察和论述颇显特色。在其《中国印象记》中"残酷现实与美好梦幻"的概括反映了他对中国的总体认知。然而倘若仅用"蔑视中国论和侵略中国论"来统括小林爱雄的中国观,虽不乏简明,但却无法完整映射出其中国认识话语背后的深层意涵和潜在逻辑。事实上,小林以"文明论"为底色的中国观,既显现出了他"中国文明停滞论"的论调,亦遁涵着"西方文明中心论"的文明进化史观。     

论“代际储存”——代际正义的一个重要问题

代际储存,是代际正义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是以代际正义为伦理导向,以环境资源为主要对象,以解决环境危机为基本目标,以实现人类可持续生存发展为终极目的的制度化分配原则。它的实施,既是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     

可持续发展观与人类中心主义辨析

人类要解决当代的全球性问题,走出人类困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仍然离不开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现代人类中心主义在价值取向上与可持续发展观“以人为中心”是一致的,是可持续发展观的哲学基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原则,大力培养和践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