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萧兵楚辞学研究方法

萧兵以其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推动跨世纪的楚辞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楚辞学的研究领域产生了轰动的“萧兵现象”。萧兵对楚辞的研究超越了目前人文科学的学科分界,直接揭示早期人类那囊括一切的巫风文化之渊源。他魔法般的学术想象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探求的方向,决定了推论的风格和思考的质量,他的想象力和意向性是其研究成功的根本     

论楚辞研究史在楚辞学中之地位与作用

楚辞研究史对历史悠久的楚辞学极为重要,其作用可概括为:开拓思路,澄清认识;钻燧传薪,接力攻坚;鉴古知今,少走弯路;剔袭避重,节省精力。在楚辞研究畛域,它几乎与作品、作家居于同等地位。因而,了解、掌握研究史和研究史料,是当代楚辞研究者必具之基本功。     

饶宗颐先生的琴学研究与“乐教”论

探讨古琴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的种种联系,在礼乐文明的语境下,对古琴的记载与阐释广泛见于各类儒家经典以及典章制度,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政治层面均扮演重要角色。先秦时期,作为祭祀活动使用的乐器,琴、瑟屡见于古代礼书。至汉代,琴所具有的宗庙礼乐身份开始出现变化,逐渐进入古代士人的日常生活。饶宗颐先生将琴学与中国哲学,儒、释、道三教,乃至其所涵括的整个中国文化传统相联系,提出“琴道”这一理念。又结合琴史,在形而上的高度理解古人赋予琴曲的哲学内涵。以古史、古学论琴曲,广及三教,对琴道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使我们从琴学研究角度,对先生在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领域的视野与方法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论蒋天枢先生楚辞学的历史研究向度

蒋氏著述多有创获,其一系列论著基本上沿着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模式对文史通融型方法进行了透辟的分析和实际运用,尤其对楚辞学的研究,在八十年代的楚辞学领域独树一帜。     

当代楚辞学研究的重要贡献——读褚斌杰《楚辞要论》

褚斌杰教授的《楚辞要论》一书已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对历代楚辞学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分析，然后一一提出自己的见解，是本带有总结性的学术著作；更重要的是对楚辞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创获良多，从而形成全面突破，成为当代楚辞学著作中成就很突出的一种。     

论司马迁对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贡献

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为楚辞作家屈原和西汉初年赋家贾谊、司马相如立传,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创作经过,记载了早期文学集团的活动,并大量载录辞赋作品,为保存辞赋文献、保存辞赋研究资料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司马迁还发表了最早的辞赋评论,他认为辞、赋无别,汉赋直承楚辞而来;他十分强调并高度肯定辞赋的讽谏功能和抒情特征,批评汉赋的夸张虚构与华丽辞藻,并最早对具体辞赋作品作出评点与解析。无论是文献资料的保存与清理还是辞赋理论的探索和建构,司马迁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垂范后人,功不可没。司马迁理所当然是中国楚辞学和中国赋学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论饶宗颐的生命精神

饶宗颐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人格独立,是饶宗颐生命精神的主旋律,贯穿着他一生的各个阶段。他这种独立人格,既体现在对政治功利的自觉超越,又体现在对流俗的自觉超拔,并藉此践履了其为学术而学术的纯正学术理想。与独立人格相联系,饶宗颐极具创造精神,追求崭新复绝的境界。其生命精神的养成,既有家学渊源、个性气质的因素,更在于他吸取了中西哲学的智慧和释道二藏的宗教精神,亦与香港的因缘有着紧密的关系。     

论梁启超的楚辞研究

梁启超的楚辞研究 ,在中国楚辞研究史上颇有影响。他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又有开阔的视野 ,既能站在较高的思想层次和文化层次上考察楚辞产生的原因 ,又注重对楚辞文本的研究 ,比较正确地评估其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 ,因此 ,他的许多观点以及研究楚辞的方法对后世的楚辞研究都具有深刻的启迪作用     

论屈辞的模式以及楚辞的式微

楚辞自屈原陡然崛起,又在其身后很快走向式微。屈宋时代看不出显著的发展历程,汉代的发展更不景气。如此特殊的文学现象,与屈辞模式化相关。《离骚》呈现问对与追求模式以及六大比兴模式,《湘君》《湘夫人》《山鬼》《天问》亦存在相同的模式。《卜居》《渔父》《远游》《招魂》《大招》等也亦滋生于这几种模式之中。至于汉人所作楚辞,更多属无病呻吟。模式的再生力有限,特别是在叙事性的抒情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楚辞学三题

从《七录》起，几乎所有公私书目都为《楚辞》特立一类，其原因有二：1、《楚辞》独特；2、其影响大．从“楚辞学”的角度考察，《楚辞集注》增贾谊二赋，乱了《楚辞》之体．六朝人将《楚辞》当“屈原集”看，故刘勰评价屈原，不仅取证于其作品，亦引宋玉代屈原立言之《招魂》与《九辩》为例．     

论钱钟书的楚辞研究方法

论钱钟书的楚辞研究方法梅琼林钱钟书先生的楚辞研究主要集中于《管锥编》卷二的《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语言精粹，阐述洗练，抓住难题，重点突破，篇幅约五万余言。在这部论述中国古代文史哲典籍的煌煌巨著《管锥编》中，《补注十八则》占据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并...     

论楚辞的消亡

楚辞与诗经这两种文学样式在后代的发展命运实在是大相径庭。寻绎楚辞为何迅速消亡的根源，不但可以从侧面回答有关屈原、屈作的诸多重大问题，还可以在文学发展的规律方面给我们以启示。楚辞之所以在汉代消亡，首先是汉代的客观环境不利于楚辞的生长；再就是屈原之后的楚辞作家不注意吸收民歌的营养，不善于借鉴民间的创作，因此楚辞的表现艺术得不到丰富与发展，其生命力日渐衰竭；而楚辞创作的后续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时所选择的题材过于狭窄，又囿于传统模式，一味仿效屈作，则更将楚辞推向了绝境     

论“楚辞”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

“楚辞”是战国末期出现的一种新诗体,但它并不是凭空产生出来的,楚地民间长期流传的楚歌、巫歌和神话故事,春秋中叶诞生于北方的《诗经》,以及战国时代兴盛了近三百年的散文,都对“楚辞”的出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楚辞”赖以产生的坚实文化基础。     

汉代楚辞学述略——《楚辞学史》之一

楚辞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从现存典籍来看,最早评论楚辞是汉代。刘安奉诏作《离骚传》发其嚆矢,司马迁撰《屈原列传》、刘向编纂楚辞专集奠定基础,王逸著《楚辞章句》集其大成,形成了楚辞研究史上第一个高潮,开楚辞学之先河,掀开了楚辞学史光辉的一页。     

昆仑文化与楚辞

“神话昆仑”的地理位置大致在今青海高原一带 ,史前期人类曾在这里创造过中华文化源头之一的昆仑文化。昆仑文化对楚辞的主要影响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曰昆仑文化之情结 ,二曰神人杂糅之习俗 ,三曰时空跨越之思维 ,四曰尊坤崇女之意识     

楚辞和周代文化

根据金文,楚国和秦国都出自高阳,因此互相支持,又臣服于周。而楚早期在炎黄之战时,散居各地,主要分成三部分,所以称为三楚。楚辞文化,主要来自中原,所以在《天问》中由夏商周至楚国一路写下来。楚辞中的人物、鬼神也基本和周代一致,如《惜颂》中说的五帝、六神等。楚辞也不单单写楚国,如《九歌》中的冀州、东皇太一等等。楚国和周一直往来密切。过去,我们为了强调楚辞的个性,把“兮”说成楚语。实际上,《诗经》中有将近四十首诗出现“兮”,皆表示不良情绪。后来的墓志铭中也采取了这样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首先看到中华文明一体化,再了解差异性,这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论北方中原文化对楚辞之形成的影响

楚辞是在中国南方特定的历史条件和自然环境中所产生出来的抒情诗,有着显著的地域特征。但是,在当时的时代大背景之下,楚辞的产生离不开北方中原文化的影响。因为当时的南北文化交流非常活跃,楚人乐于接受北方文化,楚辞的创造者屈原更是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     

论梁启超的屈原与楚辞研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启蒙者,也是开启近现代楚辞研究新风气的第一人。其《屈原研究》首开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从纯文学和文学发展史角度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风气,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创的见解,较之汉代以来传统的研究方法,颇多创意和突破。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讲解《楚辞》有关问题及其读法,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且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颇有创见。在其他著作中,梁氏还对屈原的思想学派进行了专门论述。梁氏的以上著述,均给当时和后世研究者以很大启示和影响,在屈学和楚辞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