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政策、经济状况对农村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影响

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偏高幅度大、增长快是19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一个重要特征。通过对生育政策、经济状况与出生性别比相关关系的分析,得出:(1)以生育政策率为1.5~2.0作为分界线,生育政策率等于该值时,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出现偏高的态势;高于或者低于该值时,逐渐趋于正常值域。(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处于3 000元时,出生性别比最高;低于该值时逐渐上升;高于该值时逐渐出现下降的态势,并趋于正常值域。(3)生育政策、经济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有限,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偏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且持续偏高，一般认为，这是多种影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影响因素中，何者为主要因素却有很大的分歧。笔者认为，虽然影响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是复杂的、多因素的，但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施的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仅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直接相关，而且是诸多影响因素中最主要的，偏严的生育政策是中国出生性别比长期严重失衡的主要原因。     

江苏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分析

目的:分析江苏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变动趋势.方法:通过政府官方网站以及计生委获取江苏省人口性别比基本情况.结果:江苏省出生性别比偏高;13市之间存在差异;城乡差异显著;生育政策影响出生性别比.结论: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不利于构建稳固的家庭,不利于家庭的和睦稳定,不利于社会的和谐安宁,不利于稳定低生育水平.     

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的系统分析

在回顾近10年来国内学者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原因研究的基础上,利用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流程图,对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作了系统分析。提出并区分了“时点出生性别比”与“时期出生性别比”的概念。认为,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政策因素不是主要因素,性别选择技术是主要原因,性别比偏高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提出两点标本兼治的对策建议。     

我国出生性别比与生育观念现状分析

出生性别比偏高是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出现的人口问题之一。它反映出我国农村地区人们生育观从整体上看还需要进一步地继续转变。     

选择性生育与我国出生性别比的偏高

近二十多年来，各种产前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不断普及为选择性人工流产、引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在作用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诸因素中，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及选择性生育是其直接原因，它主要表现为一胎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二胎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偏高。     

宁波市出生人口性别比现状分析

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宁波市的数据,分析宁波市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状,在此基础上从文化、社会、政策和技术视角分析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产生的根源,并建议从营造性别平等和关爱女性的社会氛围、政府政策要注意“去性别化”和“去区域化”、稳步放宽二胎的生育政策、开展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地方立法、加强对流动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监控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以解决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问题。     

低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后果

自 8 0年代中期以来 ,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了明显偏高且持续上升的趋势。这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与担心。文章分析了低生育水平与出生性别比的关系 ,并对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婚姻后果进行了定量分析和预测 ,从而纠正了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与认识。     

安徽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状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安徽省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异常升高,引起了社会各方密切关注.通过对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安徽出生人口性别比数据的分析,发现其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现状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经济、文化、社会原因,因此需要通过发展经济、创新生育文化、完善生育政策、加强生育管理等多条途径进行综合治理.     

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技术性因素

近二十多年来,各种产前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不断普及为选择性人工流产、引产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在影响我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诸因素中,非法的胎儿性别鉴定及选择性生育是其直接原因,主要表现为一胎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二胎及以上出生性别比偏高.     

生育文明与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

解读文化与文明、生育文化与生育文明的概念,人们就会发现: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的真正原因是由于不文明生育文化及行为造成的。倡导生育文明、构建性别和谐社会,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的共同努力。     

安徽省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的成因与对策

通过对安徽部分农村地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的问卷调查及分析可见,当地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已发生变化:数量追求减少但生男偏好依旧强烈。这是造成出生性别比偏高的主要因素。同时促成性别比偏高的还包括社会、经济、现实以及医学技术手段被滥用等多方面的因素。据此提出解决性别比问题应坚持“以人为本”,正面激励为主,疏管结合,标本兼治的对策思路。     

以“出生人口数量”换“出生人口性别比结构”战略

我国是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且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收效甚微,通过"禁止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入"刑"遏制性别比偏高成为社会热点。从人口学视角出发,构造立法后的人口数量成本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方程,测算结果表明,立法后带来的人口数量成本可以接受,出生人口性别比收益明显,立法具有可行性。而且立法还有利于稳定适度低生育水平,立法刻不容缓。     

桂北地区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调查报告

课题组选择桂林所属的8个县(区)的7个乡、21个村、1个街道办事处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调查表明:多生孩子已不再是育龄妇女生育的目标,对孩子的质量和男性偏好要求提高;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主要表现在二孩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不单是经济问题和养老问题,主要是人们的观念问题,一些政策法规的导向也是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的原因之一。     

经济发展方式与出生性别比下降的路径选择

我国出生性别比出现罕见的"六连降",但下降趋势缓慢,出生性别比偏高态势依旧明显。经济发展方式通过影响妇女地位而影响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从而影响出生性别比。经济发展方式落后,对简单劳动力的需求,使得男孩偏好依旧存在,从而导致出生性别比偏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缩小男女在经济收入、社会保障上的差距,男孩偏好终会减弱,出生性别比也将会回归正常水平。     

湖南省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研究——基于和谐社会的视角

湖南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持续失衡,这无疑会带来诸如婚姻挤压、道德沦丧、经济减缓、女性地位降低等社会问题,将严重影响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如何加强管理监督,营造生育新风,完善利益机制,加强优质服务,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以整治出生性别比失衡势在必行。     

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战略选择及前景展望

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是社会性别的不平等在生育领域里的集中体现,因此,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应该着重于对性别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改造,通过构建社会性别平等机制,形成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的远期战略和近期战略相结合的综合框架。     

性别偏好、性别选择与出生性别比

考察了中国性别偏好及其产生机制,讨论了性别偏好、性别选择、社会经济发展与现行生育政策等因素对出生性别比例失调的影响,并对中国政府治理出生性别比例失调成效不明显的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认为：中国歧视性的性别偏好是制度构建的产物,性别偏好、社会政策供给不足、生育数量限制等使性别偏好提前显露出来,并借助于性别选择提前实现性别偏好成为可能,从而促使了中国出生性别比例的失调。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全球化、文化传播、观念转变等,使得出生性别比回归自然的社会经济条件已经逐渐具备,中国出生性别比拐点已经来临。     

泉州市出生性别比失衡现状与综合治理

出生性别比是人口自然结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持续攀升,泉州市出生人口性别比也在近年来一直居高不下。为了解泉州市现阶段出生性别比的真实情况,泉州市人口学会在2011年6月底就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进行专题调研。本文统计了传统观念,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科技因素对泉州市出生性别比的影响,并对制定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问题提出解决建议。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地区差异及其政策选择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背后内涵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生育政策和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虽然没有因果关系,但不同地区关于生育数量的不同规定间接地影响着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地区差异。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的影响不是短时间内可以消除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对我国未来生育政策作出选择,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施加影响,从而达到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地区差异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