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关联翻译理论下的译者忠实对象的多元互动

单一的译者忠实对象论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总是受到质疑。根据关联翻译理论，译者的忠实对象是多元的，译者在对其忠实服务的同时所选择的不同服务方案会造成各忠实对象利益的不平衡分布，引起利益冲突的各方互动。无论是在对原文的阅读、理解过程中，还是在对原文的阐释和表达过程中，多元的译者忠实对象是互动的。     

译者：一个新的忠实对象

对翻译应忠实于谁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总是试图从译者主体外部为翻译寻找参照对象。文章在充分考虑译者主体及其主体性的前提下,提出一个新的翻译忠实对象,即译者本人。文章分析了对译者的忠实在翻译目的、译者理解和译者表达三个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最后就这一新的忠实对象与以往研究中的忠实对象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译者主体性的体现——以李文俊《逃离》译本为例

以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Runaway及李文俊的中译本《逃离》为例,采用案例研究法,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搜集原文和译文中与译者主体性相关的短语、句子和段落作为研究数据,整理归纳后,分析文学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研究发现,译者主体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增添、删减、改动.通过具体的案例,并对《逃离》中这三种译者主体性表现形式的频率进行统计,统计结果为:改动最多,增添次之,删减极少.经过具体的案例分析,发现发挥译者主体性与传统的翻译忠实原则并不矛盾,甚至是另一层面的忠实.从事文学翻译的译者应当适度发挥译者主体性,而不是“愚忠”甚至“死忠”于原文.     

从“忠实”标准到叛逆性创造——论译者主体地位之“度”

文章分析了“忠实”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片面强调“译者主体性”进而否定“忠实”的论断是有待商榷的。“忠实”并不意味着译者失去主体的能动性。而译者主体性是否发挥得当,还需要回到“忠实”这一标准来进行衡量。超过了“忠实”这个“度”,过多的在译本中加入自己的观点、看法和审美意识、审美理想,那么译者的主体性就被歪曲到了另一个极端。     

译者博弈与翻译忠实

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社会性活动,一次完整的翻译活动绝不是译者的独角戏,而是由原文作者、翻译委托人、译文读者、出版社及其他译者等共同参与完成,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有着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对抗。翻译实质上就是一场以译者为中心的多方博弈,其最终所实现的忠实只是译者与博弈各方达成的一个＂纳什均衡＂,而这种均衡是有效实现翻译效益和翻译交际功能的保证。译者博弈既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要,也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然。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忠实之后：译者责任的皈依

翻译素有“忠实”之说,而译文忠实之后存在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译文忠实之后的空间关系指向译文忠实的背后、背景或基础之根本问题;译文忠实之后的时间关系指 向译文实现忠实的效果后,在时间上或在次序上走向顺达或文雅或顺达与文雅的过程。译者责任是译文忠实之后的皈依,它调和了译文忠实之后的时空关系,使翻译回归沟通交流 之本意。     

“无损失的翻译”与翻译的虚无——再论传统翻译理论的“忠实观”

我们只要问一句：有没有一种不具有翻译性的翻译存在？如果没有,那么“翻译性”或“变异性”就是翻译的本质属性。一切文本一旦遭遇翻译,它就获得了自己的翻译性。如果说原文所要求于翻译的是忠实,那就应该是一种充分忠实于翻译的本质属性,并同时让译者在翻译时履行对自我显现行为的忠实。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忠实与叛逆的辩证统一——论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兼容并蓄

翻译的忠实可分为源语文本派忠实、源语语境派忠实和译者认知派忠实。文章揭示了这三种忠实其实都只是忠实的一个方面而已,对翻译中的忠实与叛逆应有不同的理解。三种忠实标准的兼容并蓄,以及翻译中忠实和叛逆的辩证统一,或许才能还忠实以本来的面目。     

“忠实”——不可或缺的翻译标准

忠实是传统的翻译标准之一,但目的论和解构主义思潮否定了忠实的可能性,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文章从忠实的量化、翻译的本质、译者的职业道德、翻译的社会功能、忠实和通顺的辩证统一关系等方面．阐述和肯定了忠实作为翻译标准存在的重要意义。     

本杰明视角下译者地位的重构

翻译中存在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译者处于文化的边缘地位。本杰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提出了"纯语言"观,"纯语言"观解构了翻译的"忠实"神话,重构了译者的地位。德曼和德里达对《译者的任务》作过不同的阐释,德曼的解释是:译者可以使原文"再生",译文的失败来自语言功能的失败;德里达揭示了译者是原文的"保护者"的观点。翻译是一个译者在不同时空下进行语言转换的行为,译者不是一个无助的完全被动的工具,译者不可能做到绝对地"忠实",译者的使命是促进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互补与融合。     

从边缘到中心--对译者地位的思考

传统译学视原文和原作者为绝对权威,从而使译者处于译学研究的边缘地位。当代翻译理论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切入研究译者的地位,从而提高了译者以及翻译学科的地位。阐释学、翻译研究学派、女权主义、解构主义等当代主要翻译理论都宣称译者的地位不低于作者,译文并非是附属于原文的派生物。译者是翻译活动中最为关键的主体,是原文的读者、解释者和译文的创造者,是构建译入语文化的重要力量。在翻译实践中,译者既要尊重原文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才能履行跨语际、跨文化交际的任务。     

汉英翻译中译者的思维变化

进行语言转换的翻译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活动,而且还是一种思维活动.思维的差异势必会影响两种语言的相互转换,译者在进行汉英翻译时必须进行几种思维变化:1.由意合思维转变为形合思维;2.由螺旋型思维转变为直线型思维;3.由主客体浑融转变为严格区分主客体;4.由形象思维转变为抽象思维.翻译时进行思维变化是必要的,只有如此,汉英翻译的译文才能流畅、生动、自然、准确.     

论英汉科普翻译中的译者主体性

分析了英汉科普翻译中科学性与译者主体性的关系,指出英汉科普翻译中科学性是第一位的,一方面,科学性对译者主体性存在制约和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围绕科学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通过分析,体现这一非文学文本译者主体性受科学性影响的特点。     

文学作品名翻译中审美信息的传递

文学作品名审美信息的传递是译者在文学作品名翻译中经常要面对的问题。根据接受美学理论，译者的接受过程首先是一种审美的过程，在文学作品名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审美主体，对原名和原作（审美客体）的理解和审美判断，对译文读者审美能力和审美接受的审慎辨别，最终导致了原名审美信息在传递中的复制、损失和替代。     

从译者的主体性看麦都思的《尚书》译本翻译策略

＂文化转向＂视野下的翻译理论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从忠实的＂仆人＂提升为具有创造性的＂主人＂,译者的主体性决定了翻译文本的选择与翻译策略的取舍。在译者主体性关照下探讨英国新教传教士、汉学家麦都思《尚书》译本的翻译策略的选择,分析麦都思的译者身份在翻译策略中的体现,以期能够为促进今日之中国典籍西译、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为提升我们国家的软实力提供可资参照的历史经验,并为今日世界翻译的理论建构以及中国译学理论建设提供丰富的范例。     

译者地位在西方翻译研究中的变迁

翻译是一项古老的活动,它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但是译者的地位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虽有不少翻译研究者探讨过,但至今也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梳理西方翻译研究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寻找译者地位的变迁的轨迹,并试图推究其产生的原因.     

跨文化交际中英汉翻译技巧与实例分析

翻译技巧是跨文化语言交际中的重要环节。通过对一些翻译实例的分析,详细介绍了在跨文化交际中使用频率高的九项翻译技巧,旨在重视英汉翻译技巧的实际运用,提高翻译工作者的翻译水平和跨文化交际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