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关联翻译理论下的译者忠实对象的多元互动

单一的译者忠实对象论由于自身的局限性总是受到质疑。根据关联翻译理论，译者的忠实对象是多元的，译者在对其忠实服务的同时所选择的不同服务方案会造成各忠实对象利益的不平衡分布，引起利益冲突的各方互动。无论是在对原文的阅读、理解过程中，还是在对原文的阐释和表达过程中，多元的译者忠实对象是互动的。     

译者：一个新的忠实对象

对翻译应忠实于谁这一问题,以往的研究总是试图从译者主体外部为翻译寻找参照对象。文章在充分考虑译者主体及其主体性的前提下,提出一个新的翻译忠实对象,即译者本人。文章分析了对译者的忠实在翻译目的、译者理解和译者表达三个不同层面的具体体现,最后就这一新的忠实对象与以往研究中的忠实对象之间的关系作了初步探讨。     

译者博弈与翻译忠实

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社会性活动,一次完整的翻译活动绝不是译者的独角戏,而是由原文作者、翻译委托人、译文读者、出版社及其他译者等共同参与完成,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有着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对抗。翻译实质上就是一场以译者为中心的多方博弈,其最终所实现的忠实只是译者与博弈各方达成的一个＂纳什均衡＂,而这种均衡是有效实现翻译效益和翻译交际功能的保证。译者博弈既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要,也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然。     

忠实之后：译者责任的皈依

翻译素有“忠实”之说,而译文忠实之后存在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译文忠实之后的空间关系指向译文忠实的背后、背景或基础之根本问题;译文忠实之后的时间关系指 向译文实现忠实的效果后,在时间上或在次序上走向顺达或文雅或顺达与文雅的过程。译者责任是译文忠实之后的皈依,它调和了译文忠实之后的时空关系,使翻译回归沟通交流 之本意。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实为深度的“忠实”

传统翻译理论重视对原作的忠实,但在文学翻译实践中由于文化差异、译者因素、时代要求的原因,译作难免对原作产生"偏离"、"背叛",因此,创造性叛逆不可避免,在文学翻译中也屡见不鲜,经常可见译者的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创造表明了译者以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叛逆体现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成这一主观愿望而形成的一种译作。本文从语言、文化的差异和读者期待层面简要探讨创造性叛逆的必然性,而译者主体性的发挥要受到原文、原语及目的语和文化语境等制约因素的限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应在充分发挥主体性因素的同时把握创造性叛逆的限度,以便在最大范围内达到翻译目的并取得良好的文学、文化及社会效应。     

朱生豪之译者生态研究

朱生豪是莎士比亚戏剧最重要的译者之一,朱生豪译本在中国莎学史、中国翻译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伟大
工程。本文以译者生态理论（对译者之所以成为译者、之所以被称为翻译家的动态研究和静态描述相结合的理论）为
视角,深入追溯朱生豪的生平,从译者生成论、译者角色论、译者翻译论和译者接受论四方面探讨朱生豪的翻译活动,
既研究了其自幼天资聪颖、受过良好教育和兴趣爱好广泛、热爱莎剧、翻译态度严谨认真等个性特点,也探讨了其在事
关中华民族文化尊严的特定社会环境（抗日战争时期）下翻译莎剧行为的深刻社会背景。朱生豪的翻译生涯表明,翻
译不仅仅是翻译家的个人事业,也不仅仅是译者个人的孤立行动,而是由译者自身、社会及家庭环境、文化氛围以及译
文读者、观众接受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忠实”标准到叛逆性创造——论译者主体地位之“度”

文章分析了“忠实”与“译者主体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片面强调“译者主体性”进而否定“忠实”的论断是有待商榷的。“忠实”并不意味着译者失去主体的能动性。而译者主体性是否发挥得当,还需要回到“忠实”这一标准来进行衡量。超过了“忠实”这个“度”,过多的在译本中加入自己的观点、看法和审美意识、审美理想,那么译者的主体性就被歪曲到了另一个极端。     

从“忠实”到“理性多元”：翻译标准的构建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其核心是“忠实”翻译标准。但后现代解构主义认为意义不是原先固有的,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这在理论层面上彻底解构了传统译论的核心,但它并未建构出新的翻译标准。后现代建构主义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认为交往合理性应包括“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社会交往活动,应遵守这一交往合理性。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理性多元”的翻译标准。     

论译者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

翻译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译者是做决定的行为主体。以社会学理论为基础,从描述性翻译研究的视角对译者这一行为主体进行了观照,指出：译者是一个社会人,社会化是一个“被动-主动-互动”的模式。译者被译入语文化所操纵,同时也操纵译人语文化。译者与译入语文化处于双向互动之中。     

论译者与译入语文化之间的双向互动

翻译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译者是做决定的行为主体。以社会学理论为基础,从描述性翻译研究的视角对译者这一行为主体进行了观照,指出:译者是一个社会人,社会化是一个"被动—主动—互动"的模式。译者被译入语文化所操纵,同时也操纵译入语文化。译者与译入语文化处于双向互动之中。     

译者介入与《红楼梦》人物形象变异

对比和分析《红楼梦》两个英译本实例,从译者的个人情感倾向、审美想象的不同运作以及译者文化取向等三个方面,揭示译者的介入不可避免地作用于翻译效果,使人物形象产生不同程度的变异,从而对译作产生深刻的影响。     

文物返还国际争议解决的合作与交流原则

文物返还国际争议体现了不同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倾向于将文物留存在国内,而另一方则极力主张文物的自由流转。解决文物返还国际争议,应遵循国际合作原则,寻求建立一种以共享和交流为主要方式的互惠性的安排机制,从而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需求。     

家庭伦理关系与青少年矫正对象的互动探析

社会和谐始于家庭和谐。家庭本身具备调整家庭关系解决家庭矛盾的资源,但在复杂变迁的社会中,难免会出现某些障碍。个别家庭成员出现问题乃至成为矫正对象与家庭病态的结构或者功能失调有很大关系。处于豆蔻年华的青少年(包括大学生)是社会关注的重要群体,如何从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细胞切入以引导他们健康成长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具有重要意义。     

杜甫咏物诗刍议

杜甫终其一生,奉儒忠君、忧时悯民,但才不为时用,一腔蹭蹬郁勃之情,尽蕴于诗。在其咏物诗的物象与意象中,也涵蕴着自我才志的自信张扬,生命沉沦的自嘲自伤,漂泊江湖却心系朝庙的拳忠之心,以及对奸佞人事的嘲讽指斥等情感内容,因而使其咏物诗作表现出一种浓郁的自叙性色彩。     

债的客体问题新探

债的客体应该是在债之中每一对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所有类型的债的客体构成,都是二元结构的,一部分是债务人所做出的履行义务的行为即给付行为;另一部分是该给付行为所指向的特定的物或其他财产以及特定的事实等,即给付行为标的.劳务之债的客体也都应该是给付行为 给付行为标的这种二元结构的,劳务之债客体中给付行为标的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     

试论中国古代宗教崇拜对象及天人关系之演变

中国古代宗教的崇拜对象是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下 ,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 ,主要是“人”对抽象的“天”进行崇拜。后来 ,在儒道两家的批评和改造下 ,其崇拜对象逐渐由“神灵之天”向“义理之天”、“命运之天”以及“自然之天”演变。与之相应的天人关系 ,也由“天人相分”到“天人相通”,直至最后发展到“天人合一”的最高精神境界。     

论经济文化互动发展

经济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 ,也称社会物质生活。文化是作为社会意识形式的艺术、道德、政治思想、法律思想、宗教、哲学以及教育、科技等。经济决定文化 ,文化对经济具有反作用 ,经济结构是经济文化互动的桥梁。实现经济文化互动发展的主要原则是 :努力促进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发展生产力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相结合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相结合     

论大学交往教学观

大学教学实践是一种特殊的交往实践活动,是大学师生之间一种精神、信息、情感的交流,是大学生命主体的活动形态。目前,我国大学教学中存在着交往不足的现象,针对此,迫切需要树立科学的、开放的大学交往教学观。     

论环境法的调整对象

对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研究应该首先界定人与环境关系的内容、种类及其相互关系,然后再界定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环境社会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可以概括为人对环境的利用关系。从人类利用环境的目的出发,并结合环境外在价值类型,人对环境的利用表现为两类,即本能性利用与开发性利用。作为环境法调整对象的社会关系可以称为环境利用关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各类环境利用人之间由于环境利用而产生的关系;二是由于国家对环境利用的介入而形成的国家和环境利用人之间的社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