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被追诉人阅卷权的立法规制——以韩国刑事诉讼法为借鉴视角

韩国于2007年新修订的刑诉法中增设了被告人享有阅卷权的规定,这对于保障被告人辩护权、参与权、知情权的实现具有积极意义。我国被追诉人不享有阅卷权,并受法律援助条件的限制,部分被追诉人的辩护权、知情权及参与权难以得到充分保障。为此,应在刑诉法中增设被追诉人享有阅卷权的规定,并通过创制电子卷宗及设立电子卷宗阅览室的方式,来保障被追诉人阅卷权的实现。     

审查起诉阶段应赋予犯罪嫌疑人阅卷权

阅卷权是辩护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其对于有效辩护和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被追诉人是否有阅卷权这一问题,现行立法上并无规定,理论上也仍存争议.有观点认为,阅卷权是辩护人享有的权利,而在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的阅卷权也普遍缺失.审查起诉阶段有着不同于侦查阶段的特点和任务,在此阶段,法律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阅卷权及相应的救济途径,使其通过对该权利的行使更有效地进行自我辩护,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为了实现追诉犯罪和保障被追诉人权利两者的平衡,有必要对犯罪嫌疑人的阅卷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基于新《律师法》视角的刑事辩护中“三难”问题解决

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维护律师权利”成为此次修订的重要部分，由此，刑事辩护长期面临的“三难”——阅卷难、会见难和调查取证难，有望得以缓解。本文阐释了此次修改《律师法》对刑事辩护“三难”问题的影响和新法实施的困难及其解决方案等相关问题。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我国律师辩护制度的缺陷及完善

从侦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对我国律师辩护制度作了深入浅出的分析,意在指出其缺陷,并提出完善的对策。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地位应定位于广义辩护人,而且应有效地保护其会见权;在起诉阶段应有广泛的阅卷权和平等的调查取证权;在审判阶段应重视辩护材料和赋予律师刑事辩护豁免权。这样,有助于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司法大数据证据运用中律师有效辩护的困境及其化解路径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证据在侦破犯罪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令其应用已然成为刑事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环节。同时,大数据证据的运用也使得律师的有效辩护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大数据证据的应用对律师阅卷权、质证权、取证权等传统权利造成冲击,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和可能性被不断压缩和降低;另一方面,大数据证据算法运作过程的不可知引发了“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算法失灵”等问题,加大了律师的有效辩护难度。针对于此,有必要从有效辩护的前提、重点、保障入手,增加控方数据开示义务以保障律师全面而有效阅卷;合理改造律师对大数据证据的质证、取证思路以实现有针对性的有效辩护;赋予控方有限度的算法公开义务以确保律师在知情前提下实现有效辩护。     

从完善辩护制度的角度谈如何实现控辩平等

实现控辩平等是刑事诉讼追求的目标,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形式上扩大了辩护律师的权利,但实质上仍存在很大的缺陷和弊端。在律师辩护中存在会见难、调查取证难、阅卷难、采纳意见难的现状,因此我们应当完善刑事辩护制度,以便发挥律师刑事辩护的作用,促进司法公正,真正实现控辩的平等对抗,最终实现刑事诉讼的价值。     

论律师辩护权的完善——基于新《律师法》的思考

完善律师的辩护权,对于构建控辩平衡的诉讼模式、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实现程序正义具有重要意义。新修订的《律师法》对于律师的辩护权作了许多变革性的新规定,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律师辩护"取证难"、"阅卷难"、"会见难"的"三难"问题,但仍存在若干不足与缺憾之处。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当在吸收新《律师法》立法成果的基础上,从明确阅卷权的范围、增加辩护律师的在场权以及规定辩护律师权利救济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     

审查逮捕程序中的阅卷权：比较与借鉴

我国被追诉人在侦查期间的审查逮捕程序中不享有阅卷权,这种羁押阅卷权的缺失,压缩了辩护权的发挥空间,掣肘审查逮捕程序诉讼化的改造,造成认罪认罚中控辩失衡。为了维护被追诉人在审查逮捕中的程序主体地位,完善审查逮捕程序的正当性以及保证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在借鉴域外羁押阅卷制度的基础上,并结合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扩张我国现行的阅卷制度,赋予被追诉人有限的羁押阅卷权。辩护人(包括值班律师)以及无辩护人的被追诉人在审查逮捕程序中行使阅卷权、阅卷范围仅限于与逮捕相关的事由及证据、基于特殊利益的需求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该阅卷权的行使、构建现场阅卷和电子化阅卷的方式。赋予被追诉人有限的羁押阅卷权将有利于在审查逮捕程序中贯彻控辩平等、有效辩护的基本诉讼理念,保障被追诉人的人身自由权,使其不受控方的非法羁押。     

控、辩平衡对律师辩护制度的要求

控、辩平衡是保证法官“兼听”、实现诉讼公正的重要机制。立法以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辩方权利的限制是控、辩失衡的现实原因。从立法入手限制控方的权利,保障并扩张辩方的权利以矫正现有的律师辩护制度,是诉讼程序正当性以及被告人人权保障的要求。具体说,就是要赋予辩护律师取证权、讯问时在场权、强化申请取证权、扩大阅卷范围等权利,并进一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建立强制辩护制度。     

论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

在当前刑事司法中 ,切实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是实现其辩护职能的前提和基础。本文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 ,就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辩论权和律师执业权益诸方面 ,探讨如何加强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 ,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制度化。     

论我国侦查程序律师辩护制度的完善

侦查阶段是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种价值目标冲突最激烈的阶段,因而也是犯罪嫌疑人权利遭受侵害最危险的阶段。为了更好地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利和完善刑事诉讼结构,必须更好地完善律师在侦查程序阶段的辩护权。针对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该赋予律师在侦查程序阶段的在场权、申诉权,同时扩大律师的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法律辩护的逻辑问题

本文对法律辩护的逻辑问题作以初步探讨，对辩护逻辑的研究对象、基本内容作出界定，对辩护活动中思维特点进行了阐述，对辩护活动中的程序，及辩护活动所运用的推理和论证手段进行了分析，具有实用的意义。     

模态信念如何得到辩护？

模态命题作为相信的对象构成模态信念。模态信念在什么意义上是合理的？这是模态信念的辩护问题。若可能性模态命题作为信念对象能够得到辩护，那么，其他模态命题因能够通过可能性命题得到定义也能够得到辩护。但以往诉诸可设想性的策略难以成为模态信念辩护的可行策略。对可能性命题辩护的一个恰当策略应当是：构造一个可能世界，在这个可能世界中有一个因果链，待辩护的命题对应的事件作为因果链的结果，而它的发生是由于因果链上的原因端的某个或某些可能事件。一个成功的辩护便是对这个因果链的辩护以及对因果链上的原因端的辩护。     

无罪辩护实证研究——以无罪辩护率为考察对象

［摘要］通过实证分析可以发现，如果站在客观而非意识形态的立场评估的话，低无罪辩护率首先是一种客观现象，它是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高认罪率决定的，控方质量的日益提高进一步巩固并降低了无罪辩护率。在这个意义上，没必要也不应该赋予无罪辩护率太多的价值期待。当然，在另一方面，低无罪辩护率还是能够反映出刑事辩护存在的问题，即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刑事辩护制度资源不充分问题，而且对律师从事刑事辩护业务及辩护策略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律师基于“自我利益最大化”而非“被追诉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考量进一步夸大了这种影响。     

辩护语句为真何以可能——达米 特辩护主义意义理论研究

达米特为了拒斥戴维森超越于认识能力的成真条件意义理论，提出了“理解一个语句的意义在于构造一个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的辩护主义意义理论。从“辩护语句为真何以可能”这一先验式问题出发，可以揭示语言意义理解的两种辩护程序：一是证实主义的辩护程序，即构造证实一个语句为真的典范性证明；二是实用主义的辩护程序，即构造接受一个语句为真而衍推出后承的典范性证明。两种辩护程序之间具有协调性、统一性关系。辩护主义意义理论的哲学意蕴在于，构造语句为真的辩护性条件是语言意义理解的先在性条件，以及获得语言意义的理解必须依赖于人的理性能力。     

我国程序性辩护滞后的原因及其对策

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程序性辩护都比较发达。近年来，在我国刑事诉讼领域，程序性辩护作为一种新型、“进攻性”辩护形态，从诉讼规律上看，程序性辩护的发展相对滞后，既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刑事诉讼对程序正义的要求，也无法与国际上的一些通行原则接轨。文章对程序性辩护发展滞后的原因进行剖析，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     

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难的多视角透视

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难已经成为我国当前刑事辩护中的一大突出问题，其深层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观念和体制层面的原因，也有证据和法官心理层面的原因。律师正确的辩护意见难以被采纳，不仅违背了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要求，而且会导致律师辩护职能的萎缩。保障律师辩护意见被采纳的措施主要包括：建设法律职业共同体、优化诉讼结构、实现法庭的自治和自决、建立判决理由制度以及构建程序性的救济机制等。     

论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律师辩护“全覆盖”是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值班律师制度的确立为我国律师辩护全覆盖迎来契机。但囿于“法律帮助”的有限性，应警惕以“法律帮助”取代“辩护”。有必要在社会福利制度框架中重新审视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合域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经验，对我国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科学设计。原则上应当以经济困难作为适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标准，合理界定强制性指定辩护的范围，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积极推动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结构性改革，着力实现律师辩护“全覆盖”向“有效覆盖”的转型。     

冲突与整合──刑事辩护制度的文化分析

刑事辩护制度是西方法文化的产物，对人的尊严给予平等尊重和保护是刑事辩护制度内含的文化主题。这一文化主题使刑事辩护制度表现出独立、平等、权利和民主的优秀文化品格，而这正是否定个人价值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所不能兼容的。因此，刑事辩护制度的移植带来了激烈的文化冲突，并因此而决定了刑事辩护制度在中国的曲折命运。然而，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在刑事辩护制度上的对立和冲突毕竟已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尽管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这场冲突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惯性力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力量正在逐步消退，它的社会同情正在逐渐丧失。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西方法文化暗合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主题，已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所理解和接受，并逐渐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和文明审判的本土资源，从而为刑事辩护制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