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文情士心:明清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

考察戏曲小说评点的基本材料可以探讨明清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明清时期的文学评点出自文人之手,其"文人"和"士人"的身份导致了他们评点批评的两个精神向度:一是审美批评,二是社会文化批评。他们的审美批评,既体现出从印象式批评到理论化批评的演进,又包含着批评姿态、不言之言以及文情激荡的特征。他们的社会文化批评,表现为社会关怀、伦理维护和"发愤"、"抒愤"的士人情怀。明清文学评点的精神向度与文学创作相辅相成,构成了另外一重值得探讨、品味的精神世界。     

文学的审美批评与现代文学研究

文学的世界是审美的世界 ,文学批评便是对艺术世界的审美批评 ,而不是对日常世界的政治批评与道德批评。由于中国历史文化情境的特殊性 ,政治审判与伦理审判在文学研究中较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 :作家政治身份决定论 ;政治题材决定论 ;政治价值决定论 ;文学之争延为政治之争。政治审判造成文学标准的扭曲、文学与生活关系的扭曲等诸种弊端。文学可以有实用的艺术与审美的艺术 ,但文学批判则只能首先是审美的批评 ,对现代文学的批评 ,也应是审美的艺术     

"海上五剑客":论新海派批评流派的形成与特色

2 0世纪 90年代后 ,上海形成了新海派批评群体。他们继承了“五四”新文化的启蒙意识 ,借鉴了 2 0世纪西方后现代精神 ,在解读当下社会、文化、文学方面表现出深刻的同情态度和新锐的批评精神。是当代中国较有代表的批评群体 ,已经显示出某种独立的批评流派特征。     

论魏晋南北朝之屈赋批评

魏晋南北朝之屈赋批评对汉人成说多有继承和深入的发挥,更有在批评角度、批评标准上的新变——重视对于屈赋的文学评价,重视对于屈赋文学精神和文学意义的揭示。加之他们有着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视野,所以对于屈赋的品鉴显得异常精要,常发前人之未发。当然,传统儒家功利主义文学思想也限制了他们对于屈赋的理解,而对屈原思想行为的冷落,甚至批评,也导致了他们在论及屈赋时很少关注屈赋文学精神的形成和艺术成就的取得与屈原个性、气质和人格之间的关系。屈赋批评在魏晋南北朝所表现出来的上述特点是中国思想史、文学史和文学思想史发展到本阶段的必然结果。     

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新策略--批评名家的理由

本文探讨了当下中国某些文学“名家”频遭评论家批评这一突出现象。认为:批评名家,就是批评由他们所代表的种种不良的文学倾向和种种负面的文化现象,也是对大众审美趣味的挑战和提升。针对部分作家和传媒所指斥的“酷评”,本文也作了辨析。认为动机严肃、文风生动而苛刻的批评,是文学评论家在文学边缘化、文学传媒化时代的批评策略。     

在蹲点中我开始尝到了一些甜头

中央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的精神传达后,我们开展了学习讨论,揭露了我们过去政治理论课教学中理论脫离实际、教书不教人的资产阶级方向和方法。同学们也对我前几年的教学工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在大字报“教条主义十种”中称我是死记硬背的教条主义。当时,我缺乏自觉革命的精神,沒有把批评当作改正错误的起点,而计较个     

叶荣钟与台湾汉诗的现代性

现有的台湾文学现代性研究框架注意到了传统的现代转化、殖民支配和本土性书写等维度,提示许多有益的思路;叶荣钟一系的汉诗写作,则在政治与文化的共生等方面呈现了自身展开的独特进路,并揭示历史和精神进展的内在动力。就此而言,叶荣钟等人的汉诗政治,有助于激发对台湾文学现代性问题的重新理解：首先,他以其汉诗实践超越了新旧文学的纠葛及自身思维中的紧张;其次,他的汉诗史观凸显一种批评的精神,勾勒了台湾汉诗的两种政治;再次,他的汉诗政治,以汉诗与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的共振拓展了反殖民的空间,并在对“文”的执着中试图完成精神上的自我拯救。     

中国现代泛印象主义文学批评的文化品格

“印象的批评”是旨在强化批评家个性主体意识和主观情感评价功能、以主观的和印象的审美眼光评价文学的一种泛化批评形态。中国现代泛印象主义文学批评在20年代和30年代中国现代文化语境中成为文坛上的一道独特风景线。他们所倡导的文学批评的自由与宽容、创造与超越的理论品格,对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历史主义和政治论、道德论文艺批评,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借鉴意义和认识价值。     

文化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定位

文学是用语言表达的艺术,也反映文化精神和日常生活,因此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在批评对象上相交,而文化批评在文化精神和日常生活维度展开,文学批评在审美维度展开。文学批评包含若干方法子类,其中母题研究和原型批评既属文学批评也属文化批评。以文化研究为背景的文学批评,在比较文学“、五四”新文学、历史小说、女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等研究领域更有阐释时空。文化批评在文学研究中的恰当应用,是由作品的文化内涵决定的。     

诗学“以德为本”的价值理性

中国古代诗学建筑在儒家文化的广阔背景上,这种诗学的审美批评本体论所依据的是以"德"为根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诗学的德本属性由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所规范,体现了中国特色的以人伦为中心的德本精神.以德为本的文化精神作为中国古代诗学初创时期的逻辑框架,成为诗学的内在要求和价值指向,并由此形成了超稳定的传统,以及以价值理性、人文理性和社会政治观为基础的文学批评形态.     

“不知之知”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贯通——对《庄子·应帝王》开端的理解

《庄子》对政治生活的思考以"四问而四不知"为起点,以浑沌之死为终点,"知"作为"人的机制"乃是凿破浑沌的关键。"不知"不是知的"否定",而是意味着更深层的"不知之知",从"知"到"明"到"神"的层层深入、上达的认识运动,内蕴在"不知之知"的深层。也正是"神"、"明"构成了通达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帝王之德的内容,与此相对,"知"则将认识限制在"人的机制"中,阻碍了对未知的天道、地道的开放。就此而言,庄子以"不知之知"为起点的政治思考,通向的则是天地人三才贯通的帝王政治类型。     

“信仰危机”与信仰的升华

信仰是人的精神生活中最重要的层次和形态之一。我国目前所谓的“信仰危机”现象,实质上反映了人们对信仰进行深化和升华的内在要求。对有关社会现象给予深入、冷静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将高度的科学精神引入信仰领域,促进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汇合,是实现信仰升华的根本途径。     

鲁迅作品中的复仇主题新论－－从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谈开去

在鲁迅笔下,"摩罗"、"中间物"、"脊梁"等语词置于不同时期、不同社会矛盾中,在作品中反复出现,鲁迅借此赞颂反抗压迫的复仇精神.     

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论

胡风生平简要。胡风对两种文学倾向不满。一种是对周作人和林语堂的脱离现实的“兴趣主义”和“性灵主义”不满,认为这是与时代精神向背离的;一种是对“左联”内部的从前苏联引进的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以及其后在“左联”作家队伍中所产生的“主观公式主义”、“客观主义”不满,认为这是违背“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他在这既反右又反“左”的斗争中,从自己和同行的创作中,领悟并创构了一个理论,这就是后来给他带来无穷灾难的“主观战斗精神”论。从文学创作的认识论的层面看,胡风的“主观精神”论是一种独特的有价值的创作美学。从作家人格论的层面看,胡风在他的文学理论生涯中,所追求的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与人格塑造有关。其价值取向是为了追求高度的艺术真实。     

学习“七一”讲话精神 实践“三个代表”思想

本文紧密结合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运用政治组织结构理论,分析了“三个代表”的超越式代表特征,并从理论、实践上论述了工人阶级的先进性与“三个代表”中的先进性的关系,认为“三个代表”真正全面地实现要求我们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坚持阶级先进性,这是实现“三个代表”的惟一党性基础和根据;最后作者从分析社会民主党现象入手,提出在当前市场经济带来的多元环境条件下党要重视大群众基础,并论证了党增强阶级基础与扩大群众基础的对立统一关系。     

“礼”的伦理意蕴

"礼"最初带有宗教色彩,经过夏商周三代,"礼"完成了向伦理范畴的转变。作为处理人伦关系的准则,践行"礼"的前提是"正名",而"礼"的各种规定又维护了"正名"所确立的人伦关系。作为一种伦理精神,"礼"主要体现在诚、敬、序、履四个方面。从本质而言,"礼"设计了伦理实体,规定了人伦关系,体现了个体性向实体性回归的伦理精神。     

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离不开艰苦奋斗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蕴涵着艰苦奋斗的精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与时俱进就离不开艰苦奋斗;坚持党的先进性,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也离不开艰苦奋斗.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宗旨和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必须长期坚持艰苦奋斗.     

弘扬"五种精神" 实践"三个代表"

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知难而进、一往无前,艰苦奋斗、务求实效,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五种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时代精神。伟大的事业需要这种崇高的精神,只有崇高的精神才能支撑和推动伟大的事业。     

论“资本精神”与儒家价值观的当代交融

在学术研究中,马克斯·韦伯对中国儒家价值观浸润了独特的理论情怀。"韦伯命题"宣称:经由儒教无法通达资本主义大道。如此,儒家价值观与资本逻辑的思想载体——资本精神,也便丧失沟通之合法性。在资本全球扩张的今天,资本精神与儒家价值观内在一致性的开掘、中国市场经济独特属性的凸显,打破了"韦伯命题"的逻辑强制,进而使得二者深入交融成为必要和可能。而构建当代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呼求,则又为它们互溶互生,提供了契机、载体和通途。